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当代最杰出的校友之一离我们而去了。北大老师、学生和校友沉浸在深深悲痛之中。与北大历史上的多位风云人物一样，这位校友一生努力为国为民带来改变和希望，是中国的脊梁。

北大何以能培养出中国的脊梁？这里仅以笔者在元培学院的一些经历，来部分的回答这个问题。元培学院以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命名，是北大本科教改的试验基地。

2014年5月4日，国家最高领导人考察北大，指出“北大不能成为第二个哈佛”。5天后的元培文化节开幕式上，元培学院鄂维南院长说，“我想加一句，北大也不能成为第二个清华。[1]”有的学校培养“又红又专”的“传承者”；而北大培养“常为新”的“变革者”。鄂维南院长在开幕式上提到，“希特勒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的那些才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是，鄂维南院长说，“学生普遍对政治课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这样做的效果就是学生变得很cynical（cynic，犬儒的形容词）。如果北大的学生，全中国最杰出的精英，如果我们的学生都变得这样cynical，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在什么地方？[1]”——这是犬儒这个词第一次进入到我的字典，也扎根在了每一位学院领导和同学心中，促使大家积极反思，举一反三。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鄂维南院长履职不久，就把他的想法付诸了行动。一位校友在知乎上回忆：北大所有的学生都是要修政治课的，但是我们鄂院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变，把马原毛概这些政治课改成了自己院开设的通识课程和讨论班，讲真的，你可以随意找一个北大清华的学长学姐问一问这意味着什么。[2]，不仅如此，鄂维南院长是无党派人士，但他主动提出自己给学生上第一堂政治课。[3]常务副院长李沉简教授也教导我们，要“接触到原本文献，敢于进行独立的、艰深的思考”。[4]

我们元培的鄂维南院长、李沉简、张旭东副院长都有长期在美国学习工作的经历。在担任我们院长的同时，鄂院长和张副院长还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全职教授。他们有着全球的视野，知道中国应向何处去。张旭东副院长就曾说过，“‘中国梦’和‘美国梦’具体内容上的重合度非常之高，所以如果把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就会非常不好谈。[5]”在谈到大学教育时，他说，“目前国内大学师生似乎都在围着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转。”然而“真正有效的思想交流，比起八十年代来不是多了，而是少了。”[6]而元培的院领导，给了学院每一位老师和同学敢于批判和质疑的交流环境。

在2018年的一个特殊时刻，李沉简副院长写的一篇不做Cynic的文章传到了学校外面，引发连锁反应。当时我感到，这三位院长恐怕没法再继续他们大刀阔斧的变革了。果然，当年院长副院长全部换人……

从元培的例子，就能看到北大的教育家们是以怎样的勇气和担当来努力带来改变的。也正是一批一批这样的教育家，前仆后继，才让北大可以培养出中国的脊梁。我们如何把这种勇气和担当传承下去？最好的办法就是帮助把文章转发到更多的平台，让教育家们的精神去触动更多的人。每一次转发都能让教育家们的努力被更多人看到，从而激发更多人去努力。去培养出更多的中国脊梁！

[1]关于元培学院下一步工作的几点想法

[2]知乎：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现状如何？

[3]元培学院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系列文件精神

[4]李沉简：北大与元培通识教育的现状、定位和未来

[5]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

[6]张旭东：“文化政治”：文明国家的存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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