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吳祖光被動員申請入黨談起（胡述安）

牆內《愛思想》網站上有一篇署名向繼東、標題《吳祖光的一篇文章》的文章，講吳祖光先被動員參加共產黨，幾年後又被強迫退黨的故事。入黨部分，吳祖光老先生描述的原文是這樣的：

1976年終於結束了血腥遍地的十年苦難“文革”……峰迴路轉，難以想象的是：當時我的主管領導、中央文化部代部長周巍峙找我談話，對我說：“文革十年由於四人幫的破壞 ，黨的威信降到了最低點，在這種艱難的時刻，就會想到老朋友。由於你和黨長久的密切關係，尤其是和周總理的友情，在這樣的時刻，你是否應當考慮寫一個‘申請’呢?”他說的 當然是“入黨申請”，是我沒有預料到的。我卻自知我遠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而部長和我的懇切的談話卻使我不得不認真對待。我當晚在家裡召集了全家的首次家庭會議，說明情 況後，妻子、兩個兒子，五分之三的多數一片欣然，都說是過去由於你不是黨員，我們受盡了折磨和欺辱，現在終於有了這麼一天，還商量什麼?趕快寫申請吧。惟有我那在音樂學院 讀書的小女兒始終一言不發，問她在想什麼?她說：“爸爸入黨的話，我沒有臉見同學了!” 他的話雖出人意外，和部長對黨的威信的評價卻是一致的。然而女兒的意見是三比一，占了少數，我終於聽從多數的意見和不能過拂部長的好意入了黨。時間是1980年。

筆者認為文化部長周巍峙講的那幾句話不可能是個人看法隨便講講（黨的嚴密紀律絕不允許），而是當時中共高層中的開明派（而且這些開明派思維在共產黨內占了主導地位）的普遍共識。這是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證的，比如辛灝年（當時是中共重點培養的安徽省青年作家）也曾提到在某次全國青年作家會議上，總書記胡耀邦講，希望大家相信我們共產黨會改好。連台灣的國民黨都改好了（指當時蔣經國的一些言行），我們就更沒有理由不改好。（大意如此，非原文。）

周巍峙和胡耀邦的意思是一樣的，即共產黨（當然這個詞有時可能會用＂林彪四人幫＂替換）幾十年做了很多壞事，讓老百姓吃夠了苦頭，所以＂黨的威信降到了最低點＂。今後要改弦更張，＂改好＂。為了讓老百姓相信他們真能改好，好幾年中，真是沒有發動過任何大規模的整人運動。除了不整人，還做了許多讓老百姓受益的好事，比如准許知青返城，恢復高考（包括降低政治、出身的壁壘，提高考分的話語權）。這一點，筆者相信每一個經歷過那段時間的人都會同意。

筆者在那段時間裡在南京大學數學系上研究生，還被系黨總支指定，當過一年的研究生班的班長，親身感受過當時的社會氛圍。首先，將近20名招來的研究生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員，入過共青團的也極少，幾乎都在大學階段（大約十年前）因為＂白專道路＂而受過批判、吃過苦頭。少數幾個（包括筆者本人）的檔案里還裝有文革期間被整的材料未被平反（可見南京大學錄取我們為研究生時根本沒有看過我們的檔案）。三年多的時間裡，沒有搞任何政治運動。系總支指派的研究生班輔導員向我布置的最重要，也幾乎是唯一的任務是，注意有沒有考上研究生後與妻子起矛盾、鬧離婚的。當時這種事相當普遍，如果真有一個被離婚的跑到大學系辦公室來鬧，對系總支領導的官運是相當不利的。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文革前、文革中學生幹部的日常工作就是摸同學們的思想動態，抓反動思想苗頭，給同學們排左、中、右。由此可見共產黨當時的作為的的確確與毛時代有天壤之別。

由於這種種作為，共產黨的威信的確是得到迅速的提高，很多以前的受害者，上至知名人士如吳祖光，下至芸芸眾生如我等，都或多或少地諒解了共產黨（儘管可能還會有些牢騷）。再加上當局執行親美親西方、發展經濟的政策，民眾生活普遍改善，那段時間，共產黨的統治真呈現出一派中興氣象。

這種中興氣象維持了多少年，筆者不敢斷言。更可能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誰也說不出崩壞起始的時刻。但是這種中興氣象崩壞的原因倒不難說明。根據許成鋼對共產極權主義的制度基因的分析，即共產黨高層中一度占據過主流地位的開明派思維是違背共產極權主義的基本意識形態的，所以在與共產黨高層中的死硬派（也可以稱為原教旨主義派）的黨內鬥爭中，理不直，氣不壯，一步步敗下陣來。總之，大概從＂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始，毛時代的種種做法逐步回潮，對吳祖光一類的知名人士講的話也越來越不能容忍，幾年前為恢復黨的威信而被拉進黨內的吳老先生又被清除出去，而且由政治局委員胡喬木親自執行。

時至今日，筆者不敢確定共產黨高層中還有幾人考慮過共產黨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問題，還有幾人象周巍峙那樣認為＂黨的威信降到了最低點＂，還有幾人象胡耀邦那樣想讓共產黨＂改好＂，從而讓民眾擁戴。筆者同樣不敢確定的是，在以前的與新產生的受害者中還有幾人能象吳祖光老先生那樣被共產黨的誠懇所感動而原諒共產黨。筆者的感覺是，1978以後的那幾年是共產黨有望中興的極為稀缺、甚至於可以說是唯一的機會。這樣的機會被浪費了就永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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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繼東：吳祖光的一篇文章 《愛思想》網站 2011/12/14

附錄：吳祖光的一篇文章（向繼東）

愛思想2011/12/14

2003年4月吳祖光老逝世，轉眼7年過去，貼此舊文，是為“為了忘卻的紀念”

四年前，吳祖光老有一篇懷人的文字，題為《知遇之恩》，是寫裝幀藝術家曹辛之的 。因為文中寫到他自己入黨和退黨的事兒，所以“敏感”，文章寫好半年沒發出來。這時， 吳老想到我這個做副刊編輯的，將文章寄了來。也許是吳老急於發表，幾天之內竟兩次用掛 號寄我。第一次寄有兩稿(另一篇為《藝術大拼盤》)，附信是這樣寫的：“繼東兄：來信收 到。找出兩篇小文章，其中一篇懷人之作，就遇見(到)了障礙。你看湖南可有此種顧慮否? 思之可悲可笑。祝安/並賀新年/吳祖光/(1996年12月) 三十一日除夕。”第二次附信又曰： “……《知遇之恩》一稿，是曹志人約寫(的),但出版單位要求刪節，審稿當局之怯懦令人 可嘆可笑，不知貴刊能過關否……”?

我看了此稿，覺得並不怎麼出格，於是急忙發稿——因為我即去北京組稿，屆時好帶 上樣報去拜見吳老。那時我們的老總是個有點人文關懷的人，稿子經他一番擺弄，刪掉了文中提 到胡喬木的段落和句子，終於簽發了。不料在最後簽字付印時，老總一狠心又把它撤下了。 文章沒發表，北京組稿還是去了。我和丁東、邢小群夫婦一起找到吳老家，把“處理”過的 文章清樣給了吳老一份。吳老匆匆看過後，溫和地說了句什麼，如今只記得有“害怕”、“ 脆弱”等詞兒。大概過了一年多，適逢《書屋》雜誌讓我幫着組稿，於是我又將《知遇之恩 》送了去。後來，此稿終於在《書屋》雜誌發表了。

那段所謂“敏感”的文字，《書屋》雖未作多大刪改，但也進行了一些“技術處理” 。記得《書屋》將小樣寄給吳老過目時，吳老仍在小樣上堅持將“胡喬木”三個字添上，同 時又寫了一句寬厚的話：“假如來得及就改過來，否則就算了。”最後當然“沒來得及”， 直到去年出版的《天火——書屋佳作精選》收錄此文時，文中自然也找不到“胡喬木”的名 字。我曾與《書屋》主編開玩笑說：“看來這位勸吳祖光老退黨的政治局委員是誰就只能讓 後學去考證了!”

日前，與友人閒談，說及吳老種種。友人聽了建議我就此作一小文，於是我又找出《 知遇之恩》原稿，重讀之下，靈機一動：寫一段不如抄一段，讓有興趣的讀者去對照讀。吳老文章中寫到入黨和退黨的文字是這樣的：

1976年終於結束了血腥遍地的十年苦難“文革”……峰迴路轉，難以想象的是：當時我的主管領導、中央文化部代部長周巍峙找我談話，對我說：“文革十年由於四人幫的破壞 ，黨的威信降到了最低點，在這種艱難的時刻，就會想到老朋友。由於你和黨長久的密切關係，尤其是和周總理的友情，在這樣的時刻，你是否應當考慮寫一個‘申請’呢?”他說的 當然是“入黨申請”，是我沒有預料到的。我卻自知我遠遠不夠做一個共產黨員，而部長和我的懇切的談話卻使我不得不認真對待。我當晚在家裡召集了全家的首次家庭會議，說明情 況後，妻子、兩個兒子，五分之三的多數一片欣然，都說是過去由於你不是黨員，我們受盡了折磨和欺辱，現在終於有了這麼一天，還商量什麼?趕快寫申請吧。惟有我那在音樂學院 讀書的小女兒始終一言不發，問她在想什麼?她說：“爸爸入黨的話，我沒有臉見同學了!” 他的話雖出人意外，和部長對黨的威信的評價卻是一致的。然而女兒的意見是三比一，占了少數，我終於聽從多數的意見和不能過拂部長的好意入了黨。時間是1980年。

在很多朋友為我的“入黨”而向我熱烈祝賀的時候，我卻始終惶愧不安，原因是我自覺自己遠遠不符作一個中國共產黨員的條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首先我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水平都和應當具有的水平相距太遠，對社會、生活、事物的理解又時常和現實有所分歧。在自我感覺尚無察覺的時候，1987年，亦即在我“入黨”七年的時候，發生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從未發生過的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親自駕臨一個普通黨員家裡，宣讀中央紀律委員會文件，提出六條所謂“錯誤”，勸我“退黨”，並作出“不聽勸告，即予開除”的 決定。這位政治局委員就是在1957年和我初識，並在1985年親筆寫信和我“訂交”的胡喬木同志。

我當時對喬木說了：中紀委文件中所提出的六條“錯誤”，前三條均不符事實，後三條引自我的一篇談戲劇藝術改革的文章，均不能作為勸我退黨的理由,但是喬木同志年長體弱，親自走上我家四樓，由於對喬木的尊重和感動，我同意接受“退黨”……

吳祖光老為人，在學界是頗受稱道的。他將此文寄我，希望在我主持的副刊發表，但 限於當時的氣候而未能，我是心懷歉疚的。今天寫這篇文字，一是做些補救工作，二是為研 究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後學提供一個方便，免得再費時去考證了。記得當年吳老退 黨時，知識界曾有種種傳聞，其中之一是：中央決定勸吳老退黨，但考慮到吳老的個性，讓 誰去勸合適呢?吳老所在的中國戲劇家協會，本是文化部的下屬單位，但最後還是胡喬木同 志親自出面找了吳老。這些是否屬實，我沒問，吳老也沒有說。

我與吳老已有三年多未見面了，去過幾封信，但沒有回音。昨天，我試着給吳老打 電話，居然打通了，但接話的不是他，而是他家的保姆。自報家門後,我問吳老還好吧，電 話那邊說，吳老遭受失去老伴新鳳霞的打擊後，不久患了腦血栓，治癒後又復發過。現在病 情雖還穩定，但不太說話了，字也不能寫了，行動也不太方便了。放下電話，我又給吳老的 乾女兒趙青打電話。詳細詢問病情後,我又問吳老《知遇之恩》這篇文章是否收進了他的近 著中。趙青告訴我，吳老近兩年沒出過書，吳老的文集雖有出版社感興趣，但似乎還不是出 版的時候。也許正因如此，我寫這篇小文尤顯必要了。

吳老一生遭遇坎坷，就因其言太真太實。他現在怎樣打發日子?保姆說：看看電視， 翻翻書報雜誌。也許，這說明他腦子還管用。吳老一定還有許多話想說，只是病魔殘酷地剝 奪了他說話的權力。“不屈為至尊，最富是清貧。”這是吳老自撰的一副對聯。我想，在病 魔面前，吳老也會不屈的，因為人們還期望聽到他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