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流浪哈爾濱時三餐不繼，受盡白眼冷遇，可算狼狽不堪，換了別人也許會對類似經歷諱莫如深，她卻如實記錄。散文集《商市街》裡白描二蕭饑寒交迫的生活窘狀，不美化不掩飾，是坦率到 “越軌的筆致” （魯迅語）。這種真實不造作的寫作風格，除了當時主導文壇的寫實主義和作家自身天性里的野性敏感，還有什麼深層原因？張愛玲說：“就因為缺少私生活，中國人的個性里有一點粗俗。‘事無不可對人言’。” （見《洋人看京戲及其他》）照搬張愛玲的邏輯，蕭紅文風成因里有 “事無不可對人言” 的民族性，以及迎合滿足讀者窺探欲的隱晦動機。

讀蕭紅散文的第一個感覺是冷，她筆下多是冬天。《飛雪》裡的 “雪，帶給我不安，帶給我恐怖，帶給我終夜各種不適的夢.....  一大群小豬沉下雪坑去.... 麻雀凍死在電線上，麻雀雖然死了，仍掛在電線上。行人在曠野白色的大樹林裡一排一排的僵直着，還有一些把四肢都凍丟了。” 一連串的短句，描繪了一幅超現實主義的荒誕畫面，冷得殘忍，冷得叫人絕望，是可怖的世界末日場景。屋裡和屋外一樣冷，“我覺得風從棚頂，從床底都會吹來，凍鼻頭，又凍耳朵。” （見《飛雪》）置身無處不在的寒冷，蕭紅髮現愛情不能取暖，在《最後的一塊木柈》裡，“我遇着他冷的身子抖顫了。都說情人的身體比火還熱，到此時我不能相信這話了。” 

其次，是餓。《飛雪》結尾，“從凍又想到餓，明天沒有米了。” 旅館裡 “帶來誘人的麥香” 的麵包吸引着她，“擠滿麵包的大籃子又等在過道，我始終沒有推開門，門外有別人在買，即使不開門有也好像嗅到麥香。對麵包我害怕起來，不是我想吃麵包，怕是麵包要吞了我。” （見《提籃者》）飢腸轆轆的人腹背受敵，咬牙抵擋着麵包的誘惑和偷麵包的欲望。餓得實在沒有辦法了，就去《當鋪》，“雖然說當得的錢少，可是又願意吃包子，那麼結果很滿足。他在吃包子的嘴，看起來比包子還大，一個跟着一個，包子消失盡了。” 在食慾面前，人和動物沒有差別，“我伏在床上，把頭抬起來，正像遇見了桑葉而抬頭的蠶一樣”。（見《提籃者》）貧賤夫妻百事哀，但 “只要有的吃，他也很滿足，我也很滿足。其餘什麼都忘了！” （見《餓》）

食物和保暖是基本的生存需求，溫飽得不到滿足，欲望就會無限放大甚至脫離主體而獨立存在。蕭紅在《餓》裡，自問空蕩蕩的屋子，“我拿什麼來餵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嗎？草褥子可以吃嗎？” 肚子不再是肚子，而是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或者繞膝不去的小貓小狗。餓癟了的 “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氣的皮球” ，喻體 “被踢打放了氣的皮球” 尖銳甚至粗野，口氣冷靜到冷漠，嫌棄肚子是累贅是麻煩。在窗口看見街上帶着孩子乞討的女人，“過路人也不理她，都像是說她有孩子就不對，窮就不應該有孩子，有也應該餓死”，隔着玻璃窗，蕭紅在乞婦身上看到了自己，同時看穿了路人的冷酷無情。在《飛雪》裡冷得受不了的時候，“在屋裡，只要火爐生着火，我就站在爐邊，或者更冷的時候，我還能坐到鐵爐板上去把自己煎一煎。” 如此獨特而觸目驚心的聯想，令人懷疑凍餓交加的女作家已瀕臨瘋狂邊緣？！

蕭紅擅長寫對話。《索菲亞的愁苦》全靠 “我” 和索菲亞的對話推動故事發展。《手》裡女校長對窮學生王亞明說的話，從假意關切，到逐漸不耐，最後撕下面具歇斯底里趕人，凸顯人物的同時講了故事。在這裡，我想特別指出，很多論者在評價蕭紅作品特別是小說時，常常引用魯迅在《蕭紅作 <生死場> 序》裡的論斷，“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我認為這是斷章取義，失之偏頗。與 1934 年 9 月寫的《生死場》相比，蕭紅 1935年5月完成的散文集《商市街》語言和結構都有長足進步，寥寥數語筆下人物已神形兼備。至於在香港時期（1940-1941年）寫的《呼蘭河傳》《馬伯樂》《小城三月》則代表了其創作最高峰，技巧成熟風格獨特，完全擺脫了初創者的生澀，成名作《生死場》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如果用魯迅對《生死場》的評語為蕭紅蓋棺定論，是選擇性忽略其《生死場》之後的文學創作，既不全面又失公允。

最後，我發現蕭紅很會起題目，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標題黨。有文藝派的如《廣告員的夢想》，《索菲亞的愁苦》《永遠的憧憬和追求》；還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如《餓》，《家庭教師是強盜》；或者把幾件看似不相關事物並列博眼球，如《小偷車夫和老頭》；有時候乾脆違反取題常規僅抓取一個短語或短句做標題，比如時間狀語《祖父死了的時候》，或者短句《他的上唇掛霜了》，《他去追求職業》，斷片短章，極現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