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君子變身中共學者不再振臂高呼》（多維於2013-05-2921:17:10）說六四天安門事件24周年之際，當年“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的周舵，不再振臂高呼“平反六四”，而是與當局妥協，潛心研究憲政路線圖，撰文敦促中共改革。
1989年5月（左起）高新、周舵、劉曉波、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門廣場為聲援民主運動發起絕食，並於6月2日發布《六二絕食宣言》聲言絕食72小時（6月2日16時至6月5日16時），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
1989年5月，高新、周舵、劉曉波、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門廣場為聲援民主運動發起絕食，並於6月2日發布《六二絕食宣言》聲言絕食72小時（6月2日16時至6月5日16時），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
當年的“天安門廣場四君子”，65歲的周舵是現在唯一仍可在大陸較自由發表政見的人。劉曉波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而身陷囹圄；逃亡至美國的高新成為政治傳記作家；音樂人侯德健2006年起定居北京，2011年獲准登台演出，曾接受傳媒訪問稱，不願再觸及政治，有意在大陸開拓音樂事業。
周舵稱，自己轉型後，“中共安全部特務”之類罵聲鋪天蓋地，他甚至用“忍辱負重”來形容自己目前處境。他用對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最終結局的惋惜來解釋自己的抉擇：“政治家最高境界並不是做道德完人和聖賢，而是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並為此不惜忍辱負重。”對於周舵的這番妥協，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理解得來有點悲哀”。
“天安門四君子”（左起）高新、侯德健、周舵、劉曉波於八九年六月二日在天安門廣場發起絕食聲援學生。
主動提妥協換講學發表自由
香港《明報》報道，2011年初，周舵計劃辦一場小型讀書會，特地選在2月，以避開3月的全國“兩會”，但仍受到公安阻撓，警車甚至堵在他家門口。憤怒之餘，周舵開始逐漸思考轉型。隨後，他找到分管的公安，主動提出“妥協條件”：還給他公民自由，允許他自由講學和發表文章，他則承諾不再“惹麻煩”，“什麼叫麻煩，由你們定義”。周舵說，這個決定代價很大，但他也明白，“如果堅持公開要求‘平反六四’，其他的就什麼都做不了”。
此後，周舵的“敏感身份”逐漸洗白，可以出席小型講座、在網上發文。去年十八大後，他更取得了護照，會客的限制也愈來愈少。
政改建議送達中共核心
隨着政見漸變溫和，來採訪周舵的記者愈來愈少。但憑藉自己的人脈，周舵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和中國未來憲政民主發展路線的建議，據說已循不同管道送達習李班子的核心圈。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給一名相熟的“紅二代”女士，由她轉交給兒時好友習近平。最近，又有一名“很有實力”的商界朋友告知，他就周舵的政改建議與“最高決策層”談了兩個小時，據說高層人士對建議未表反對。
近兩年，周舵的政論文章已可在大陸網站發表，網民不用“翻牆”就能讀到。他也開通了新浪微博“*舵爺第一”，談論政改的方案，甚至批判馬克思主義，至今未被禁言或封號。周舵表示，在大陸發文必須用“溫和的、建設性的方式”去寫，開始時很不習慣，內心也很煎熬，“但能把對社會進步有推動的話發表出來，讓社會聽到，這本身是一種技巧，一種本事”。
周舵在美國哈佛大學做了一年訪問學者，回國後創辦了援助農村貧困教師的“燭光工程”，他說：“如果有一天真競選了，共產黨能說他們辦好了福利民生，老百姓自然會問你，你又做了什麼？”
招投降罵名稱忍辱負重
身為八九民運的旗幟性人物之一，周舵的轉型也招來了不少罵名，尤其是一些當年的學生領袖，有人指他是“中共安全部特務”。而“六四”後冒起的一批民主鬥士，也紛紛指他太過軟弱，認為他已“投降”。周舵用“忍辱負重”來形容目前自己的處境。但同時，他也發現，一批大陸原學運成員中相當多人也受他影響，轉走改良路線。他常說的一句話是：“不要僅僅以是否正確來決定做不做一件事，而要考慮成本與收益。”
對於周舵的妥協，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不能說感到失望，只是“理解得來有點悲哀”，對周希望在國內有多些空間做點事表示理解，但同時悲哀中國人在國內要迴避敏感議題來換取言論空間。但李卓人指出，“妥協未必能換到一個空間”，希望周明白中共能隨時變臉，“到時可能連憲政改革都無得講”，又認為香港沒言論限制，毋須不說平反六四，認為應代周“做盡點”，才能為周換取言論自由。
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則坦言有點失望，他明白身處大陸的朋友處境有困難，但認為周舵對1989年六四發生的事、是非曲直相當清楚，應了解官方有否需要負責。
天安門廣場留下的血跡
《美國密件曝光揭六四凌晨長安街殺戮》（2017年6月5日蘋果日報）說日本《產經新聞》曾詳細報道李潔明送返華盛頓的六四密件內容，主要是6月3日及4日大使館人員在天安門周邊目擊的事實。但報道未有說明該報如何取得密件。
報道引述密件稱，6月4日凌晨1時，距離北新華街角1.6公里的民族飯店周圍，開始聽到槍聲。西長安街上，巴士、卡車被反轉、放火，橙色的火焰在道路兩旁蔓延。槍聲越來越大，亮着車頭燈的解放軍裝甲車向東駛去，群眾很憤怒。年長的婦女大叫：“為什麼中國人打中國人？”年輕的男子高呼：“我們是中國人，他們不是。”又指着中南海的方向說：“他們是壞人。”
1時10分，着火的裝甲車疾駛而來。群眾向裝甲車的車輪投擲大片的混凝土，把它截停，憤怒的群眾包圍裝甲車，堆上舊木材放火焚燒。1時20分，後續裝甲部隊一面向人群開槍一面開進北新華街，群眾中染血的人逐一倒地。示威者知道士兵發射的實彈後，恐慌中向天安門方向及小路四散逃走。
1時45分，另一批部隊到達天安門，裝甲車隊面向長安街列陣，到達人民大會堂正東面。裝甲車隊用車頭燈照射東長安街上約一萬五千名示威者，卻靜止不動。2時9分，毛澤東像前面排列的官兵及裝甲車隊向長安街的大批群眾開槍。群眾向東面北京飯店的方向逃跑，很多人中彈倒地，痛苦悲鳴。一名男子想向在場外國人求助之際，額頭中央中彈倒地。
2時30分，約百名解放軍在歷史博物館旁馬路對面趴在地上，瞄準群眾開槍，群眾四散逃跑，但數分鐘後又折返運送屍體，軍隊再開槍，10至15人倒地。天安門廣場的照明在3時半熄滅，但4時27分再次亮起，大批裝甲車、戰車和卡車出現，在廣場北邊的“民主女神像”殘骸被燈光照射。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冒煙。
清晨5時30分，50輛裝甲車、戰車和卡車組成的第2支部隊通過東長安街進入天安門廣場，解放軍用吉甫車上的兩台機槍掃射約15分鐘。這次大屠殺之後，天安門廣場與北京飯店之間的東長安街上有25至30人倒在地上。
6時20分，約40輛武裝車組成的第3支部隊由東長安街東邊進入廣場，以機槍對群眾掃射約10分鐘，造成許多人死傷。
報告指出，兩次屠殺進行時，天安門廣場的官方喇叭竟傳出柔和的廣播，向“北京的友人”表示，混亂已經結束，秩序已經恢復，暴動者已被鎮壓。上午7時30分，喇叭靜默數分鐘後播出中國國歌，之後傳出一把女聲大意說：“同志們，早上好，反革命分子已被粉碎，我們的天安門廣場已回復和平。”
避免泄露情報機密
《產經新聞》報道稱，美國政府長年未有公開這份密件，可能是為免中國得悉美國對掌握實際情形的程度及美方搜集情報的方式。文件進一步引證20年來香港及海外記者的紀錄，證明天安門廣場6月4日凌晨清場期間，軍隊的確開槍殺人。文件進一步推翻了北京市政府89年6月的報告：“天安門廣場範圍內沒有打死一個人。”
當年以學聯代表身份赴京支援學運的陳清華6月4日凌晨3時後撤離，他認為密件內容大致與其親身經歷沒有矛盾，例如報告指2時30分解放軍在博物館附近向群眾開槍，他當時就是身處歷史博物館附近，凌晨2時半左右目睹一人向廣場中央走動時背部中槍倒下。
謝選駿指出：看來，“天安門廣場四君子”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確實是作了偽證。
至於“天安門廣場四君子為何要作偽證”，這個問題公眾不能誅心，要由他們自己來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