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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對作戰之術頗有研究，精於打仗。１９５５年９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林彪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僅次於朱德、彭德懷，位居第三。十大元帥的平均年齡是５７歲，林彪年齡最小，只有４９歲，毛澤東稱林彪為“少帥”。這是黨和國家對林彪的戰術的高度認可，也是對林彪做出的軍事業績的最高褒獎。
　　
　　除了精於作戰之術，林彪對醫身之術、攻心之術、弄權之術也頗有研究，但由於醫術平庸險些命喪黃泉，由於心術不正導致臭名昭著，由於玩弄權術最終自取滅亡。林彪研究醫術，雖無強身健體之實，卻有強身健體之名，於國於民也無大害處；而他研究心術和權術，並用來指導他的叛黨叛國活動，則完全是禍國殃民之舉了。
　　
　　研究醫身之術
　　
　　林彪對醫身之術，研究的主要還是中醫，而他研究中醫是由一個笑話引起的。
　　那是１９３１年夏的一天，林彪和隨行人員來到一家豪紳的住宅，發現地上散落了很多被丟棄的紙包。警衛員拾起一包打開讓林彪看，林彪仔細看了看，又用鼻子嗅了嗅，高興地說：“這是高麗參，是大補的補品呀！”戰士們聽說這是大補的補品，遂打了幾隻野雞殺掉後，放了約一斤高麗參一起燉，燉出來的野雞肉發黑，味道很苦。戰士們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野雞肉吃了個一乾二淨，連雞湯也喝了個精光。不久，戰士們開始流鼻血，有的戰士斷斷續續流了好幾天才止住。
　　林彪聽說這件事後大笑不已，他笑戰士們怎麼能一下子在鍋里放那麼多的高麗參呢。笑過之後林彪想，戰士們不懂中醫，才鬧出了笑話。現在戰事頻繁，部隊缺醫少藥，何不自己看一點中醫書籍，必要時也好給戰士們治一些常見病。林彪以前收集到一些中醫書，有了這樣的想法後，每到空閒時，他就看起中醫書來。久而久之，林彪也懂得了一些中醫知識了。部隊戰士中有些常見病，林彪也可以開方子醫治了，他還真的治好過一些戰士的病。
　　自己生病時，林彪也常開一些中醫藥方，包括在長征途中，在延安，在東北。由於彈傷損及中樞神經，林彪怕光、怕風、怕水、怕聲音，見風落淚，見水拉稀，但他並不相信醫生。中醫、西醫反覆會診，認為他的五臟六腑都沒有問題。林彪就自己翻醫書，開方子吃藥。有一天他指名要吃臘肉，因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從什麼書上看到，說吃臘肉有利睡眠。到打平津戰役時，他就再沒提出要吃臘肉了。
　　有一次在雙城前線指揮作戰時，林彪不知從什麼書上看到一個治失眠的中藥方子，就讓警衛員上街給他抓了幾服藥直接熬着喝了，結果出了大事。他喝完藥，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好不容易才搶救過來。負責林彪生活和警衛的王本把那介紹方子的書拿走了，並且叮囑警衛員們，以後如果再抓藥，一律要經過王本請負責保健的大夫看過同意後再辦。林彪篤信中醫理論，對吃不很講究，不吃魚肉，不吃精米。他對食物不講究味道，而只在乎熱量和溫度。熱量由保健醫生掌握，溫度則必須達到燙嘴的程度。林彪喜食白菜，但吃法很特別，不讓切，不放鹽，不放油。廚師為此想了好長時間就是想不通，林彪告訴他：“這是我發明的偏方，可以治植物性神經紊亂症。”至於效果如何，林彪卻從不管。
　　林彪經常抱着一本厚厚的藥典，手拿放大鏡，字字揣摩，然後別出心裁地自開藥方，讓醫生製成藥丸吞服。林彪飲用中藥是這樣的：中醫專家會診後，都開一個處方，然後，他把每一個專家的處方一一審看，並把眾方化裁加減之後，他重新寫一個處方，這個處方已經不再是哪一位專家的處方，而是他所化裁的中醫處方，按照他的處方取藥煎給他。在這方面，林彪有第六感，誰刪改藥方或增減藥物，他馬上就能發覺。一次，葉群吩咐醫生在他的藥丸里放了一些營養藥。林彪剛放進嘴裡，便立即吐了出來，大叫：“有毒，有毒，有人要害死我！”
　　新中國成立後，林彪有了保健醫生，醫療條件是相當好的，但他還是經常自己開方治病。有一次，林彪給自己開了一副藥方子，吃下去不久就肚子痛，接着開始拉肚子，幾乎虛脫，直到醫生來治療，才見好轉。原來，林彪竟異想天開地運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往方子裡下砒霜，結果砒霜過量，險些鬧出人命。
　　
　　研究攻心之術
　　
　　新中國成立後，林彪拒絕去朝鮮打仗，就開始小病大養，長期蟄居幽室。除了研究一些中醫外，林彪更注意的是研究黨內政治氣候，揣摩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心理、動向、好惡。林彪沒有“一貫反對”毛澤東，也不是他自稱的那樣“一貫緊跟”毛澤東。就是在這樣的交往中，林彪深深地體會到了毛澤東深謀遠慮、料事如神、綿里藏針、出擊必勝的鬥爭藝術，感覺到毛澤東的超人謀略。林彪對毛澤東做出了許多判斷和推測，充滿了惡毒、譏諷和近似謾罵的語言，與他表面的虔誠截然相反。
　　我們可以從林彪在書中隱隱約約、欲斷又連、既明且暗、時露時潛的小注、眉批中，找到林彪揣摩、分析毛澤東的心理、“研究”毛澤東的“成果”。
　　林彪在一張散頁的《新華報》上寫了一段詆毀毛澤東的話，貼在一本《邏輯的產生和發展及其法則》的書中：
　　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老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着。
　　
　　在一本《學文化辭典》中“個人崇拜”的條目旁，林彪寫下了他心目中的毛澤東：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
　　
　　在《論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封底，林彪寫下了怎樣對付毛澤東的體會：
　　
　　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
　　
　　在一本《辭海》扉頁上，林彪記下了另一段對付毛澤東的話：
　　
　　你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聽他先說才可一致。
　　
　　在一本《毛主席語錄》扉頁上，林彪這樣猜測毛澤東的內心：
　　
　　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
　　
　　通過對毛澤東的“研究”，林彪明白，自己更新、更高的追求，既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輕而易舉。為此，他選擇了一個最佳位置進行嘗試，選擇了一條自認為最高明的途徑攫取權力，即發動對毛澤東的歌頌和忠誠，製造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做出了無與倫比的功績，在全國人民心中樹立了無人可比的威望，人們把對毛澤東的讚頌視為十分正常的事情。林彪遵循他對攻心之術的研究“成果”，把正常的頌揚一步一步地演變成了一場席捲全國的狂飆巨瀾。
　　
　　１９５９年９月，林彪主持軍委工作沒幾天，便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別出心裁地說：“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怎樣學呢？我向同志們提議，主要是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學習馬列主義的捷徑。毛澤東同志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容易學，學了馬上可以用。好好學習，是一本萬利的事情。”
　　
　　１９６０年１月，林彪把毛澤東在延安為抗大題寫的三句話、八個字（“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發揮成為“三八作風”，作為檢驗全軍部隊革命化的標準。之後，他又接連發明了“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和“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的響亮口號。這年春天，林彪到基層連隊宣傳“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說“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要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在１９６２年１月至２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林彪因為不滿意羅瑞卿找人寫的講話稿，便自己擬定了提綱，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
　　
　　毛澤東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遠是第一位的，是起決定作用的，是靈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幟鮮明，方向正確。正確的東西，是唯物主義，是毛澤東思想……過去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
　　
　　林彪下令《解放軍報》逐日在報頭刊登毛澤東語錄。１９６４年５月他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解放軍報》刊載過的毛澤東語錄，補充編纂成《毛主席語錄》一書，在全軍發行，在全體官兵中掀起了學習運用毛澤東著作的高潮。林彪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到“文革”中，《毛主席語錄》竟成為 “紅寶書”，被奉為聖典。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用大量的篇幅來吹捧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他說：
　　
　　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銳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９０歲、１００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林彪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狂熱鼓吹在８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正式確認。全會公報充分發揮了林彪的“頂峰論”、“天才論”的精神。
　　
　　“５·１８”講話後，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前線指揮的關鍵任務交給了林彪。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林彪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名列第二位，成為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的鐵腕人物。１３日，林彪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宣布了他的“三罷”政策：
　　
　　第一條，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
　　
　　第二條，搞不搞思想政治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搗亂，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
　　
　　第三條，有沒有革命幹勁。完全沒有幹勁的，罷官。
　　
　　這次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對於林彪如此吹捧毛澤東，１９６６年１０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陳毅宴請華東幾位第一書記，席間，陳毅一語中的：“中國現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這樣高。毛主席的威望國內外都知道嘛，不需要這樣捧嘛。我看哪，歷史驚人地相似，他不當叛徒我不姓陳。”鄧小平也曾說：“對於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着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
　　
　　研究弄權之術
　　
　　林彪對弄權之術的研究“成果”也主要在“５·１８”講話中體現出來。談到對政權的認識，他說：
　　
　　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意識形態、宗教、藝術、法律、政權，最中心的是政權。政權是什麼？孫中山說是管理“眾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反革命是這樣，革命也是這樣。我想用自己的習慣語言，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當然，政權的職能不僅是鎮壓……職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鎮壓。
　　
　　在林彪的心裡，政權是一切：
　　
　　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生產關係固然是基礎，但是靠奪取政權來改變，靠奪取政權來鞏固，靠奪取政權來發展……拿到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所以，無論怎樣千頭萬緒的事，不要忘記方向，失掉中心，永遠不要忘記了政權。要念念不忘政權。忘記了政權，就是忘記了政治……那就是糊塗了，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麼掉的。
　　
　　而奪取政權，最主要的就是政變，林彪在會上大談特談政變，關於政變的內容，占了整個講話的一半篇幅。林彪先從國際和中國歷史兩個方面講了政變的狀況：
　　
　　政變，現在成為一種風氣。世界政變成風。歷史上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１９６０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６１次政變，搞成了的５６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８次，留當傀儡的７次，廢黜的１１次。這個統計是在加納、印尼、敘利亞政變之前。６年中間，每年平均１１次。
　　
　　從我國歷史上來看，歷代開國後，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５０年，很短時間就發生政變，丟掉政權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孫中山當了大總統，３個月就被袁世凱奪去了政權。４年後，袁世凱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後，軍閥混戰十幾年，兩次直奉戰爭，一次直皖戰爭。這些歷史上的政變，應該引起我們的驚心動魄，高度警惕。
　　
　　關於政變的形式，林彪講道：
　　
　　改變政權，大概是這樣，一種是人民革命，從底下鬧起來，造反，如陳勝吳廣、太平天國、我們共產黨，都是這樣。一種是反革命政變。反革命政變，大多數是宮廷政變，內部搞起來的，有的是上下相結合，有的和外國敵人顛覆活動或者武裝進犯相結合，有的和天災相結合，大轟大鬧大亂……除了相砍相殺奪取政權外，還有用其他陰謀詭計掌握實權的。例如，呂不韋送懷孕的趙姬給秦莊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秦始皇統治的初期，實際上政權落到呂不韋的手裡。
　　
　　對於怎樣搞政變，林彪的研究結果是：
　　
　　搞政變，有兩個東西必須搞。一個是宣傳機關，報紙、廣播電台、文學、電影、出版，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資產階級搞顛覆活動，也是思想領先，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桿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桿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不論是會場上的政變，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有可能搞得起來……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
　　
　　林彪用他特有的語言和風格，道出了政變規律性的東西，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政變”理論，令與會的常委們大吃一驚，被稱作“政變經”。
　　
　　林彪從什麼時間開始研究弄權之術？研究弄權之術有多長時間？一直是個謎。研究者指出，從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林彪整整花了４年時間潛心研究宮廷藝術。林彪請人講解歷代更替興衰、軍閥混戰、名人奮鬥、梟雄突起的過程和細節，反覆閱讀開國皇帝、各代奸雄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研究他們怎樣利用矛盾、勾心鬥角以及駕馭、使用下屬的謀略和權術。林彪還特別注意研究歷代宮廷政變的方式、方法和規律。林彪頗有心得地對葉群說：
　　
　　一個權字，一個快字，這是政變的兩字訣竅。現代政變可以在一個早晨把權拿到手。搞政變，奪權的代價要最小最小最小，收穫要最大最大最大，時間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專諸這樣的刺客也最難最難最難。
　　
　　林彪對弄權之術的研究真是到家了。
　　
　　林彪喜歡讀書，在延安的時候就經常去圖書館借書，他一次講話就能把政變講得“頭頭是道”，說明了林彪讀書，特別注意的是些什麼地方。忠厚耿直的朱德曾說：“誰說他不讀書不看報，他讀的書比大家都多，只是專在字縫裡找文章，把經念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