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树村杨仲梁（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博学多闻，曾是一方名士，土改后，兄弟两人戴上了地主帽子）的弟弟，外号人称“三犟子”的杨家声，性格倔强刚烈，运动开始后不久，不堪受辱，一根麻绳悬梁自尽。（老大杨成栋，字子干，也是一方名流，土改时在铺镇中学教书，躲过了一顶地主帽子）。

离我村仅一公里的毛堰大队支书毛全安，被打斗得受不了,撇下妻子和三儿一女跳塘自杀。

这样的人间悲剧，差不多每天都在一个个村庄里上演。

喜凤的大哥路连璧，自父亲死后，是家里的顶梁柱。1962年冬，村里人刚吃饱了几天肚子，满以为有了“三自一包”的政策，这下好了，重新操起旧社会村里曾开过的烧房烤酒，大哥看人家烤得热闹，经不住别人的劝说，也跟着烤了一座。卖了三四十块钱，结去老本，赚了几块钱。到了社教时，贫下中农烤酒是认识问题，地富子女烤酒就是政治问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是反攻倒算。大哥被罚款五十元，限期交清，否则拆房毁屋绝不姑息。

五十元，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当时，一个全劳力干一天活，挣不到一毛钱，全年也不过挣上二三十元。要在短时间里凑够这个数目，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大哥几次欲寻短见，要和堂哥走同一条路，被家人牢牢看住，没能如愿。这天傍晚，喜凤来学校找我，说明情况后，我立即向总务老师胡秀德求救，第二天，胡老师推说到文川去买办公用品，取回三十元。当晚十二点“政治学习”完了，我请了假，提了垒球棒（当地有狼），一路小跑送到路家冲去。有了这三十元钱，大哥把厨房和猪圈房顶上的屋瓦全揭了，给生产队抵了二十元，事情才得到了断。事后大哥曾激动地对我说：“龙德，你救了我一条命啊！”

像大哥这样被逼得欲死而未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最要好的同学王喜录，其妻余子琳的父亲（望江公社余王村人），被补定为漏划富农，积极分子一杠子下去，打断他一条腿，不但不让看病，还叫儿子用鸡公车推着四处游乡示众，终生落下瘸腿的残疾。人性的缺失和行为的残酷，已经退到了原始社会的地步。

簸箕湾的大队支书周永红，在大渠边修了三间瓦房，引起人们的嫉妒，社教时，三间房叫生产队拆去了两间。若不是妻子看管得紧，十个周永红也活不了。因心里想不通，堵着一口气，三年后，得癌症去世。

汉中县有一条横穿丘陵南端，自西向东而流的灌溉渠，满满的渠水里，隔三岔五就会飘过来一具死尸。起出，周围的人发现了还捞上来，等待家人前来认尸，后来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无人再管。若发现死尸卡在那里，就用手中的锄头一送，让他顺水而流，免得尸臭难闻，也免得招惹麻烦。

本土作家王蓬，写过许多文学作品，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的一篇纪实散文。文中写道，在社教时，家乡（汉台区宗营镇）的渠水里飘过一具死尸，社员们把它打捞上岸，有人脱去了死者身上的衣裤，后来穿在自己身上，旁边的人还说，嗯，挺合身的。王蓬由此感叹：红军长征时，曾为牺牲了的同志身上的衣服开过会，是让它继续为革命服务？还是留给死者？那时是在长征的时候，而今天却是革命胜利以后……

曾在汉中县“四清”工作团内清办公室工作过的张大成先生，在《古稀回眸》第285页记载：“四清”中，工作组大搞逼供信，有的干部多次被打，至今卧床不起。“四清”后期多数干部被撤换处理，有些还被逮捕法办。新铺公社479名社队干部，有388名被撤换处理，其中24名被捕；王家山大队42名干部，有39名被撤换处理，其中2人自杀，4人被捕；全大队8名党员，7名被定性为“贼”。另一调查组在狮子营（属铺镇公社）大队调查，结果也是如此，有些情况甚至更为严重。

近日翻阅“汉中市志”（1994年12月出版，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84页，汉中县在“四清”运动中，自杀者XXX人。补定地主富农成分的XXX户。

作为市志编纂者，真的不清楚具体数据非要用XXX代替吗？当然不是，似有难言之隐或深层忌讳。但至少也有１００人或１００户，至多呢？只今仍是个谜。

“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一词，它的定义、内涵实在是太深奥了。就连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苏联的领袖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尚且为“社会主义”争论不休，互相指责、互相谩骂、互相否定、互相攻讦，小百姓要想弄懂它，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不自量力。只是这“教育”二字，变成了打人、骂人、侮辱人格、戴帽子游乡示众、动用各种千奇百怪的酷刑，把人当草芥虫豸一样往死里折磨，这难道是“教育”应该和必须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吗？

秦时苛政，无辜百姓投入监狱含冤而死，变作名叫“怪哉”的虫子（见东方朔传）。日月轮回经过了多少个年年月月，人类历史在不断进步和发展的脚步声里走到了现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名义下，全国却变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确实有点儿“怪哉”！“怪哉”！

附   录

干部四清自杀。农民：不稀罕，大跃进死那么多人

作者：李若建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简称23条的四清文件，把四清运动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时已从经济清查转变为意识形态运动。

这次运动声势浩大。甘肃张掖地区一共65万人，四清工作队1.7万人，另有1.1万的农民积极分子和大学生，合计2.8万人。

广西的武鸣县平均每个大队的四清工作队员40.6人，比土改多2—3倍。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干部表现最恶劣的事期，不少农民直接迫害致死，间接迫害致死的更多。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拆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注：魏命铎：《中国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422页）

在四清运动中，农村基层干部只要有一点历史问题，就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青海省民和县华林滩大队支书，用拔断筋、砸骨盖等12种刑罚残害群众，打残废3人，并活埋了一个孤儿。因他当过伪兵，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1963年的后十条出台后，针对农村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的整顿力加强，原来一些饥荒中放松的控制重新收紧。陕西户县一个村，素有’“合麻绳”的家庭副业。110户（中）96户干这个行当，工作队对41户罚款和补税，引起民怨，被定为对运动的反扑，为首者被定为反革命，分别判处4—5年徒刑，导致家破人亡。（注：李百灵：“发生在社教运动中的一大涉税冤案）

从土地改革开始制造敌人是控制农村的重要方式。

四川省三台县的试点公社，有345户被重新划定成分，占总户数的12.4%。日子过得好一点的，从贫农成分改划为地主，甚至有农民对自己从中农被划为富农不满，以“反攻倒算”划为地主。（注：唐宏毅：“鲁班”社教运动）

“后十条”指导下，四清运动中的阶级意识空前加强，文化大革命中个别地区发生残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惨剧，湖南省江华县被杀743人，被迫自杀的45人，其中四类分子343人，子女280人，贫下中农109人，其他56人（注：《江华瑶族自治县志》）

零陵县四类分子及子女被杀200余人（注：《零陵县志》）

云南省盐津县1968年在“杀四类分子无罪”等口号下，被非法杀害者337人（注：《盐津县志》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