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不識李鴻章，如今方知真中堂”

多倫多地產經紀 李 郡

过去学生时代，有时会对国家部委排名产生疑问，即，问什么外交部总是排在第一，甚至有时总理，副总理还常常兼任外交部长。移民多伦多后这些年，通过国外自由独立媒体的耳目染，对一个国家的外交作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即，一个国家的外交方向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美國更是把外交提到非常高的地位，美國國務院就是專門負責外交的，國務卿的地位是其它部門領導人無法想起並論的。

方向問題是決定性的。一個國家方向選對了，發展就會順利很多，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都會隨著發展迎刃而解；但如果方向選錯了，那就不同了。很多小問題可能會變成大問題，比如，如今中國的地方財政，房地產問題，貨幣問題，失業率過高問題，和產能過剩，及南海爭端等問題。過去40幾年，當中國與美國，歐洲，和日本保持良好的外交，和經貿關係時，以上問題都能在國家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順利解決；但如今美中關係處於緊張時，這些問題一起并發，解決起來非常棘手。有人說，這都是國家外交發展方向變化造成的不利外部環境結果。

谈到外交，就不得不提近代历史的中国外交第一人，满清直隶总督李鸿章。对于此人国内外评价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卖国者，投降派；有人说他是中国近代史著名外交家过去，我在学生时代，就对李鸿章充满偏见，因为此人签了那么多卖国协议。还镇压国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認爲李鴻章是投降派，是賣國賊。后来，移居多伦多后，通过广泛阅读有关资料后，对李鸿章，和义和团有一个新的认识，即，李中堂是一名遠見卓識的外交家，義和團才是禍國殃民的群氓。

李鸿章在甲午海战战败后，反思当时自己和建设亚洲第一的铁甲海军，建鐵路，開礦山，開工廠，外派留學生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时，说，自己就是一个糊裱匠，“房子”表面看似还可以，但经不起风雨。而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工业规模看起来也很宏大，成为全球供应链核心节点。但几乎所有行业的关键技术都不是自主研发，还依赖欧美日。目前，国外開始“去風險化”，国内企业成片倒闭。这与当时的情景何其相似乃尔。表面上看，國内城市建設與歐美相差無幾，看起來也很風光，但核心關鍵技術還掌握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

说李鸿章是䟩战，是投降派。这话有失公允，实际上，李鸿章是靠一路上与太平天国生死拼杀建立的功名。现在看来，甲午開戰前，李鸿章力图避战，并非䟩战，而是是知己知彼，識大局，是避祸；而义和团之流，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看似爱国，实则祸国。義和團裹挟國内情舆，莠言惑众，与西方列强轻率开战。最终酿成大祸，祸及亿万民众。李鴻章只不過是為義和團惹的禍而收拾殘居，為當時的主戰派而背鍋而已。實際上，李中堂簽署的協議是忍辱負重，不計個人得失顧全大局之舉。

如今，通过40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有了一定程度发展。高铁，高速公路，港口吞吐量，发电量，石油和钢铁等传统产业加工能力都跃居世界第一。大学教育普及率也有大发展，有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每年20多万大学毕业生，到如今每年已有1000多万，整整增加40多倍。这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及其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此间，民众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本来如果按过去的发展方向继续努力，国家会越来越好。但刚刚吃饱饭没几年的“专家”，和“学者”受不了。

這些年來，國内所謂的專家學者是當今世界一大奇觀。這些人占據國内各大媒體平臺，引導民眾進行各種投資，諸如，炒房，炒股，买B2B，和理财产品等等。但凡相信這些專家學者話的人們，多半陷入財務困境。這還不夠，这些所谓专家学者還對外大肆渲染，“强大了我的国，列害了我的囯”。但一旦国际上承认了中国是发达国家地位，却又后悔了，声称自己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因爲一旦被國際視爲發達國家，中国将不再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优惠待遇，還將承擔作爲發達國家各種國際義務。這虛假的發達國家帽子將給國家帶來巨大损失。这些学者和专家真是太败家了。

国家真的像这些专家學者所鼓吹的那样强大了吗？我們是普通人，但根據世界各地防疫措施，可以判斷出，中國確實還是發展中國家。理由是，中國的防疫辦法是通過建方艙隔離醫院，通過消殺，通過嚴格封控等這些效果極低的辦法。有人説，防疫用“火神山”、“雷神山”，用“板蓝根”除病毒，就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升级版。而北美和歐州等先進國家是通過有效疫苗防疫。這兩種辦法的社會代價和成本真是天壤之別。再有，貿易戰之前，中國一家電訊公司被吹噓成把蘋果公司甩幾條大街，結果美方一出制裁政策，這家公司和一大片高科技公司都處於癱瘓狀態。這説明中國的科技水平距離美國等先進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中國還需要一個漫長的學習過程，才能實現在世界科技引領地位。

相比李中堂，劉鶴就沒有那個勇氣簽署中美貿易協議。也有人說，如果最初劉鶴與特朗普及時簽署中美貿易協議，那就不會有之後的中美貿易戰，就不會有當今的中美關係的嚴峻局面，更不會有全球“去風險化”。但當時國内專家和學者營造的輿論環境，没有人會簽署中美貿易協議。人們都會擔心一旦簽署這個協議，雖然有利于國家，有利於大學生就業，有利於企業發展；但自己可能由於签下这样带有妥协色彩的贸易协议，而被国内學者和專家定义成当代“李鸿章”，轻者主动辞职，重则也落一个卖国贼，遗臭万年。在专家和学者营造的义和团舆情中，即便有这个“识”，人們也不会有当时李鸿章的“胆”。有人説，國内學者和專家這種义和团舆情的压力，可能是刘鹤不敢签署中美贸易协议的原因。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今天，中國又面臨百年一遇的大變局，即，世界正由工業化向信息化大變革。過去，我们不读李鸿章，不知爱国为何物。誤以爲國家領導人在國際舞臺上説話霸氣和硬氣，就代表不失國格，就是愛國；誤以爲義和團就是愛國;誤以爲當今學者和專家的戰狼就是愛國。其實，100年前，李中堂才是真正的愛國者，在國家從農業囯向工業囯轉變過程中，結交先進國家，引領國民向發達國家學習。如今，世界洪流浩浩湯湯，國家又一次面臨百年變局，即由工業化向信息化轉變。國家又一次面臨命運大選擇，是選擇進步，還是選擇倒退；是選擇與世界先進國家在一起共同進步，還是選擇…,這一選擇關乎億萬人的福祉（本文纯属学术探讨，本人不持任何政治立场，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