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當代最傑出的校友之一離我們而去了。北大老師、學生和校友沉浸在深深悲痛之中。與北大歷史上的多位風雲人物一樣，這位校友一生努力為國為民帶來改變和希望，是中國的脊梁。

北大何以能培養出中國的脊梁？這裡僅以筆者在元培學院的一些經歷，來部分的回答這個問題。元培學院以北大老校長蔡元培先生命名，是北大本科教改的試驗基地。

2014年5月4日，國家最高領導人考察北大，指出“北大不能成為第二個哈佛”。5天后的元培文化節開幕式上，元培學院鄂維南院長說，“我想加一句，北大也不能成為第二個清華。[1]”有的學校培養“又紅又專”的“傳承者”；而北大培養“常為新”的“變革者”。鄂維南院長在開幕式上提到，“希特勒也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他的那些才能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得到了充分的發揮，給整個世界帶來了極大的災難。這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還有一句讓我印象很深的話是，鄂維南院長說，“學生普遍對政治課產生了一種牴觸情緒。這樣做的效果就是學生變得很cynical（cynic，犬儒的形容詞）。如果北大的學生，全中國最傑出的精英，如果我們的學生都變得這樣cynical，我們這個國家的前途在什麼地方？[1]”——這是犬儒這個詞第一次進入到我的字典，也紮根在了每一位學院領導和同學心中，促使大家積極反思，舉一反三。

“君子一言，快馬一鞭”，鄂維南院長履職不久，就把他的想法付諸了行動。一位校友在知乎上回憶：北大所有的學生都是要修政治課的，但是我們鄂院長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變，把馬原毛概這些政治課改成了自己院開設的通識課程和討論班，講真的，你可以隨意找一個北大清華的學長學姐問一問這意味着什麼。[2]，不僅如此，鄂維南院長是無黨派人士，但他主動提出自己給學生上第一堂政治課。[3]常務副院長李沉簡教授也教導我們，要“接觸到原本文獻，敢於進行獨立的、艱深的思考”。[4]

我們元培的鄂維南院長、李沉簡、張旭東副院長都有長期在美國學習工作的經歷。在擔任我們院長的同時，鄂院長和張副院長還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紐約大學的全職教授。他們有着全球的視野，知道中國應向何處去。張旭東副院長就曾說過，“‘中國夢’和‘美國夢’具體內容上的重合度非常之高，所以如果把二者簡單地對立起來就會非常不好談。[5]”在談到大學教育時，他說，“目前國內大學師生似乎都在圍着一個看不見的指揮棒轉。”然而“真正有效的思想交流，比起八十年代來不是多了，而是少了。”[6]而元培的院領導，給了學院每一位老師和同學敢於批判和質疑的交流環境。

在2018年的一個特殊時刻，李沉簡副院長寫的一篇不做Cynic的文章傳到了學校外面，引發連鎖反應。當時我感到，這三位院長恐怕沒法再繼續他們大刀闊斧的變革了。果然，當年院長副院長全部換人……

從元培的例子，就能看到北大的教育家們是以怎樣的勇氣和擔當來努力帶來改變的。也正是一批一批這樣的教育家，前仆後繼，才讓北大可以培養出中國的脊梁。我們如何把這種勇氣和擔當傳承下去？最好的辦法就是幫助把文章轉發到更多的平台，讓教育家們的精神去觸動更多的人。每一次轉發都能讓教育家們的努力被更多人看到，從而激發更多人去努力。去培養出更多的中國脊梁！

[1]關於元培學院下一步工作的幾點想法

[2]知乎：北京大學的元培學院現狀如何？

[3]元培學院學習貫徹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和系列文件精神

[4]李沉簡：北大與元培通識教育的現狀、定位和未來

[5]張旭東：“文化政治”與“中國道路”

[6]張旭東：“文化政治”：文明國家的存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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