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7月17日刊发了驻港记者戴庆成文章《香港年轻人为何躺平》一文。文中戴记者说到，面对高昂的楼价，许多香港青年人放弃买房做业主的打算，争相申请“公屋”。其他港媒和外媒也有报道。对这一现象，特首李家超希望青年人不要“为一个公屋白费潜能”、要“尽力追梦”。其他一些香港政府官员也发言，希望青年人奋发进取、不要“躺平”。
显然，香港青年的“躺平”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影响到了香港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引发港府官员和各媒体的关注。但面对这一问题，港府官员更多强调香港青年人“不努力”、“自我设限”，而回避港青“躺平”的现实原因。
自1841年开埠以来，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不断发展，由一个史册不载的小渔村，一路成长为世界闻名的“东方之珠”，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最繁荣的经济中心和商贸枢纽之一。香港的繁华与辉煌，曾让东亚和东南亚各地都颇为艳羡。香港人也为自己的港人身份而自豪。
但为世人所忽视的是，香港一百多年的长期繁荣背后，是香港丛林资本主义模式对产业工人、基层服务业者、各弱势与边缘群体权利的侵害和无视；产业结构畸形导致的贫富悬殊；地狭人稠地理环境下房价高企、一房难求；以及这些弊病衍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民生困境。
香港的繁荣很大程度源于香港的高度经济自由主义体制，即自由放任、低税收、低福利、重商亲资本的制度、法律、政策。这样的体制非常利于金融资本的流通、贸易的便利，高自由和高利润让世界各地投资者携带资金蜂拥而入，极大刺激了经济活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成就了香港的繁荣，让上层赚的盆满钵满、部分中层也成为令世人艳羡的富有中产。但同时，大多数香港中下阶层人士，却生活在贫困之中。香港的产业结构偏重于金融和商贸，以及其他高端技术业和管理与服务业，这让一小部分精英阶层大富大贵，可多数民众只能从事与其他地区和国家无二的“低端”产业，并不能得到高端产业高管那样的收入。
虽然中下层港人相对世界多数国家平民，仍算富有。但在港九和新界之内，与富裕阶层相比可谓赤贫。香港的繁荣也带来高房价、高物价，生活成本的高昂抵消了中下层从香港繁荣中获得的“红利”。
至于靠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买房置业，这并不是容易的事。在香港经济处于快速上升的几个时期，如19世纪末和二战后至上世纪90年代，尚且有不少机遇。但随着上层职位饱和、阶层固化，中下层港人想凭个人奋斗提升阶层，越发困难。而高昂的房价，让许多港人望楼兴叹，即便买得起也要耗尽积蓄和背负房贷。而且在“内卷”中，即便大家都非常努力，只会让跃升阶层难度提高、房价物价水涨船高，越奋斗越艰难，且零和竞争总会有失败者。
相对于欧美加澳等西方国家，香港的劳工权利保障和物质福利，也都相对较差，有西方经济水平却无西方的人权保障程度。另外，香港地处亚热带、又只有弹丸之地，炎热的气候和逼仄的生存空间，更加剧了中下层港人的受压迫感和痛苦。笔者多年前曾去香港旅行，就看到在炎热又简陋的“笼屋”里熬日子的香港老人，他们连冷气都舍不得开，生活甚是凄惨。
于是，一百多年来，香港虽然不断发展、日益繁荣，但阶级隔阂与社会矛盾也颇为剧烈，香港成为多次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策源地。从清末的反清民族民主革命，到1920年代反帝反资反军阀的工人运动“省港大罢工”，再到1960年代以“六七暴动”为典型的一系列动荡，都是香港社会矛盾激化及其外溢的表现。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并未在香港特区推行左翼的亲劳工、亲底层的社会主义政策，相反保留甚至强化了英殖时代重商亲资本的模式，劳工及其他平民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被忽视，英殖时代的港府官僚和资本家却得到优待和扶植。这导致香港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工和弱势保障不足、高房价高物价等问题不仅未能解决，还有恶化趋势。中国政府认为，经济发展“做大蛋糕”可以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各种民生问题。
但现实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平等的继续也就导致不满的延续。回归后的许多社会动荡和事件，包括几年前的“占中”和“反修例运动”，虽有不少政治成分，但香港民众尤其青年人巨大的生存压力、对分配不公的不满，这些压力和不满积累的戾气，无疑是爆发动荡的重要原因。香港长期存在的排外心理和若干次排外风潮，同样和香港中下层生活困窘、担心外来者侵蚀其有限资源有关。
近些年来尤其最近几年，香港的社会环境越发压抑，人们的表达受到限制，且即便表达也难以影响港府政策。所以，港人对于现实既不满，又不敢也不愿表达。这反过来更让港人有挫折感，越发消沉。于是，“躺平”就成了一种不得已的、必然的选择。在“躺平”的动机上，香港青年倒与近年来同样“躺平”的许多中国大陆青年有着颇为相似的原因、共同的无奈。
所以，香港青年普遍选择“躺平”，并非是其自身不努力，而是社会高度不平等和过大的生存压力，让奋斗变得困难和无用。而日益压抑的环境和缩小的舆论空间，也让他们难以表达怨愤，索性不再挣扎，得过且过。
港府和各界有识之士，若真的希望香港青年不继续“躺平”，就应当逐渐改变香港的体制与社会环境，营造有利于港人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氛围。
具体如何改变，是非常庞杂的设计和实践工程。简而言之，一是要改变过于重商亲资本、低社会福利、放任房价高企的体制和政策，真正实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高对于普罗大众的福利保障水平，改善中下层劳动者的工作条件，集中资源解决高房价等重点民生问题。在如何解决住房问题上，香港应该向另一个同样地狭人稠的城市新加坡学习。
虽然这会引发工商金融和地产精英的忧虑、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但改革仍然要进行。香港人是每个港人的香港，而非权贵精英霸占的香港。普罗大众的福祉，才是港府最需要考虑的。不平等和格差化对社会活力的刺激是表层的、难以持久的，还会带来各种连带弊病、对民权的损害；建立一个相对平等、收入差距小的共同体，让每个人都能不为生计过于忧虑、根据自身特长和兴趣为国家和城市做贡献，才利于社会和谐和长久的活力。
第二，则是要在教育、新闻与舆论、社会文化等领域，放松管制、包容多元的声音，也鼓励平民与弱势群体发出声音、表达诉求。“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人们有了表达的空间，政府也能了解民众所想所求，社会多了活力，人们也就不至于逃避和“躺平”。即便政治方面仍然要控制，在非政治的社会文化方面有序的开放，是不需政府过于担心的。
虽然这些改革若付诸实践，必然颇多阻力和艰难，且即便部分实行也未必能迅速改变香港现实，但仍然能给港人尤其青年人希望。如今的香港沉闷、港人“躺平”，就在于缺乏希望。有了希望，人们就会动起来，活力就会恢复，本来“躺平”的人也不再甘于寂寞。
对于掌握巨大权力与海量资源的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若要开启改革、促进平等与激发活力，并不是很难的事，关键不是“能不能”，而是“愿不愿意”的问题。
香港作为“东方之珠”，百年来成为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桥梁，为中国发展繁荣起到重要作用，大陆人和港人俱有荣焉。拥有决定香港前途命运权力的人们，不应坐视璀璨明珠日渐暗淡，要回顾邓小平、江泽民等前辈领导人对香港的由衷赞美与殷切期盼，尽己之责，为香港青年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华夏大陆南缘的希望之城，再度焕发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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