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天乐

一、引 言

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後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黨的機关被巡捕破获，黨人名册也被搜去，於是仓猝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澄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於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成为革命军所。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做革命的都督。2

此次发难的仓促情形，和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略同，因瑞澄、张彪的庸懦无能，竟得成功。故中山说：“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它留武昌之新军尚毫无成见也。乃此小部分以機关破壞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3

孙中山先生武昌起义以後，一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並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並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4 各省独立都不是“中华国民军”奉“军政府”的命令攻战的结果（当时，既没有革命黨人统率的“中华国民军”，也没有统筹全局的“军政府”）。 这场革命距今已经105年了，不同的黨派和政治人物对它的意义都有不同的解读，但由於为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所左右，未能全面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检讨民初宪政的得失，故笔者希望重新检讨这场革命的贡献與局限，使有志推动中国民主建设之士有所借鉴。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幾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不仅在中国开了民主的风氣，使人民从此知道了民主共和及法制的知识，而且在动员人们起来参加选举公僕以及在争取自身的民主、自由、平等政治斗争活动中，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参與意识。6 它直接带来两个後果。第一，確定民主宪政。即使後来袁世凯称帝（83日）和张勋復辟（12日），也不能长久，足见帝制违反世界潮流，国人共唾弃之。而辛亥革命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壞论》：“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並没有甚厶神奇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憐。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甚厶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壞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厶？”辛亥革命不久便迎来五四运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7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帝逊位诏书》原件影印版

三、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體；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種種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體而溃决，有待於逐步收拾與逐步清涤。另一方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於创造另一種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與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種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8

革命後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於是创设国会，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於国内实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黨政纲，既无大差别，又各黨背後皆无民众为之基础。政黨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與宪法徒为相聚而之题目與场合。9

革命黨人在革命高潮阶段未能坚持和发展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略，反而一度误认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诸实现”。10 张玉法先生说：“辛亥革命，是经过谈判的过程而完成的。虽然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但遗留下来的问题，未能解决；不但未能解决，且愈演愈严重。”11 孙中山在民国初建立时曾感叹指出：“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12

从民主实践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失败的，原因在於同盟会本身存在致命的缺点。首先，同盟会始终形成不了一个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领导核心，由於同盟会会员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革命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野。有的人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思想仍然保持着原来小团體的宗派观念，对同盟会内部的革命团结，不断起着腐蚀和瓦解作用。同盟会内部的不统一，不仅削弱了同盟会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职能，而且从内部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给敌人可乘之機。13

其次，同盟会领导缺乏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能力。武昌起义爆发後，同盟会由於对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没有及时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去领导全国革命运动，革命黨人没有掌握湖北军政府的主要领导权。12月18日，南北议和开始，革命黨人便寄希望於袁世凯顾全大局，與民军一起行动，迅速推翻清政府。在上下和谈的氣氛中，革命黨人在“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心态下，放弃以武力谋天下的既定方针。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後，黄兴又大力裁军，辞去陆军总长、南京留守职务。由於政权没有一支强固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这就为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提供了条件。14

由於有不少革命黨人认为只要共和国成立，得到列强承认，革命就告成功，至於谁当总统、执掌大权，那是次要问题。他们主张向袁世凯妥协，连黄兴也主张“化敌为友”，建议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早年参加同盟会、後又投靠袁世凯的汪精卫，竟当面攻击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捨不得总统吗？”15

因此，可见同盟会思想衰退不願继续革命。武昌起义勝利，各省独立，“民国”成立和清帝退位，都来得很快。突如其来的勝利冲昏了革命黨人的头脑，他们真的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从此不再革命了。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认为，清帝退位专制已除，民族、民权二大纲领目的已达到，今後所急宜进行的即民生主义。革命领袖的思想状况尚且如此，一般会员群众的思想状况就不难想象了。16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固然不少，而民权主义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没有能够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孙中山後来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国體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復帝制……民国前途之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主义发达如何耳。”17又在《中国国民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包括让位在内的“妥协”作出总结：“曾幾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種妥协实间接與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與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权让渡於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18

学者横山英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大众反抗斗争，决不是革命斗争，主要地是反对政府政策——新政——的大众斗争而已。这基本上是军阀與资产阶级的同盟所推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化的变革，與潜在地和前者处於对立关系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变革的结合所生，以此，它能而且只能停止在酿成革命情势的阶段，而客观地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政权的树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更指出真正的“革命”不应如此，否定辛亥革命为一场革命，而只是一个变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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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75。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75。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復旦大学出版社，2002），页273。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75。

李时岳：〈辛亥革命與中国民主化进程〉，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43。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0。

金冲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132-133。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906。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910。

张磊：〈劃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35。

张玉法：〈二次革命的根源〉，《孙中山與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第二册，页275。

李酉潭：〈辛亥革命前後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林师启彦、李金强、鲍绍霖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国》（下册）（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出版，2005），页506。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6。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6-77。

安作璋编：《中国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792。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7-78。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5。

张磊：〈劃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35。

林师启彦：《教研论学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页107。

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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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 初 宪 政

中国建立的参與制度，是从技术革新走向制度革新的开始。就如清廷预备立宪而设咨议局为实验，虽为地方议会，但却是全面性的选举，是中国破天荒的西方式选举，同时，民国二年的国会，是中国由君主政體转变为民主共和之後的代议機关，在全国统一局面下产生，亦属空前。20

然则，中国的国会並未稳定。国会建立不久，旋遭袁世凯解散。以後民国五年再开，六年又遭解散。七年二度选举，此时北己呈分裂状态。十一年三度选举，仅有十一省参加。十二年旧国会三度重开，己是强弩之末，曹锟贿选，民意代表道成了“猪囝议员”，反映中国当时的国会充斥重重弊病。21

以下就藉助张朋园对民初国会选举的分析，尝试了解民初国会存在什厶不稳定因素；而本文主要就：一，国会结腹：议员定额與选民资格、二，竞选及投票活动、三，政黨理念及等三方面作为讨论的重点。

根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组织法，中华民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员由各省之省议会选出，每省十人，全国二十二省，加上蒙古(二十七人)、青海(三人)、西藏(十人)、中央学会(八人)，实际为二六三名。

而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出，每八十丌人产生议员一名，但因缺乏人口调查，各省代表人数，以原先咨议局议员定额三分之一为额，共五九八人。

张朋园指出，此一组织法，虽有上下院之分，实际上代表性无所区别；无论省议会选出之参议员，或选民选出之众议员，除了地方性的意义外，並无职业或阶级的不同要求。

同时议员的定额與各省的人口有不可分的关系，众议员的制定是由八十丌人产生一名议员，中国当时因技术的欠缺难以得到準確的人口数，其数的正確性存在重大的疑问，就以直隶省为，其定额为四十六名议员，但该省人口只有二千六百丌，若要选出四十六名则非减至五十六丌與一之比，以湖南，其议员定额为二十七名，而人口就二千七百餘丌，是以比例为百丌分之一，以上例子显示人口总数大有疑问，定额之决定亦十分草率。22

而国会组织法规定，年满二十一之男子，在选区之内居住三年以上而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投票权：一，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二，有五百元以上之不动产；三，小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此一选举的规定有着極大的缺点，诸如财产条件的限制，妇女之无选举权。

其二，办理选民调查的方法亦显得技术拙劣，一则报导谓，调查员至民户查问公民资格，或男人外出，妇女害怕，不敢明告，有资格的选民因此减少。漏列是一大弊病，谎报、多报同样严重。23 作者以湖北汉口为例，汉口原分汉口商埠四区與夏口地方五区，共九区。二月一日投票时，汉口四投票者只有170人，甚为零落，但夏口区竟有一丌三千餘票，並有韩某一人得一千三百餘票，以後才发现该区地方浮报三丌餘人。24

再者，投票舞弊，贿赂选票亦为一个普遍现象。以广东为例，有三種报导一致指责贿选严重，时报说：“收买选票，或一二元，或四五元一张；四资数百元即可当选。復选时乃有数百元即俨然可为国会议员矣！”路透社报导有百元一票者，美国领事则说一票有高达千元者。25

“全省省议会初选，劣绅、黨人竟日施其运动方法，或勾结承办人员，预将选票就，夹带入场，一齐入票櫃；或集军营士兵、工萬工人，更衣前往代投，或使人沿门收买选民入场劵，每张代價仅铜元数枚。众选民之知选举权宝贵甚少。”作者更表示此次选举有全面性的舞弊，鲜有不用贿选者。

其三，作者指出民所谓的政黨是虚有其名，派系其实。当时政黨分为国民黨與进步黨，但两黨同时以实现二权分立为目标，没有明显不同，並不似今日政黨的标榜主义。作者同时指出，国民、进步两黨的实质是争取议院席次为主旨，所以與其它们有政黨的理想，不如说他们是利用政黨的名目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故民国政黨实不足以今日眼光衡量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有，临时参议院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並不完善，也未真正实行，但这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献確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此外，临时政府还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公布了近四十项法令，内容涉及发扬民主精神，扫除封建陋习，发展社会经济，改革文化教育等等，不过这些法令大多难以实现。26 而共和国的命运，则繫於革命的成败。“维时官僚之势渐张，而黨人之朝氣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甚至一些同盟会的领导人，也倾於妥协，讥讽孙中山的原则主张为“理想太高”，胡汉民就曾承认他和汪精卫在南北和议中起了“功魁”或“祸首”的作用——他“力挽先生之意於内”；汪精卫则“極意斡旋於伍廷芳、唐绍仪之间”。27

中华民国《宪法》选页由於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年专制政體，極端保守的传统因素亦急遽消失，民初的政治改革实处於传统與现代间的蜕变时期，这種变迁的特徵包括传统的逐渐衰退與现代化方向的未確定，所以当时的政制改革可以二句话作总结：“有民主政治的外观，缺民主政治的实质。”虽然这次政制改革的直接成果是有限的，但因变迁而唤起的群众意识的觉醒将会继续带中国走向更理想的方向。

五、总 结

辛亥革命乃是一件历史重大事件，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既有不可低估的贡献，也有不容忽视的局限。只要在当时起过有益和进步的作用，就有足资纪念的意义。毫无疑问，辛亥革命只是让中国民主得到实践的機遇，但要令民主宪政可以在中国开花结果，当然不可能毕其功於一役。如果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一次运动之上，是不切实际的。只要从长远的历史眼光去衡量国家因此而前进了，进步了，那厶就应该肯定辛亥革命的贡献和價值。28 □

（全文完。点击这里：返回前页）   

【本站编後】

作者在本文末尾，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做了较好的总结。现在一些宣扬“民主不適合中国”者，有时就是用辛亥革命和民初的宪政做文章，幸灾乐祸地论证——“看，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宪政。中国能搞民主吗？”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常识：婴幼兒和健步如飞的成人都是“人”，可他们的能力却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辛亥革命到民国初年的民主宪政，恰好正是中国民主如婴兒般呱呱坠地，它不可能刚一出生就是成熟的，必然有一个学习和成长过程。嘲笑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先生们，如果我们指着你的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断言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嘲笑他连路也走不稳，你会如何说？

世界上完美的政治制度尚未诞生，民主制度及其政治伦理價值是近一两个世纪以来被证明为“最不壞”的制度。民主制度和专制極权制度无疑都有不同的弊端，可哪種制度弊端更多，哪種制度更加草菅人命，哪種制度会让千百丌人在非战争状态下却无辜殒命或遭受種種非人的迫害？哪種制度会使更多的人遭受不公正並常常处於恐怖之中？答案无须本站给出，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在时刻对我们诉说。

我们理性审视辛亥革命到民初的民主宪政，珍视其意义，了解其历史局限和教训，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岂会重走老路——认定“民主不適合中国”者，无異於承认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是只配做奴才而不配当家做主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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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文注释（本页）】

21、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39。

22、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42。

23、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45。

24、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45。

25、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56。

26、张磊：〈劃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33。

27、张磊：〈劃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34。

28、林师启彦：《教研论学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页295-296。

【作者原文列“参考书目”】

1、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

2.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3.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金冲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5.安作璋编：《中国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復旦大学出版社，2002）

7.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林师启彦、李金强、鲍绍霖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国》（下册）（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出版，2005）

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0.林师启彦：《教研论学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

一、引 言

1911年武昌起义的成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後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黨的機关被巡捕破获，黨人名册也被搜去，於是仓猝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澄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於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成为革命军所。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做革命的都督。2

此次发难的仓促情形，和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略同，因瑞澄、张彪的庸懦无能，竟得成功。故中山说：“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它留武昌之新军尚毫无成见也。乃此小部分以機关破壞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3

孙中山先生武昌起义以後，一个月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雲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並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约法，並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4 各省独立都不是“中华国民军”奉“军政府”的命令攻战的结果（当时，既没有革命黨人统率的“中华国民军”，也没有统筹全局的“军政府”）。 这场革命距今已经105年了，不同的黨派和政治人物对它的意义都有不同的解读，但由於为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所左右，未能全面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检讨民初宪政的得失，故笔者希望重新检讨这场革命的贡献與局限，使有志推动中国民主建设之士有所借鉴。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幾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不仅在中国开了民主的风氣，使人民从此知道了民主共和及法制的知识，而且在动员人们起来参加选举公僕以及在争取自身的民主、自由、平等政治斗争活动中，大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参與意识。6 它直接带来两个後果。第一，確定民主宪政。即使後来袁世凯称帝（83日）和张勋復辟（12日），也不能长久，足见帝制违反世界潮流，国人共唾弃之。而辛亥革命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壞论》：“君主也是一種偶像，他本身並没有甚厶神奇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憐。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甚厶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壞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厶？”辛亥革命不久便迎来五四运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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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爆发，满洲王室退位，一面是狭义的部族政权已解體；然在此政权下所长养遗留的種種恶势力，却因旧政权之解體而溃决，有待於逐步收拾與逐步清涤。另一方面则社会民众的力量，虽则已够有推翻旧政权之表现；而对於创造另一種理想的新政权之努力，则尚有待於逐步试验與逐步磨练。因此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众一種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而非其完成。8

革命後之政治理论，厥为民主共和。於是创设国会，用以代表民意，制定宪法。又组织议员竞选之准备。然此等皆钞袭欧美成法，於国内实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各黨政纲，既无大差别，又各黨背後皆无民众为之基础。政黨既不能有真实之精神，国会與宪法徒为相聚而之题目與场合。9

革命黨人在革命高潮阶段未能坚持和发展民主革命的纲领和方略，反而一度误认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因清廷退位而付诸实现”。10 张玉法先生说：“辛亥革命，是经过谈判的过程而完成的。虽然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但遗留下来的问题，未能解决；不但未能解决，且愈演愈严重。”11 孙中山在民国初建立时曾感叹指出：“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12

从民主实践的效果来看，辛亥革命可以说是失败的，原因在於同盟会本身存在致命的缺点。首先，同盟会始终形成不了一个团结、统一步调一致的领导核心，由於同盟会会员来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对革命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野。有的人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思想仍然保持着原来小团體的宗派观念，对同盟会内部的革命团结，不断起着腐蚀和瓦解作用。同盟会内部的不统一，不仅削弱了同盟会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职能，而且从内部消耗了自己的力量，给敌人可乘之機。13

其次，同盟会领导缺乏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能力。武昌起义爆发後，同盟会由於对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没有及时组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去领导全国革命运动，革命黨人没有掌握湖北军政府的主要领导权。12月18日，南北议和开始，革命黨人便寄希望於袁世凯顾全大局，與民军一起行动，迅速推翻清政府。在上下和谈的氣氛中，革命黨人在“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心态下，放弃以武力谋天下的既定方针。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後，黄兴又大力裁军，辞去陆军总长、南京留守职务。由於政权没有一支强固的武装力量来保卫，这就为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提供了条件。14

由於有不少革命黨人认为只要共和国成立，得到列强承认，革命就告成功，至於谁当总统、执掌大权，那是次要问题。他们主张向袁世凯妥协，连黄兴也主张“化敌为友”，建议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早年参加同盟会、後又投靠袁世凯的汪精卫，竟当面攻击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捨不得总统吗？”15

因此，可见同盟会思想衰退不願继续革命。武昌起义勝利，各省独立，“民国”成立和清帝退位，都来得很快。突如其来的勝利冲昏了革命黨人的头脑，他们真的以为革命已经成功，从此不再革命了。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认为，清帝退位专制已除，民族、民权二大纲领目的已达到，今後所急宜进行的即民生主义。革命领袖的思想状况尚且如此，一般会员群众的思想状况就不难想象了。16

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固然不少，而民权主义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没有能够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孙中山後来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国體初建，民权未张，是以野心家竟欲覆民政而復帝制……民国前途之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主义发达如何耳。”17又在《中国国民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包括让位在内的“妥协”作出总结：“曾幾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種妥协实间接與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與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存；而革命黨人乃以政权让渡於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18

学者横山英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大众反抗斗争，决不是革命斗争，主要地是反对政府政策——新政——的大众斗争而已。这基本上是军阀與资产阶级的同盟所推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化的变革，與潜在地和前者处於对立关系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变革的结合所生，以此，它能而且只能停止在酿成革命情势的阶段，而客观地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政权的树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更指出真正的“革命”不应如此，否定辛亥革命为一场革命，而只是一个变革。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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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文注释（本页）】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75。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75。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復旦大学出版社，2002），页273。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页75。

李时岳：〈辛亥革命與中国民主化进程〉，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43。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0。

金冲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132-133。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906。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页910。

张磊：〈劃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35。

张玉法：〈二次革命的根源〉，《孙中山與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第二册，页275。

李酉潭：〈辛亥革命前後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林师启彦、李金强、鲍绍霖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国》（下册）（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出版，2005），页506。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6。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6-77。

安作璋编：《中国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792。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7-78。

林家有：〈论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75。

张磊：〈劃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35。

林师启彦：《教研论学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页107。

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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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 初 宪 政

中国建立的参與制度，是从技术革新走向制度革新的开始。就如清廷预备立宪而设咨议局为实验，虽为地方议会，但却是全面性的选举，是中国破天荒的西方式选举，同时，民国二年的国会，是中国由君主政體转变为民主共和之後的代议機关，在全国统一局面下产生，亦属空前。20

然则，中国的国会並未稳定。国会建立不久，旋遭袁世凯解散。以後民国五年再开，六年又遭解散。七年二度选举，此时北己呈分裂状态。十一年三度选举，仅有十一省参加。十二年旧国会三度重开，己是强弩之末，曹锟贿选，民意代表道成了“猪囝议员”，反映中国当时的国会充斥重重弊病。21

以下就藉助张朋园对民初国会选举的分析，尝试了解民初国会存在什厶不稳定因素；而本文主要就：一，国会结腹：议员定额與选民资格、二，竞选及投票活动、三，政黨理念及等三方面作为讨论的重点。

根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组织法，中华民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员由各省之省议会选出，每省十人，全国二十二省，加上蒙古(二十七人)、青海(三人)、西藏(十人)、中央学会(八人)，实际为二六三名。

而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出，每八十丌人产生议员一名，但因缺乏人口调查，各省代表人数，以原先咨议局议员定额三分之一为额，共五九八人。

张朋园指出，此一组织法，虽有上下院之分，实际上代表性无所区别；无论省议会选出之参议员，或选民选出之众议员，除了地方性的意义外，並无职业或阶级的不同要求。

同时议员的定额與各省的人口有不可分的关系，众议员的制定是由八十丌人产生一名议员，中国当时因技术的欠缺难以得到準確的人口数，其数的正確性存在重大的疑问，就以直隶省为，其定额为四十六名议员，但该省人口只有二千六百丌，若要选出四十六名则非减至五十六丌與一之比，以湖南，其议员定额为二十七名，而人口就二千七百餘丌，是以比例为百丌分之一，以上例子显示人口总数大有疑问，定额之决定亦十分草率。22

而国会组织法规定，年满二十一之男子，在选区之内居住三年以上而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投票权：一，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二，有五百元以上之不动产；三，小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此一选举的规定有着極大的缺点，诸如财产条件的限制，妇女之无选举权。

其二，办理选民调查的方法亦显得技术拙劣，一则报导谓，调查员至民户查问公民资格，或男人外出，妇女害怕，不敢明告，有资格的选民因此减少。漏列是一大弊病，谎报、多报同样严重。23 作者以湖北汉口为例，汉口原分汉口商埠四区與夏口地方五区，共九区。二月一日投票时，汉口四投票者只有170人，甚为零落，但夏口区竟有一丌三千餘票，並有韩某一人得一千三百餘票，以後才发现该区地方浮报三丌餘人。24

再者，投票舞弊，贿赂选票亦为一个普遍现象。以广东为例，有三種报导一致指责贿选严重，时报说：“收买选票，或一二元，或四五元一张；四资数百元即可当选。復选时乃有数百元即俨然可为国会议员矣！”路透社报导有百元一票者，美国领事则说一票有高达千元者。25

“全省省议会初选，劣绅、黨人竟日施其运动方法，或勾结承办人员，预将选票就，夹带入场，一齐入票櫃；或集军营士兵、工萬工人，更衣前往代投，或使人沿门收买选民入场劵，每张代價仅铜元数枚。众选民之知选举权宝贵甚少。”作者更表示此次选举有全面性的舞弊，鲜有不用贿选者。

其三，作者指出民所谓的政黨是虚有其名，派系其实。当时政黨分为国民黨與进步黨，但两黨同时以实现二权分立为目标，没有明显不同，並不似今日政黨的标榜主义。作者同时指出，国民、进步两黨的实质是争取议院席次为主旨，所以與其它们有政黨的理想，不如说他们是利用政黨的名目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故民国政黨实不足以今日眼光衡量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有，临时参议院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並不完善，也未真正实行，但这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献確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此外，临时政府还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公布了近四十项法令，内容涉及发扬民主精神，扫除封建陋习，发展社会经济，改革文化教育等等，不过这些法令大多难以实现。26 而共和国的命运，则繫於革命的成败。“维时官僚之势渐张，而黨人之朝氣渐馁，只图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骤减冒险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将顺，而渐被同化矣！”甚至一些同盟会的领导人，也倾於妥协，讥讽孙中山的原则主张为“理想太高”，胡汉民就曾承认他和汪精卫在南北和议中起了“功魁”或“祸首”的作用——他“力挽先生之意於内”；汪精卫则“極意斡旋於伍廷芳、唐绍仪之间”。27

中华民国《宪法》选页由於辛亥革命推翻了二千年专制政體，極端保守的传统因素亦急遽消失，民初的政治改革实处於传统與现代间的蜕变时期，这種变迁的特徵包括传统的逐渐衰退與现代化方向的未確定，所以当时的政制改革可以二句话作总结：“有民主政治的外观，缺民主政治的实质。”虽然这次政制改革的直接成果是有限的，但因变迁而唤起的群众意识的觉醒将会继续带中国走向更理想的方向。

五、总 结

辛亥革命乃是一件历史重大事件，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既有不可低估的贡献，也有不容忽视的局限。只要在当时起过有益和进步的作用，就有足资纪念的意义。毫无疑问，辛亥革命只是让中国民主得到实践的機遇，但要令民主宪政可以在中国开花结果，当然不可能毕其功於一役。如果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一次运动之上，是不切实际的。只要从长远的历史眼光去衡量国家因此而前进了，进步了，那厶就应该肯定辛亥革命的贡献和價值。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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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编後】

作者在本文末尾，对辛亥革命的意义做了较好的总结。现在一些宣扬“民主不適合中国”者，有时就是用辛亥革命和民初的宪政做文章，幸灾乐祸地论证——“看，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宪政。中国能搞民主吗？”这些人忘了一个基本常识：婴幼兒和健步如飞的成人都是“人”，可他们的能力却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辛亥革命到民国初年的民主宪政，恰好正是中国民主如婴兒般呱呱坠地，它不可能刚一出生就是成熟的，必然有一个学习和成长过程。嘲笑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先生们，如果我们指着你的刚刚蹒跚学步的孩子断言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嘲笑他连路也走不稳，你会如何说？

世界上完美的政治制度尚未诞生，民主制度及其政治伦理價值是近一两个世纪以来被证明为“最不壞”的制度。民主制度和专制極权制度无疑都有不同的弊端，可哪種制度弊端更多，哪種制度更加草菅人命，哪種制度会让千百丌人在非战争状态下却无辜殒命或遭受種種非人的迫害？哪種制度会使更多的人遭受不公正並常常处於恐怖之中？答案无须本站给出，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在时刻对我们诉说。

我们理性审视辛亥革命到民初的民主宪政，珍视其意义，了解其历史局限和教训，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岂会重走老路——认定“民主不適合中国”者，无異於承认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是只配做奴才而不配当家做主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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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原文注释（本页）】

21、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39。

22、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42。

23、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45。

24、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45。

25、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页56。

26、张磊：〈劃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33。

27、张磊：〈劃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论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页34。

28、林师启彦：《教研论学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页295-296。

参考书目”】

1、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與〉，《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9编

2.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民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3.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金冲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5.安作璋编：《中国史简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上海：復旦大学出版社，2002）

7.萧一山：《清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林师启彦、李金强、鲍绍霖主编：《有志竟成—孙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国》（下册）（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出版，2005）

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10.林师启彦：《教研论学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