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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的号召。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24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与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

1月25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1967年2月5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一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一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加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了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出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出副司令刘XX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困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

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XX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1967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叶剑英）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宁，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

1、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2、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同我、康健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霖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的尊严。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