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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中，我因向报社投寄一篇为诗人流沙河鸣不平的文章而被打成“右派”。接着，又因收听“敌台”被打成“反革命”，判刑15年，投进监狱“劳改”。1972年8月9日，我终于把这个15年的“牢底”坐穿了；当时正在文革中。监狱劳改干部朱贻蛟把我叫了去对我说：“你明天就满刑了，你有什么想法、打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那就请政府依法释放我回家去。”谁知“朱管教”一听冷笑道：“你想摆脱无产阶级专政是吧？告诉你，趁早别做这个梦。第一，你虽然满刑了，但仍戴有反革命帽子；第二，根据你的犯罪和改造期中的表现，你还不适合于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人民群众也是肯定不欢迎你的。因此，经研究决定，对你进行强迫留队继续改造思想。哪一天思想改造好了，哪一天才可以回到人民行列中去。”

那位“朱管教”见我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便又继续对我进行“教育”道：“思想不要抵触，抵触也没有用。当然，政府对你们也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并给出路的嘛！从下月起，一般就业员月工资是十八元五角，鉴于你有一点医疗技术，按技术工种对待，每月工资二十九元。政府还是照顾你吧，你应该很好地领会党的宽大政策，加强思想改造才是唯一出路，抵触、抗拒只有死路一条……”就这样，我从二十岁起，劳改十五年后，又开始步入“强迫留队改造”的“就业员”生活。

如果说就业员和劳改犯人有什么区别的话：第一，每月有点工资——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29元的工资，让当地许多农民都感到“羡慕”，因为他们当时干一天农活最多两、三角钱，有的还不到一角钱；第二，可以不再穿囚服（但有的就业员由于既缺钱又缺布票，还是把那劳改服穿在身上）；第三，星期天经过批准可以出去在附近赶集买点当时极其匮乏的日用品；第四，也许是最大的差别，即从“理论上”讲，就业员可以找对象结婚——但实际“操作上”比登天还难。

当时监狱所在地附近农村缺医少药又无钱，而监狱医院不仅靠劳改犯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金充足，设备齐全，还关押和使用着多名“资产阶级反动医学权威”级的中、西医师。当时地方许多基层医院经过文革七斗八斗，多搞成了半瘫痪状态，所以当地的县长、书记都争着来我们这里住院。当地农民看病则必须持大队证明其成分是“贫下中农”、非“地富反坏”，否则免谈。当时我在医院门诊上班，因此认识了许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于是，经一位友人李希才君的介绍，我才在36岁那年与－位年方二十、姓张的农村姑娘谈上了恋爱。

作为男友，我第一次去到未婚妻家，顿时被农村吓人的贫困状况所震惊。她一家五六口人挤在三间茅草房中，土墙上的裂缝，手都可伸得进去，从茅屋顶和墙上的破洞可以看到外面的树木与天空。“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这是“元曲”中的名句，但这里却绝非“名利竭，是非绝”的世外桃源，而是在毛暴政下，中国农村贫穷到骨的写照。

未婚妻的家中，就只有几条木板凳，一张破桌子，真是“家徒四壁”；更要命的是床上铺的就是稻草、烂布、破被，大洞小眼。当时农村蚊子又多，挂了多年的蚊帐，上面一个个破洞拳头都伸得进去。这就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农村“翻身解放”了的农民过的生活。这是我从学校到劳改队、从书本到报纸上都不可能知道的真正知识。

我虽然也穷得够呛，但也得帮帮他们。我回来后，便打起了“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歪主意”。当时我们医院有不少医用纱布、治疗巾之类的，仅用过一两次，但还像新的，四处乱丢无人管，我便毫不客气地将其收捡起来，化整为零悄悄地带到她家里去，用以补被单、蚊帐、衣裤等。在那既无钱又无布票的时候，这比当今送名牌提包更“实用”。那时，农民既无肉票也无油票，粮食少，喂不肥猪，几个月吃不上肉是常事；没有油，菜只有用清水煮。我每月供给的几两油和肉全都给了她。就在这样的贫困中，我们互相同情了解，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然而监狱当局竟然不予批准我们结婚。当时监管“就业员”的“中队长”叫武占槐，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痞子，他振振有词地说：“你们就业员结婚，回你老家去找，在我们监狱周围农村找贫下中农，政治影响坏！”什么“政治影响”，怎么“坏”？谁知道？无理可讲！

我不甘心，反复申请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监狱干部中也有个别较有知识、比较通情达理的人，他们见我还年轻，就在领导面前给我说了些好话。领导终于松口，但却提出个“要求”，叫我去把我女友及她的父母找来，他们要亲自问我女友是否了解我、是否真正愿意嫁给我。我只能照办。事后，我女友告诉我，所谓“询问”就是恐吓加威胁，要她不要与我结婚。那位所谓的“管教科长”对她说：“你们知不知道此人是反革命，现在还戴有帽子，也就是四类分子、管制分子？”我女友说“知道”。“知道还和他来往，还打算和他结婚?”我女友说：“过去犯了错误，政府教育，改了就好。”那位科长说：“你农村人没文化，糊涂！这哪是错误？是反革命，阶级敌人。你要是和他结婚，你家里人今后想要参军都不得行，你们一辈子都伸不到皮（方言：受歧视之意）。”但不管这位科长如何说，我女友对我已有一定了解，还是坚持要和我结婚。人家是贫下中农，理论上叫“国家的主人”，科长没权去管人家，没办法，只好算了。此时我才明白，人家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你这些“阶级敌人” 有家庭、婚姻。那位科长的这些话让今天文明人听起来，真无异于天方夜谭上的故事。

我终于被“批准”结婚了。我们去到公社领个证，就算完事。没有仪式，更没有婚纱、宴席，在就业员的集体宿舍中，划出－间小屋，里面有张1公尺宽的床，一张小桌，几个木凳，这就是我今生新婚之夜的“洞房花烛”。领导临时准我与妻住3天。

好在还有几个平日相处较好的难友，帮我买来了点花生、劣质香烟，大家聚在一起，以茶代酒，算是我们的“婚宴”。其时正值中秋后，一场雨过，皓月当空。我自我安慰，虽清贫如洗，也总算是花好月圆了。待妻睡后，倚枕吟哦，遂成俚词一首，调寄《满江红》：

“骤雨初停，碧空净，晚风渐歇。浮云散，天际星淡，临空皓魄。丹桂月前红欲染，青枝雨后翠若滴。最可怜花影上瑶阶，天籁寂。

追往事，情激越；闲愁恨，何时绝？三十年一梦，轻抛岁月。壮志凋残如水逝，韶华消磨似烟灭。喜素娥与我结同心，盟头白。”

三天后，我上班，妻回娘家。

妻子娘家离监狱约有七八里之遥。那时没有“双休日”，就只有星期六晚才能回家与妻团聚。所以每周从星期一起，便搬着指头算，还有多久才是周末“胜利逃亡”的时刻，去完成一周一次的“鹊桥会”。

然而周末回家去也有不少令我尴尬的事。一是那时农村几乎家家养狗，那狗也“怪”，看见农民不大去咬，一见我，好像也怀有“阶级仇恨”、知道我是“反革命”似的，便群起向我扑来，不仅狂吠，硬是要咬我。最怕的是多条狗从四面来袭，真难以应付，有次裤子都被狗撕烂了。以后每次回家，我只好手拿一根棍子以痛打恶狗。邻居见状不解，便问我妻：“你爱人怎么年纪轻轻就拄拐杖了？”妻听了哭笑不得。更令人烦恼的是怕下雨，特别是连日阴雨后，农村田埂路泥泞难行。我这个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人对此极不适应，不知摔了多少回跤，有一次还跌下田去全身弄湿。那时买衣必须用布票，又缺钱，所以少衣缺裤，真弄得“捉襟见肘”。到了夏天，由于农村卫生差，屋前后都有粪坑，外加杂草丛生，导致蚊蝇滋生，一到傍晚，屋内外群蚊乱舞。记得我女儿一岁时被咬得直哭，那时连蛟香也没有，更没有电扇，我只有挥舞篾笆扇以驱蚊护女儿。夜间睡在床上，虽然补好了蚊帐，帐外的蚊子轰鸣如雷，像要把蚊帐掀翻了似的。不过虽有这么多烦心事，但小夫妻一周一聚，至今思之仍觉甜在心间。

监狱每半月便要在周末放露天电影，让农民也来看。那真似节日般的“文化盛宴”，周围十多里的人都要前来“躬逢其盛”。其实电影都是些老掉了牙的如“样板戏”、《地道战》、《地雷战》以及当时的新闻简报（越南打仗、老毛接见外宾之类），偶尔放映个朝鲜或阿尔巴尼亚的影片，那比我们今天看好莱坞大片还珍贵。可惜当时的中国人对国外（尤其是欧洲电影）的一些艺术表现手法已看不懂了，于是便有顺口溜云：“中国的新闻简报，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叫人听了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但不管什么影片，我妻子、岳父母一家必来，我则忙于接待找椅子板凳。电影一完，我们一起回农村：岳父高擎火把走在前面，姨妹、舅子、亲戚断后，妻子叫我走在中间，绝对安全，再加人多势众，狗只敢在远处狂吠，偶有敢靠近的恶狗，都被我的妻舅、亲戚顺手捡起地上的石块打得惨叫而逃。“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我，见此情景，真从心里佩服他们的好手段！

往事如尘，一晃四十多年过去，我的儿女也有了孩子，岳父、岳母都已作古。只有这往日的情景，不管是苦、是乐、是喜、是悲都变成了无尽的怀念……

2017年2月4日完稿

—— 原载: 《中国人权双周刊》
本站刊登日期： Monday, February 20,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