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流浪哈尔滨时三餐不继，受尽白眼冷遇，可算狼狈不堪，换了别人也许会对类似经历讳莫如深，她却如实记录。散文集《商市街》里白描二萧饥寒交迫的生活窘状，不美化不掩饰，是坦率到 “越轨的笔致” （鲁迅语）。这种真实不造作的写作风格，除了当时主导文坛的写实主义和作家自身天性里的野性敏感，还有什么深层原因？张爱玲说：“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 （见《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照搬张爱玲的逻辑，萧红文风成因里有 “事无不可对人言” 的民族性，以及迎合满足读者窥探欲的隐晦动机。

读萧红散文的第一个感觉是冷，她笔下多是冬天。《飞雪》里的 “雪，带给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各种不适的梦.....  一大群小猪沉下雪坑去.... 麻雀冻死在电线上，麻雀虽然死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大树林里一排一排的僵直着，还有一些把四肢都冻丢了。” 一连串的短句，描绘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荒诞画面，冷得残忍，冷得叫人绝望，是可怖的世界末日场景。屋里和屋外一样冷，“我觉得风从棚顶，从床底都会吹来，冻鼻头，又冻耳朵。” （见《飞雪》）置身无处不在的寒冷，萧红发现爱情不能取暖，在《最后的一块木柈》里，“我遇着他冷的身子抖颤了。都说情人的身体比火还热，到此时我不能相信这话了。” 

其次，是饿。《飞雪》结尾，“从冻又想到饿，明天没有米了。” 旅馆里 “带来诱人的麦香” 的面包吸引着她，“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有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使不开门有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 （见《提篮者》）饥肠辘辘的人腹背受敌，咬牙抵挡着面包的诱惑和偷面包的欲望。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去《当铺》，“虽然说当得的钱少，可是又愿意吃包子，那么结果很满足。他在吃包子的嘴，看起来比包子还大，一个跟着一个，包子消失尽了。” 在食欲面前，人和动物没有差别，“我伏在床上，把头抬起来，正像遇见了桑叶而抬头的蚕一样”。（见《提篮者》）贫贱夫妻百事哀，但 “只要有的吃，他也很满足，我也很满足。其余什么都忘了！” （见《饿》）

食物和保暖是基本的生存需求，温饱得不到满足，欲望就会无限放大甚至脱离主体而独立存在。萧红在《饿》里，自问空荡荡的屋子，“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肚子不再是肚子，而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或者绕膝不去的小猫小狗。饿瘪了的 “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 ，喻体 “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 尖锐甚至粗野，口气冷静到冷漠，嫌弃肚子是累赘是麻烦。在窗口看见街上带着孩子乞讨的女人，“过路人也不理她，都像是说她有孩子就不对，穷就不应该有孩子，有也应该饿死”，隔着玻璃窗，萧红在乞妇身上看到了自己，同时看穿了路人的冷酷无情。在《飞雪》里冷得受不了的时候，“在屋里，只要火炉生着火，我就站在炉边，或者更冷的时候，我还能坐到铁炉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 如此独特而触目惊心的联想，令人怀疑冻饿交加的女作家已濒临疯狂边缘？！

萧红擅长写对话。《索菲亚的愁苦》全靠 “我” 和索菲亚的对话推动故事发展。《手》里女校长对穷学生王亚明说的话，从假意关切，到逐渐不耐，最后撕下面具歇斯底里赶人，凸显人物的同时讲了故事。在这里，我想特别指出，很多论者在评价萧红作品特别是小说时，常常引用鲁迅在《萧红作 <生死场> 序》里的论断，“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我认为这是断章取义，失之偏颇。与 1934 年 9 月写的《生死场》相比，萧红 1935年5月完成的散文集《商市街》语言和结构都有长足进步，寥寥数语笔下人物已神形兼备。至于在香港时期（1940-1941年）写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则代表了其创作最高峰，技巧成熟风格独特，完全摆脱了初创者的生涩，成名作《生死场》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如果用鲁迅对《生死场》的评语为萧红盖棺定论，是选择性忽略其《生死场》之后的文学创作，既不全面又失公允。

最后，我发现萧红很会起题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标题党。有文艺派的如《广告员的梦想》，《索菲亚的愁苦》《永远的憧憬和追求》；还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如《饿》，《家庭教师是强盗》；或者把几件看似不相关事物并列博眼球，如《小偷车夫和老头》；有时候干脆违反取题常规仅抓取一个短语或短句做标题，比如时间状语《祖父死了的时候》，或者短句《他的上唇挂霜了》，《他去追求职业》，断片短章，极现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