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兩次民族通婚

李公尚

一九六五年，我考上了山東大學電機系，八月底開學後，學校組織去山東的一個農村參加兩個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十月底返校開始學習大學課程。一年後的一九六六年暑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在校學生開始了“全國革命大串聯”，我和同學去了北京、天津、瀋陽、上海、武漢、長沙和韶山等地串聯。到十二月份中央下達停止串聯通知時，我和幾個同學剛從西安出發在去往新疆的路上。我有兩個姨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我借着串聯的機會去看望她們。

一九五十年代初，進軍新疆的解放軍部隊奉命全部留在新疆屯墾戍邊。中央為了改變中國歷代“拓疆戍邊，一代而終，疆域丟失”的歷史，從東部一些省份動員年輕女性參軍，去新疆戍邊部隊和幹部戰士結婚，在當地安家紮根。山東是老解放區，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有大量年輕男性參戰犧牲，遺留有很多年輕無子女的女性烈屬，山東地方政府為了解決這些年輕女性的實際生活，就鼓勵她們參軍去新疆。山東人一向信仰政府，認為只要跟着政府，去天邊也不怕，於是成千上萬名年輕女性參軍去了新疆。我的兩個姨就是這種情況。她倆參軍去新疆後，部隊改編成建設兵團，她們就在當地結婚生子扎了根。

我和幾個同學從西安坐了三天兩夜的火車到了烏魯木齊，先去當地的學校串聯，給當地師生講當時北京上海開展“破四舊”、“大串聯”和“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的革命形勢，當地師生聽了似乎無動於衷。幾天后，我的幾個同學興意闌珊地返回了山東，我繼續打聽我兩個姨的消息，後來得知她們所在的建設兵團部隊駐在伊犁。當時從烏魯木齊去那裡交通不便，很難找到交通工具。我只好在烏魯木齊附近幾個地區轉了十幾天，坐火車回了山東。

串聯結束後，一九六七年全國各地開始“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我回校參加了“奪權”和建立“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一九六八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兩報一刊發表“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元旦社論”，號召全國各條戰線“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和各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於是我們複課了，但課堂不在教室，而在工廠和農村。全校師生分別到工廠或農村去參加勞動鍛煉，落實“工人農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偉大指示。到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們該畢業了，這才意識到我們入學四年只上了一年的課，畢業後不知能幹什麼。當時在我們前面的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兩屆畢業生，也都因學業不足，還沒分配工作而留在學校里。

這時軍隊來到我們學校招人，我作為烈士子女，和很多同學一起參軍去了軍隊。那時全國各地除了軍隊以外，從中央到地方，大多數單位都因文革而工作癱瘓致使不能招人。那些沒能參軍的畢業生因無法分配工作，繼續留校待業。參軍後我聽說，當時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和協助主持軍隊工作的周恩來，為了抵制毛主席支持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派人進駐軍隊成立軍隊文革領導小組，縱容軍隊的老帥和老將們掀起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批判文革，藉以拒絕在軍隊中開展文化大革命，從而保證了軍隊的穩定。

我參軍後被分配到青海一個保密基地工作，定為排級幹部。一九七四年為保證該基地的戰備運輸，我被提為連級幹部派到上海，擔任駐上海北站的鐵路運輸軍代表，負責協調監督執行當地鐵路的軍運計劃，保證軍運數量的完成。我離開青海前往上海時，我的一位領導語重心長的對我說：“老大不小了，到了大城市，有機會就抓緊找對象結婚吧。”

我上大學時，我在山東農村老家的母親曾給我張羅過對象，我大學畢業那年，我母親因過去支前時負傷留下的後遺症迸發去世了，從此，再也沒有人給我張羅對象。我參軍到了青海後，幾乎接觸不到女性。我被調到上海時已經二十七歲了，還沒有談過戀愛，甚至沒有摸過女性的手。

到了上海，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去徐家匯辦完事坐公交車返回北站時，稀里糊塗地錯上了從徐家匯發車開往桂林公園的43路汽車。我曾聽人提到過桂林公園，說這個公園小巧玲瓏，安靜優雅。我想反正星期天早回去也沒事，既然上錯了車，就索性去這個公園看看。

那趟車上坐的幾乎都是年輕人。汽車行駛了一個多小時到達終點站，我下車時被人群中一位身穿桃紅色絲質連衣長裙，外套墨綠色絨料馬甲，頭戴一頂黑色無檐小帽，帽下梳着很多根細長黑髮小辮的年輕姑娘深深吸引住了。她的一身打扮在當時的上海極為罕見，我想起了我去新疆串聯時見過的維吾爾族姑娘。我跟在下車的人群後面，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過那位姑娘。那位姑娘下車後，和一大群年輕人沿着一條林蔭路向前走去，我也神魂顛倒地跟着他們向前走，完全忘了我要去桂林公園。

那條林蔭路的盡頭是上海師範學院。我跟着那群年輕人走進學校，才意識到我已經被那位姑娘迷得暈頭轉向了。當時全國大學經過“教育革命”，招生的方針是“面向基層、面向邊疆、面向工農兵”，我想她一定是從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來上學的“工農兵大學生”。雖然剛才我只看到了她的側面，但她妙曼的身姿、美麗的側影和光嫩的膚色，讓我不能自拔。進入校園後，走在我前面的年輕人漸漸散開了，我卻仍身不由己地跟着她向前走，直到走到一座二層樓前，才醒悟到不能再繼續跟着走了，那座樓有很多女生出出進進，是女生宿舍。

這一邂逅讓我魂不守舍。從此每個星期天上午，我都像着了迷一樣乘車去桂林公園，坐在車站附近的桂林公園門口，一待就是一天，希望能再次見到那位美麗的姑娘。一個星期天上午，我見那位姑娘從校園裡走出來等車去市內，幾次鼓起勇氣想上前去和她搭話，但都膽怯地退縮了。我又一直等到下午，希望她從市內返回時再見到她。但當她再次出現時我依然膽怯得羨而遠之，敢看不敢近，甚至不敢看不敢近。這種單相思折磨了我好幾個星期。

後來，我怕自己穿軍裝太醒目，星期天就換了便衣去等她。一個星期天上午，我在桂林公園門口等候時，一位男青年到我面前向我借糧票，他說他和朋友來桂林公園遊玩，剛才買食品時發現忘了帶糧票。我聽了也沒猶豫就找出糧票給了他，他讓我留下住址，說會把借我的糧票寄還給我。我告訴他不用還了，但他堅持要我的地址，我就把我在上海北站軍代處的地址寫給了他。兩天后，我就收到了他寄還給我的糧票。

到了下個星期天的上午，我在桂林公園門口終於又見到那位漂亮的維吾爾姑娘從學校里走出來，我再次緊張地不知所措。不想那位姑娘竟面帶微笑徑直朝我走來。她問我是不是在等人，我說是。她問我等什麼人，我緊張地張口結舌語無倫次。她笑着問：“你不是我們學校的同學吧？我認識我們學校里所有穿軍裝的同學，從沒有見過你。”我回答不是。她說“從你第一次跟着我走進我們學校，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穿軍裝那麼顯眼。那次你一直跟我到了女生宿舍，我同宿舍的人看到了你，問我是不是你的朋友。”聽她說完，我一吐為快地說出了我對她的愛慕。她聽後動人地莞爾一笑，然後招手向在車站候車的幾個同學大聲說：你們先坐車走吧，我坐下一班車。那幾個同學裡，有一位就是上個星期天向我借糧票的人，他朝我做了個鬼臉。

姑娘叫伊薩爾罕，來自新疆伊犁，二十一歲，原是鄉村小學老師，一年前被推薦來上海上大學。她大方地和我走進了桂林公園，我們邊走邊聊，在公園裡轉了一圈又一圈，走累了就坐下，從上午聊到傍晚，連午飯和晚飯都忘了吃。最後她送我上了返回市內的末班車，我才想起這一天我們食水未進。第二天我上班後，伊薩爾罕用學校的電話給我的辦公室打來電話，關心地問我昨天是不是餓壞了，回去後有沒有東西吃。我向她道歉說我和她在一起忘記了一切，連請她吃飯都忘了。她說她回校後已過了學校的開飯時間，同宿舍的同學從圍桌的伙食中把她的那一份留了出來，沒有挨餓。她倒是擔心我誤了開飯時間，回去餓肚子。最後，我們約定了下個星期天再見的時間和地點。

我和伊薩爾罕戀愛了。那個年代的戀愛，是真正的“談”戀愛，君子動口不動手。明明是戀人，見了面卻一前一後拉開距離隔着幾步往前走，生怕別人知道關係不一般，然後找牆角屋後、樹林草稞等人跡少到的地方“談”。為了不引起別人注意，伊薩爾罕和我約定每次見面她不穿民族服裝，我不穿軍裝，儘量不讓別人看到。

伊薩爾罕告訴我：她來上海前，想不出上海什麼樣子，來了後才知道上海就是天堂。她最大的心願就是在她畢業前，讓她全家人都來上海看看。她說如果她父母知道了她在和一個漢人談戀愛，一定會為她自豪，因為在少數民族地區，漢族就是文明和先進的代名詞，特別是能和一個解放軍幹部戀愛，更是光榮無比。因此，她一直沒敢寫信把她和我戀愛的情況告訴她父母，她怕最後戀愛不成，讓她父母覺得她丟了維吾爾族人的臉。

我和伊薩爾罕每次約會，請她吃飯是個難題。那時上海很少清真餐館，她作為穆斯林很難找到適合自己吃的食物。每次她陪我一起吃飯時，都象徵性地淺嘗輒止，說：“解放後經過這麼多年的教育，新疆的少數民族已經不在乎有些禁忌了。只是有些肉從小沒吃過，現在吃起來不慣那種氣味。離校時我已經讓同學幫我在食堂留了飯，回去熱一熱就可以吃。”

新疆到上海路途遙遠，當時交通不便，伊薩爾罕來上海上了三年大學，從來沒有回過家鄉。她即將畢業時，把我的照片寄給了她的父母，我們開始談婚論嫁了。她畢業後要回到新疆去工作，我告訴她，我已經向上級寫了申請報告，要求調到新疆她的家鄉去。當時中央的政策鼓勵民族融合，支持各民族通婚，我相信我的請調報告一定能批准。於是她寫信讓她父母帶領全家來上海看一看，然後一起回新疆。

不久，伊薩爾罕畢業了，被分配回家鄉伊寧的一所中學當老師，我的請調報告也被批准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駐伊犁的農四師軍事部（相當於內地的地市軍分區或武裝部）去工作。很快，伊薩爾罕的父母和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到了上海，我和伊薩爾罕陪他們一起在上海遊玩兒了三個星期，然後一起回新疆。我和伊薩爾罕把這次旅行，當做我們的新婚蜜月旅行。

到了新疆安排好工作，我和伊薩爾罕全家共同生活在一起，伊薩爾罕的父母、弟弟和妹妹都加入了建設兵團，他們說這是他們全家的夢想。他們一家在當地少數民族中非常受人羨慕。在伊寧，我見到了我闊別已久的兩個姨，她們都已兒女成群，經常和我們走動團聚。一年後伊薩爾罕生了我們的兒子，兩年後又生了我們的女兒，我們的家庭充滿了幸福和愛。後來，伊薩爾罕的妹妹和兩個弟弟都通過自由戀愛，分別在兵團和兵團的幹部戰士結了婚，同樣建立了各自幸福的民族融合家庭。

一九八零年，我收到了新疆自治區教育廳和母校山東大學的信函，按照教育部指示，要求全國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屆三屆畢業生返回母校“回爐”學習兩到三年。於是我告別妻子回到母校，進入無線電專業學習。兩年後我又考上母校的研究生，繼續學習。

那年三月，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胡耀邦主持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會議，向全國發文要求“民族地區要正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支持和保護民族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在一個短時間內把當地民族幹部包括教師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以致八成以上。在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幹部，要有計劃地、相當大批地回到內地去安置工作。（中發][80]31號文件）”當時新疆自治區第一書記汪峰在傳達中央31號文件時要求：“新疆也要按照這個精神辦，絕大多數漢族幹部、職工要退回內地。”

中央和自治區這一生硬的指示，讓很多在疆工作的漢族幹部情緒浮動，特別是一大批已經在當地和少數民族結婦女婚紮根的漢族幹部，面臨着回到內地就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情況，個個痛心疾首。一些少數民族人士趁機鼓動民族分離，要求恢復原教旨性的民族宗教信仰，恢復解放前只許穆斯林男人娶漢族女人，不許穆斯林女人嫁給漢族男人，如果漢族男人要娶穆斯林女人，就必須經過宗教洗禮，改信穆斯林，加入少數民族的宗教習規。隨即南疆的喀什、阿克蘇、和田等地相繼發生了大規模的民族衝突事件。

當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已被撤銷，我岳父一家被迫離開了兵團。我在內地遠離他們，一時顧不上家庭，於是家庭悲劇開始了。一些維吾爾族人逼我岳父岳母恢復我岳父一家早已不再適應的宗教民族習俗，恐嚇我妻子和我結婚沒經過穆斯林儀式，是偷晴私奔，應被亂石打死。他們到我妻子工作的學校去逼迫她為了民族信仰必須離開我，並造謠說少數民族和漢族離婚是受到漢人的中央政府支持的。同時變本加厲發動一些維吾爾族人圍攻謾罵我岳父一家。不久我岳父得了重病，當時剛恢復社會地位的阿訇，監督他在家每時每刻念經懺悔，不能去漢族醫院治療。我聽說後趕回新疆，但在我趕到送他去醫院時，他已被人下毒，不久去世了。

後來，新疆發生了震動全疆的“高旭事件”，漢族和維吾爾族之間矛盾激化。我返回內地學校後，我妻子和我的兩個孩子被我妻子的兩個舅舅強行從我家中帶走。我接到來信後再次趕回新疆，卻到處找不到她們。當時在新疆很多像我一樣的民族家庭，都被拆分得支離破碎。我妻妹帶着孩子上街買東西時，被人綁架後不知所蹤，她丈夫因去追尋而從此失蹤。我妻子的兩個弟媳因為是漢族，不願加入穆斯林宗教，被迫離婚，她們的孩子都被綁架帶走，

不久，各地流傳“胡搞亂邦禍邊疆，兄弟相殘毀家鄉”的兒謠，時任南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阿卜杜拉·烏拉太也夫頂着“與胡耀邦制定的民族政策唱反調”的壓力和打擊，通過內參給中央寫了一封“在新疆，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離不開漢族。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無論在生產上、生活上，還是經濟、文化上，都要相互依靠，誰也離不開誰。不能過分強調支持和保護某個民族的宗教信仰，而忽視和損害其他民族甚至全體人民的利益和生活”的長信，鄧小平看到信後，於一九八一年七月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肯定烏拉太也夫提出的“兩個離不開”的思想，指示以此作為國家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針，停止並糾正胡耀邦、萬里、汪峰等人要求漢族幹部撤回內地，妻離子散的粗暴政策。但是胡耀邦錯誤政策的惡劣影響在新疆埋下了禍根。

從一九八十年代開始，境外宗教和分裂勢力不斷派人到新疆通過在各地舉行穆斯林傳統的宗教儀式，製造民族分裂。在伊寧，他們暗中成立了伊寧“青年麥西來甫委員會”，選舉出總哈孜（總指揮），向當地群眾征繳宗教稅，在各地私設公堂，拆散民族婚姻，殘害不服從的民眾，誘惑和強迫年輕貌美的女人出國為聖戰者獻身，號召發動民族聖戰。

一九八二年，中央在鄧小平“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農墾部隊，也是穩定新疆的核心，肩負着屯墾戍邊的重任，在過去的長期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鬥爭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兵團事業要大發展”的指示下，恢復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各級建制。一九八五年我終於盼到研究生畢業，回到了新疆，被分配到大學當老師。不久，我輾轉找到了我已經遠走他鄉的岳母和兩個妻弟，但是我仍然找不到我已失散兩年多的妻子孩子，和被綁架走的妻妹以及她的孩子。當地政府幫助我在新疆各地尋找，一直沒有結果。

一九九五年的一天，我岳母托人帶信告訴我，伊薩爾罕和兩個孩子在十二年前被帶到了巴基斯坦，為了讓她“清除身上被漢人玷污的不潔”，她被獻給了已有四個妻子的民族宗教極端分子買合蘇木（2003年被美國和巴基斯坦擊斃的塔利班高級頭目艾山·買合蘇木的養子）做“伴寢”。買合蘇木經常從境外派人潛入新疆製造破壞活動。我岳母聽說，伊薩爾罕因為想念國內親人得了重病，買合蘇木已經答應近期將派人送她秘密回國探親。

一九九五年八月，麥西來普在伊寧當地市場上強行收稅，私設教廷，打罵群眾，為首人員被當地公安機關傳訊，於是“伊犁青年麥西來甫委員會”發動了“8·14聖戰行動”，到處打砸搶燒，高喊“趕走漢人”，“不承認漢人政府”，“進行聖戰”。當地政府擔心違反民族和宗教政策，不敢採取果斷措施，只對麥西來甫委員會成員和“81·4聖戰”的組織者作出收容審查五人，批評教育十四人，取保候審九人的處理了事，以求平息事態。

事後，被釋放的極端分子更加有恃無恐，變本加厲開始“聖戰進程”，在伊寧秘密設立了六個地下訓練點，由從境外潛入的外國武裝分子對參與者進行全封閉暴力恐怖訓練。一九九六年十月，新疆各地維吾爾族極端分子舉行聯盟大會，成立了“東突伊斯蘭真主黨”，宣稱“九六年動手，九七年大干，2000年建立伊斯蘭東突國”。就在這個時候，伊薩爾罕被從境外潛回來的極端分子秘密帶回到新疆來探親了。

我岳母悄悄讓人給我捎來了口信，我問捎信人我的兩個孩子是不是也一起回來了，捎信人說不知道。至於我什麼時候能見到伊薩爾罕也不能肯定，因為她被看管得很嚴。我立即把這一情況報告給當地的公安機關，公安機關領導告訴我，他們正在密切關注有關動向，由於我的兩個孩子還在他們手裡，因此暫時不能輕舉妄動。

直到一九九七年二月初，我才在我岳母一家人的幫助下，見到了伊薩爾罕。這時，伊薩爾罕已經得了絕症，將不久於人世。她流着眼淚說對不起我，孩子沒能帶回來。她告訴我就在這幾天伊寧要出大事，讓我趕緊回去報告政府做好準備。

果然，在二月五日，上千名來自各地的暴徒突然手持各類兇器在伊寧進行打砸搶燒，打死當地回鄉探家的各族解放軍戰士和多名群眾，舉行“伊寧暴動”。幸好自治區政府和伊犁州政府事先得到了警報，提前做了處置突發事件的準備，迅速將伊寧暴動控制住了。事後我得知，極端分子在知道我妻子伊薩爾罕和我岳母向我通風報信後，倉促逃走時用石頭把她們活活砸死了。我岳母一家的遭遇給我造成了永久的精神創傷。

一九九九年我五十二歲時，經同事們介紹，我和一位比我小二十歲的哈薩克族女士結婚了，這位女士叫卡塔麗爾，曾經是我的學生，畢業後留校當了老師。我又建立起一個民族家庭，婚後我和妻子幸福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很快有了一個漂亮的女兒。後來我們雖然又經歷了多次由民族宗教極端分子製造的動亂，特別是二00九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那樣大規模的社會動盪和暴亂，但新疆在中央正確的治疆方略指導下，廣大各族群眾和絕大多數民族家庭，團結一致，共同奮鬥，在和睦平靜安定祥和的環境中安居樂業。二0一九年，我已經退休多年，我在上海上大學的女兒作為交換生到美國留學兩年，我妻子利用她的暑假，和我一起送女兒去美國。

到了美國安頓好孩子，我和我妻子在美國和加拿大旅遊了一個多月。我妻子在暑假快結束時，着急趕回去開課，臨走時和我商量，考慮到我有過喪子之痛，又非常疼愛女兒，讓我留在美國陪女兒讀書，等女兒畢業後和女兒一起回國。

去年的一天，我女兒在我們的住處點了外賣，不久，一位四十多歲的男人給我們送了過來。他走後，我和我女兒打開外賣邊吃邊聊，還沒吃完，剛才來送外賣的男人氣急敗壞地回來敲我們的門。他鬍鬚拉碴的臉上急得淚流滿面，一口生硬難懂的英語不知所云。我女兒讓他先平靜下來，慢慢說發生了什麼事。他連比劃帶喊叫，我們聽得雲山霧罩，好像是讓我們下樓為他去向警察作證。於是，我和我女兒就跟着他下樓去看是怎麼回事。

樓下停着兩輛警車，兩個警察雙手掐腰放在腰間的武器上，分別靠在各自的警車邊，注視着我們住的公寓。見到我和我女兒跟着那個送外賣的男人出來，就招呼我們過去。送外賣的男人指着我們對警察手舞足蹈地大呼小叫，警察冷漠蔑視地看着他。原來這個男人半小時前到我們家送外賣時，為了節省時間，把車停在我們樓下的街道邊，沒有熄火也不鎖車，就提着外賣上樓了。當他給我們送完外賣回來時，發現汽車不見了，就慌忙報了警。二十分鐘後警察來了，他無法用語言向警察說明他的車被盜的情況，警察根據他說的幾個簡單詞彙和肢體語言，大概明白了是他的汽車丟了，就給他寫了汽車丟失的證明，讓他去找保險公司賠償。他見警察沒給他破案就要離開，一時着急就攔着警察不讓走。警察上前把他推開，警告他不要找麻煩。他就跑回到我們的住處，讓我們出來向警察證明，他是給我們送外賣丟的車。

我女兒在聽他用簡單的英語和警察說話時，聽出他的發音帶有維吾爾族的口音，就用維吾爾語問他是不是從中國新疆來的。男人一愣，立即用維吾爾語對我女兒說他要求警察幫他破案找回車，車是他租的別人的，丟了車他就無法活了。並質問警察，不是都說在美國從來沒有人偷車，從不丟會丟東西嗎？我女兒把他的話告訴了警察，警察聽了告訴我女兒，這種丟車的事每天都會發生，如果找到了就會通知他。但無論如何他都應該去找保險公司，而不是攔着警察妨礙公務。說完，就氣呼呼地開車走了。我女兒把警察的話告訴了那個男人，男人失望地坐在路邊，無助地哭起來，說他丟失的汽車因為買不起保險，沒有上盜竊險。

看着這個衣冠不整，蓬頭垢面的男人，我女兒問他來自新疆什麼地方，他聽了如夢初醒地抬起頭看了看我女兒，說他來自土耳其。我女兒問他為什麼會講維吾爾語，他猶豫着說他出生在新疆伊犁，七歲時被人把他和他媽媽還有妹妹一起帶到了巴基斯坦。後來他媽媽和妹妹不知去向，他被送去了阿富汗，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急忙問他會不會講中文，是否記得他媽媽和妹妹的名字，他說他小時會講中文，現在都忘光了。他媽媽叫伊薩爾罕，妹妹叫Z愛麗。我問他叫什麼，他說他叫烏斯曼·愛買提。我問他是否還有其他名字，他說記得小時和他媽媽在一起，他媽媽叫他Z愛疆。

我聽了一陣暈眩，我女兒見狀趕緊上前扶住我。Z是我的姓，Z愛疆和Z愛麗是我在我兒子和女兒出生時分別給他們起的姓名。我問他是否記得他父親，他回答說他父親在他小時就死了。我聽了又是一陣暈眩。然後讓我女兒叫這個男人和我們一起上樓去我們的住處。

想不到我在美國遇到了我失散了三十多年的兒子。他告訴我；他在阿富汗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東突伊斯蘭真主黨少年營”長大，長大後經常到各處去打仗。二0一四年他和同伴經巴基斯坦越境去新疆進行“聖戰”時，同伴都被巴基斯坦軍隊打死了，他受了傷，從此就流落在巴基斯坦。兩年後，他在巴基斯坦混不下去了，就去了土耳其。想不到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生活狀況更悲慘，由於語言不通，習俗不同，經常遭受當地政府的驅趕和當地人的欺辱。三年前，美國一個設在中東的難民機構招募維吾爾族人到美國國會和聯合國作證指控中國政府迫害維吾爾族，許諾參加作證的人將來可以留在美國生活，他就和一些流落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報名做為難民到了美國。來到美國後，由於語言和生活習慣不同，找不到像樣的工作，他們的生活依然非常艱難困苦。

我和我兒子在一起生活了幾個星期，彼此都感到陌生和彆扭。我問他願意不願跟我回到中國新疆去生活，他說他在二0一四年以前，曾多次去過新疆的南疆地區參加“聖戰”，殺過不少人，和他一起去的人都被打死在那裡，他雖然每次都僥倖逃了出來，但是早已被中國政府列為恐怖分子，回去怕是沒有活路。

不久，我兒子因為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與我們不同，加上語言不通，就離開我們不知去向了。由於新冠疫情，我女兒在美國畢業後我們暫時無法回國，我女兒已被國內大學保研的事也給耽誤下來。最近，回國的航班通了，我們訂好了機票，近期內就要回到闊別三年的祖國去，我希望臨行前能再見到我的兒子，但一直沒有他的音信。

（本文根據當事人口述采寫）

2022年11月25日

於美國弗吉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