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其公式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以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这对基本矛盾宣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无情的历史事实却反复证明，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成功的国家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而生产力非常发达的国家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暴力革命。这一点连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学习笔记中都自言自语地反问而不得其解。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举起这杆大旗进行改革实践的伟大政治家邓小平同志正是从铁的事实出发，开始扭转乾坤，变革命为改革，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

(一) 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决定一切

人类的生产力随着科学的进步，是永远不会停止发展的。但是，生产力每前进一步并不意味着要立即改变生产关系，更无法证明它能决定一切。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适应的条件下，也不见得不发生暴力革命。比如美国，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时起，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在这二百多年中，美国的生产力可以说有了极大的发展：从最初的工业化初期，经历了十九世纪的电器化时代，现在已发展到以世界高科技为龙头的电子信息时代。随着美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美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过什么变化没有? 据我所知，可以说是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发生过变化的话，正如列宁所预见的，美国的资本主义曾经加速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即将进入“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可是没过多久，美国的《反垄断法》即出台了。随着这部法规的出台，立即阻止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使列宁的预见变成空话。这个事实极其明白地告诉人们：不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而是国家权力决定生产关系。在这方面中国的实例就更多了。中国由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权力实现的；从公有制改变为公有制与私有制“一国两制”的格局，也是由国家权力的作用实现变更的。在这里我们只能看到国家权力的调节和决定作用，而根本看不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1955年，毛主席领导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就十分清楚地证明：并不是群众自愿，也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当时的农村基本上还是牛耕耧种的生产水平，然而党和国家为了加快“共产”的步伐，还是让全国的个体农业和互助组在一两年之内就进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1958年又轰轰烈烈地发展为“人民公社”，使中国农民不知所措地吃开了大锅饭、种开了公社田。“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组织军事化”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举措。凡是从这个时期过来的人都知道，这种轰轰烈烈的急剧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发展毫无关系，完全是当时毛主席领导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开始实行“分田到户、联产承包”，也是自上而下推行的。但是这项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符合群众意愿的历史性决策，却很快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使中国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很快解决了，城市居民再不用排着长队去粮站买粮了，中国的老百姓开始过上了好日子。从这几十年的历史对比，我们根本看不到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只能看到国家权力的决定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之后，所出现的解放生产力的巨大效果，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开创了振兴中华的新纪元。

(二) 社会的两极分化达到顶点，才是暴力革命发生的真正起因

中国的封建社会历经几千年，生产力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暴力革命却在几百次以上，而每次农民起义不是以失败告终就是打倒了旧皇帝，抬出个新皇帝。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适应的条件下暴力革命照样屡屡不断，这可以充分证明发生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并不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在于社会的两极分化达到极限 —富者暴富，贫者赤贫。当大部分人连自身生存都难以为继时，必然出现周期性的暴力反应，通过共产途径使社会财富得以重新分配，使社会重归稳定。两极分化是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阻挡的，因为它是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法则。而历史唯物论提出消灭两极分化的观点，既是根本办不到的，也是直接违背“对立统一”规律的。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是很发达的，但是他们的两极分化仍然不可能停止。只是他们国民总体的生活水平比较高，社会不可能出现一部分人难以生存的情况，加之他们的政府实行了各种有效的调控措施，这些国家的穷苦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落后国家的中等阶层的生活水平还要高，所以在这种条件下，暴力革命的土壤就不复存在，就不可能发生暴力革命。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一切以天下为己任的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造福大众造福社会，离开这个目标他们不会在历史上留下那么深刻的影响。从孔夫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思想，到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他们都是中华民族造福人民的伟大先驱。有了这许多先驱的光辉思想和几千年的历史教训，人们总是变得越来越聪明，每个国家的政府也总是越来越现实地调控各种矛盾，从而使他们国内的社会公众的实际利益逐步增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是上帝派来的“超人”也无法领导人民掀起暴力革命的狂涛巨浪。更何况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暴力革命所毁坏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就是对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建设成果，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保护和改善全人类的生存环境出发，从千方百计延长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序列出发，一切暴力革命的鼓吹都应该彻底结束。

(三) 社会主义实践与生产力发展决定一切的理论完全背离

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都是以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派生出来的。按理说理论与实践应该是和谐一致的。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二者相背反的事实：本来中国和俄罗斯等几个国家，生产力发展都很落后，按生产力发展决定一切的理论，它们根本不应该出现社会主义革命，最起码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应该成功。然而，实际情况恰恰是这几个生产力发展十分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都成功了。当有人对这个奇特的现实发生疑问的时候，听到的回答却是：因为苏联出现了伟大革命导师列宁、中国出现了伟大救星毛泽东，把生产力发展决定一切的理论又转换成领袖决定一切的新理论了。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推论，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先进，而当时这些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都很低，他们是如何使这种更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呢? 在这里，我们连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理论泡影都看不到，所看到的只是国家权力在左右一切、决定一切。

社会主义既然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它就应该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推动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更快、更好的发展。但事实恰恰是东德不如西德，北朝鲜不如南韩……。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的是，并不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决定着一切，也不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说教在引导着一切，而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在决定一切。

现在，有人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形象地比做脚与鞋的关系，但这种比喻也只是不十分恰当的比喻，因为不穿鞋的脚照样可以走路。所以，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一切的学说，可质疑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所有的事实又进一步证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是人为构筑的，是与社会实践格格不入的。一切与历史发展相背离的理论，按照毛主席的《实践论》的光辉思想来对照当然是荒谬的、错误的。

(四) 唯生产力论放在人类社会的远古时代没有立足之地

纵观人类二百万年左右的发展历史，真正属于人类独有的生产活动的时间最长也不过几万年。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前的一百几十万年以上的历史，人类都是在从事捕猎、捞鱼和采集活动的，这些活动是以自然供给为基础的，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同其它动物的捕食行为完全相同，没法区别。尽管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人类学会了打制石刀、石斧等石器，在中晚期发明了标枪和竹箭，但是就凭这点微小的创造，同动物界也只能说是小有区别。因为他们的基本活动性质和范围和动物一样都在狩猎、捕捞和采集。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放在这近二百万年的历史阶段加以演释，我断定他会哭笑不得的。试想：不承认人类在这个阶段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吧，这个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没有动力了，一个没有动力的社会必定是要灭亡的。然而人类照样生存和发展下来的客观事实，是不允许如此推论的；承认人类在那漫长的时代有这种与动物没法区别的生产活动，客观事实就逼着你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三层宝塔” (注：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比，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比，经济基础是决定的因素)摆在动物园里，逼着持这种观点的人把这套理论用于说明动物界发生发展的历史。这样，岂不是太荒唐可笑了吗?  所以我还是奉劝人们放弃历史唯物论的好，免得哭笑不得、进退两难。

2007年3月6日

正由于历史唯物论这种进退无门的困惑，所以朝鲜劳动党的金日成同志便抛弃了历史唯物论，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不过他的“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层层推演，变成了苏共和中国党内曾风行过的“领袖决定论”，更加强化了领袖独裁的个人权威，抛弃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基本原则。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人们非常悲痛，像塌了半边天一样，就是这种领袖决定论的自然反映。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国的后起之秀青年思想家王沪宁同志写了一本书叫《比较政治分析》，经过对各个侧面和层次的比较分析，认定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是“经济决定论”，而应该是“政治决定论”。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晚年曾更加困惑，刚刚在1893年7月14日致费·梅林格的信中承认自己和马克思都有错，把历史唯物论建立在经济基础上，而忽略了政治的决定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两卷集第二卷498页）；而在1894年1月25日致亨·施塔尔肯堡的信中却又强调“社会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文同上第504页）。也就是说在半年之内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发生了如此尖锐而痛苦的摇摆。

现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虽然不知道历史唯物论究竟错在何处，但是从实践出发基本上已经抛弃了历史唯物论的经济决定论。可我们的教科书还在重弹“经济决定论”的老调，维护历史唯物论的“尊严”，岂不是同“三个代表”的理论旗帜背道而驰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绝不能简单地描述为“脚与鞋”的矛盾。遍观全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状，生产力发展水平大体相同的国家，它们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有的是君主专政制度，有的是君主立宪制度，有的是最现代的共和制度；有的是私有制，还有的是国家公有制…… 不管是什么样的所有制都照样在组织和发展自己的社会生产，都照样引进和推广使用先进的生产设备，都照样可以驾驭先进的生产力给自己的国家增加社会财富。而对于大量的这样的客观事实，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的理论，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离开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形成的各自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可能组织和发挥自己的社会效益。但是同样的生产力在不同的生产关系的组织下，都在促使本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事实，都可以明白地告诉人们，生产力这双一般无二的赤脚，不管它是穿草鞋，还是穿布鞋或者是穿皮鞋，都可以抬着生产方式向前发展。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充分说明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实在是与客观实践偏离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