我的妻子路喜凤的姨夫杨永杰，就住在杨家湾。

杨永杰原是望江寺小学的老师，1962年糊里糊涂被下放回家当了农民。四人帮倒台后，上级为当年被下放人员发放一定的生活补助，当时我在铺镇区教育办公室工作，和老同学刘隆华一起落实这项政策。奇怪的是，在汉中市（现在的汉台区）档案馆里，就是查不到他的下放审批表。这时的杨永杰白发苍苍，视力减退，走路杵着棍子还颤颤巍巍，样子着实可怜。有心帮他但无能为力，一连跑了几趟档案馆都空手而归。为什么别人的东西都有，唯独没有他的呢？档案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线索：是不是在区划变动时，窜到南郑县去了？有了这个线索，我一连去了几次周家坪，终于在南郑县档案馆里查到了一张表格。表格上面只有杨永杰三个字，其余项目全是空白，只在下面的上级单位审批栏里，有“同意下放”四个字和一个公章，并注有年月日。显然，“杨永杰”三个字不是他自己填的，是由人一手操办的。想来这杨永杰下放的也着实冤枉。好在还找到了这张表，如果没有，就被认为是自动离职，或者是开除回家，连领点生活补助费都不可能。

杨永杰弟兄三个，他为老三。土改时，被定为小土地经营，属中农成分，与上中农成分小土地出租还差一截。要把他们升格为地主富农，首先，土地面积要达到一定数目。土地面积不够咋办？有办法，添！反正农业合作化这么多年，地界早已发生变化，谁能说清楚哪一块是谁家的？即是能说清楚，谁又能给你实事求是的丈量，得出准确的结论？其次，要有为他们干过活的长工短工，没有了，编！找一些“有阶级觉悟”的人冒充，证明一写，指印一按，不就铁板上钉钉——铁定了吗？

杨家以往虽是自种自收的小户人家，但对子女上学读书极为重视，三兄弟里有两个女儿是公办教师，儿子里面有在公社、县上、地区里工作的干部，其中还有领导干部。这在村里和当地一方过于突出过于显赫。长期小农经济生产所滋生的意识里，仇富的嫉妒心理不足为怪。这大概是除了因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外的一个重要因数。

有了土地超额的材料，有了雇长工短工的证明，社教铺镇分部很快有了回复，将三家的中农成分重新划定为地主成分，解决了该村民主革命不彻底的问题。

接下来，自然是“斗地主”和没收财产。三兄弟呼天抢地冤声不断。但只要入了这一“行”，就由不得你了，个个被“斗”得遍体鳞伤，还要挂着牌子，上写“漏划地主分子ＸＸＸ”四处游乡示众。

四姨家只给留下一间四八尺（指房顶的一面，由一个四尺和一个八尺椽子连接而成，是农村里对房屋大小的通常叫法）的房子，又小又矮，充其量不过十二三个平方米。家具只剩下一个三条半腿的破桌，床没留下一张，两儿一女都和父母一起睡地铺，况且，女儿秀花已经二十三岁，两个小儿子，一个二十一岁，一个十九岁，都已经是大儿大女。门口不到二尺宽的房檐下，盘一口独灶，就是一家五口的厨房。生活的困顿与尴尬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天晚上，公鸡已叫过两遍，离天亮没有多长时间了，一连几天没闭一眼的杨永杰推醒身边的四姨：“他妈，我有话要和你说说。”

“睡，天大的事明天再说。”四姨还在朦胧中。

“我思前想后，秀花得找个婆家，早早推出去算了。这两个儿子是接（娶）不到媳妇的，将来遇到合适的人家都给人家过继（做倒插门女婿）。”

听到这儿，四姨突然一个激灵，全醒了，急忙披衣坐起：“他爸，你咋说这话？是啥意思？”

“小声点儿，孩子们都累了一天了。没啥意思，睡不着啊，想和你谈谈闲。”

“你可不能想不开，你看她三姨家（指喜凤家），从土改起到今天，还不照样活着？到什么山下唱什么歌，世上哪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不能撂下我们娘们几个不管哪。”

“你想到哪去了，我不过是想和你说说话。”

估计天快亮了，杨永杰悄悄起床朝村南的路上走去，蓦然惊醒的四姨急忙撵了出来，问他去哪？他说是昨天公社下了通知，今天一大早要去汇报思想。

“我也去。”

“人家又没叫你去。”

“没叫我去我也去，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要死一块儿死，要活一块儿活。”

杨永杰还要走，四姨一个小跑撵了过去，一把抱定他的一条腿，索性坐在地上，死活不松手。不一会儿，天渐渐亮了，村里有人起床了，过来劝他们，看看来的人越来越多，他才无可奈何地随四姨回家。

杨永杰坐在地铺上，四姨端来板凳守在门口，啥活也不干，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贫协组长来了，他人还没到声先到：“杨永杰！杨永杰！大半个早晨了，为啥不上工？想当地主老爷是不是？还想摆你当‘先生’的臭架子！”

“我有病，上不成工。”

“我看你是心里的病！还想要用革命的铁拳头给你治？多半个早晨不上工，你是怎么接受改造的？是不是身上的皮在遭痒哩？……”

组长的威风还没耍够，一个小伙子风风火火地跑来了：“组长，快，快，出事了！”

“看你这个怂样！你家火上房了？还是野老公上床了？”

小伙子有点结巴：“工，工，工作组长，叫，叫你哩。”听说是社教工作组长叫他，他才回过头来朝对方瞪了几眼，“还不赶快上工去！没王法了，你等着，回头再和你算账！”

贫协组长刚一离开，杨永杰忽地老泪纵横大放悲声：“大哥！二哥！咋不等等我呀，你们走了，兄弟我咋活呀！……”

四姨叙述到这儿，低下了头，豆大的泪珠吧嗒吧嗒地砸在地上，我们只好挖空心思找词儿安慰她。平静一会儿，她抬起头满眼婆娑长叹一口气：“不该呀，真不该呀，我真不该给他捡回一条命，还不如让他死了算了，活着还不如死了，死了干净。”

杨家三兄弟，受不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头天晚上约定第二天趁天还没亮，一起自杀。

杨家湾东边有条小河叫洪沟河，是汉台区和城固县的界河，流到村东南，形成一个深深的大水滩，人们叫它八卦滩。天亮了，老大老二等不到老三，见二十二斗大堰上已经有人走动，随即各自大喊一声“苍天哪！”跳入滩中。等到堰上的人撵到滩前时，只见滩面上泛起丝丝涟漪，一切又归于平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死了的人像流水一样走了，得到了解脱，而活着的人却要承受更多地磨难。

“多好的人，好人咋就没好报哩？”喜凤常常为她的表姐杨秀花叹息。

杨秀花的确是周围一带的大美人，而且温柔贤淑勤劳质朴。二十岁时找了个婆家，对象是先当兵后进国防工厂的转业军人，这在当时军人、工人吃香的社会现实里，是个令人羡慕的亲事。只是小伙子的父亲生了重病，四处求医，无暇顾及其它，儿女的婚事只好暂搁一旁。谁知“四清”运动来了，杨家补定为漏划地主，为了自己的前程，小伙子毅然决然退了婚。杨秀花从人人羡慕的美丽少女一下子变成了无人问津的丑小鸭。残酷的现实，迫使杨家尽快把她送出去，于是给她找了现在的丈夫。这个女婿家庭贫农成分，是杨家所希望的，想为女儿改变命运。但就是身体不好，他家住在中湾村，离杨家湾不过二三里地，杨家是知道的。正如旧小说里所说，“明知不是伴，事急却相随”。没过几年，女婿丢下了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和刚满两岁的女儿及漂亮的妻子走了。把养育子女的重担，一古恼儿留给了孤苦伶仃的杨秀花。那年，杨秀花才不过二十七八岁，而且，一直守寡至今。

我曾在去学校的路上，碰见她在大渠里洗衣服。三十出头的人头发已经花白。脸上早早布满了“愁纹”，苍老得像年过五旬的小老太婆。

四姨的二儿子杨志明，和媳妇都是小学里的老师，父母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后，子女跟着陪斗，积极分子要他用毛主席的教导检查自己的思想，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由于我……”。积极分子没有听到过这句毛主席语录，认为他是编造主席语录，接着就是一顿毒打。后来知道确实是主席语录后，又说他是借毛主席语录来讽刺挖苦贫下中农，自然又是一顿拳脚相加。公社社教工作队命令他每天早晨六点钟，准时到公社汇报每一天的思想和作为。要不是社教工作队悄悄撤走，不知道要汇报到那一天是个完。（杨志明2009年去世，时年六十四岁）

四姨的大儿子杨志元，自公社化后，一直是大队会计。为人老实本分不善言谈。家庭成分一变，他就成了“四清”重点，账面上查不出破绽，就在账外找岔子。并说他嘴上不言心怀不满，顽固不化伺机报复。他先是陪父母挨斗，随后又成了“四不清干部”和“阶级异己分子”的双料货色。

就在杨家老兄弟俩投水自杀没几天，又一个噩耗传来：喜凤大爹的大儿子路连科，撇下了年迈的父母、妻子和四儿两女，喝老鼠药自杀身亡。年近八旬的老父亲整日以泪洗面，不久也活活气死撒手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