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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参加瑞士的乌克兰和平峰会的中国,再次走向封闭的趋势
   

 6月15日,讨论乌克兰问题和俄乌战争的瑞士国际和平峰会开幕,超过90个国家与会。除了与俄乌问题无关、无心无力参与的一些域外小国未参与会议,世界各大国及与俄乌有较多关联的国家几乎悉数与会。虽然本次会议是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主导,但相对中立甚至亲俄的巴西、印度、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国,也参与了本次峰会。


   而本次峰会缺席的唯二大国、俄乌问题相关国,是俄罗斯与中国。俄罗斯作为入侵乌克兰的一方,且没有撤军停战的诚意,不被邀请自不必说。但中国作为第三方,主动拒绝出席瑞士峰会(哪怕泽连斯基和西方很希望中国参会),就颇为令笔者和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安和忧虑了。


   笔者之所以不安和忧虑,既是因中国缺席峰会将不利于俄乌和平,更是从本次事件及许多迹象判断,近年来中国已日益放弃1980年代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和文明秩序的尝试,重新走向封闭及与西方强烈对立。这已对中国造成严重伤害,未来将会有更多更大的恶劣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内政外交及国际环境的影响,在1950-1970年代,曾长期呈相对闭锁状态,并与西方高度对立。1970年代初虽与美欧日等国改善了关系,但中国社会整体仍是封闭的。


   直到1978年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决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才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再次与世界积极的交流。中国专门设置若干经济特区招商引资,对外国人才求贤若渴。虽然后来发生了政治变动,但在经济、科技、学术等领域,中国仍然积极与世界接触。江泽民时期,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工厂”。而中国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举办“中非/中欧/中国-东盟合作论坛”等,也都是积极融入世界、与国际社会深入交流的典型成果。


    数十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极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教文卫的进步、中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大大加深。中国在接受外来影响同时,也在海外有了更大影响和力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拓展了国家利益,推动了世界繁荣和一体化。


    当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自身底子比发达国家差等原因,中国在国际经贸分工合作中,长期处于产业链下游,以出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赚取收入,多数利益被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所得。中国本土工农业也遭受了国际企业的冲击。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衡不公正,也让中国也长期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处于较边缘地带,与国家体量不完全相称。总之,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中,确有吃亏的一面。


   但即便如此,中国在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所得仍远大于损害、受益远多于吃亏。而且中国之所以处于产业链下游和国际秩序的边缘,正是在于中国没有及早的加入国际大家庭(或者说1949年之前本已加入,却因故退出)、长期主动的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也没有跟上二战后第三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浪潮、全球化的大流,不能与日新月异的世界同步,才让中国“一步落后、步步落后”。


   中国之所以能从1970年代后期的“一穷二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人均GDP全世界倒数到超过世界平均,一半应归功于对内改革,另一半在于对外开放,且二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而欧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相关规则秩序,虽然并不完全公平,也有诸多严重的缺陷,发展中国家在其中也确有吃亏情况,但它仍是人类有史以来相对最为人道、和平、繁荣的国际体系,最大限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权民生改善。相较于古代乃至近现代帝国血腥征服、殖民压迫、君主专制、种族屠杀等世间常态,近几十年欧美主导的国际社会虽也不平静和谐,但杀戮与破坏少了95%都不夸张。


   而且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抗日战争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正是在于当年中国积极呼吁国际调停、得到世界许多国家政府和民间的同情与支持。有这样的经历,中国人民应该更为支持国际社会介入俄乌战争、支援乌克兰反侵略、捍卫主权、追求和平的抗争;也更应该支持和加入基于人道和平、普世价值的国际多边合作体系。


   而西方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普世价值观,也确是人类应前进的方向。即便中俄等国也不否认这些概念,只是认为内涵和实现方式与西方不同。而就实践情况看,欧美对普世人权的践行显然比中俄更优。如果是中俄取代欧美成为国际秩序主导者。世界人权状况恐怕远比现在更为不容乐观。另外,欧美在科技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环境保护、多元和包容性社会建设等方面,也都显著领先于其他国家。


  所以,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遵从相关的规则与秩序,是利大于弊的事。而且,如果中国真正融入普世价值体系,以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深厚的文化底蕴、二战以来为世界做出的各种贡献,完全可以与西方一道,成为制定规则、主导秩序的一员甚至首席。


   日本和韩国近几十年亲近西方、成功融入、还成为影响力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国际秩序参与者和塑造者,就是值得中国效仿的前例。日本还成为世界最主要发达经济体组成的G7的成员国。韩国在1990年代之后则迅速成为活跃在世界各地各领域的新兴发达国家。而最近十几年的印度,也在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印度在俄乌战争中的态度,就成功平衡了印度与西方、与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关系,比同样与俄罗斯关系友好的中国更加高明,更利于本国经济和对外关系。


   最近几年的中国,却走向另一条与其他国家及中国自身之前路径几乎完全相反的、颇为令人担忧的道路。不同于1980-2000年代坚定的改革开放、拉近与西方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近年的中国日益强调“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安全”问题,把维护制度稳定放在首位,尽力与西方“脱钩”、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而由于中国体制和政策问题,西方也不信任中国。于是许多经贸合作(如“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如“孔子学院”)纷纷由热变淡,甚至项目关停。


    中国不仅拒绝加入西方主导的体系和组织,还“另起炉灶”,和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柬埔寨等国加紧关系,并明确批评西方国家的立场和政策、反对西方的作为、对抗西方乃至更广泛的自由民主阵营。且无论争议的具体是非如何,中国都倾向于和西方“对着干”。中国在台湾问题、中菲南海冲突、俄乌战争等问题上的表现,充分反映了这样的趋向。


  虽然中国也多次表态不赞同中美/中欧“脱钩”、领导人时常前往欧美加澳等国访问、施行单方面免签和其他便利措施吸引各国人士赴华旅行,但这些有限的开明言行,并不能掩盖整体上重新闭锁国家的趋向。就像1970年代初中国曾开放各国友好人士来华访问、组织翻译外文书籍、减少批斗“帝国主义”的宣传一样,并没有改变闭关锁国的整体状况。


   相对于技术性的开明措施,中国拒绝出席瑞士和平峰会、在中菲冲突上采取强硬态度、激烈批评欧美涉华政策等,更能反映中国在对外领域的本质立场。而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停滞甚至倒退,更让中国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不相容,中国日益闭锁的趋向越发明显。而这几年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萎缩、新冠“清零”期间的入境管控,也是中国日益减少对外往来的例证。


  本次瑞士和平峰会,本是中国展现大国影响力、促进国际和平、为中国拉取更多好感和争取利益的机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前多次向中国示好,希望中国参与峰会、促成俄罗斯撤军。西方各国也都希望中国参会。但中国却拒绝参加,还时明时暗的站在俄罗斯一边。中国虽提出了一个实现俄乌和平的“替代方案”,但那个方案显然是利于俄罗斯的,没有要求俄罗斯撤军、归还侵占的乌克兰领土,还反对西方军事援助乌克兰,乌克兰当然不愿意接受。


   中国拒绝参与瑞士峰会,也拒绝与泽连斯基直接对话,意味着中国扔掉了泽连斯基和西方递来的橄榄枝,宁愿搞坏中乌、中欧、中美关系,也要站在俄罗斯一边。


   这无益于(乃至有害于)中国国家利益,但中国官方却仍坚执如此。这也正反映了中国这些年来秉持的反西方、拒绝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排斥基于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的外交原则和底色。这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符、与人道和平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相悖,也并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意愿。


   但中国这样的外交立场与政策,恐怕将长期继续下去。笔者对此无能为力。但作为一个中国国民,我也希望借此文表达个人的态度,及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忧虑。


   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繁荣富强的正途。若干年前人们曾为引入外国资本与技术、加入世贸等问题激烈争议,很多国人恐惧开放,后来的繁荣证明了引入外资和入世的正确。而1950-1970年代的封闭、2020-2022年的“清零”,都带来了经济的停滞、人民的贫困。这样的经验教训还不能说明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对外交流的重要吗?


  而在对待国际议题上,不应以“西方支持的都反对,西方反对的都支持”这样的教条和赌气方式决定政策,而应根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来做出判断和决策。如在巴以问题上,中国可以批评西方对以色列的偏袒;但在俄乌战争中,中国应反对俄罗斯的入侵。这样中国可以赢得各国更多尊敬,而非只与俄朝伊叙柬等国组成小圈子“自娱自乐”。


   笔者希望,中国各界人士尤其外交事务的决策者,应明白对外开放的可贵、全球化的益处、遵循现代国际秩序的必要,放下狭隘与教条,对外关系要讲道理、有理性、一切决策应基于国益和民生。当中国官方无法履行这样责任时,中国民间社会在内各领域人士,都应积极为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誉,促进中国对外依理的、有道的、有益的交往。这样的中国也能得到更多国家的尊重,成为21世纪国际社会既有巨大影响力、又益于和平与人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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