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後小女子留學日本，初到關西國際機場歡呼躍躍∶我是不是在做夢?這裡真是我夢寐以求的日本?
　　接下來的日子新鮮、刺激∶辦外國人登錄證、辦銀行卡、學着玩日本手機，跟着大學的免費“見學”車到處看景兒兜風，激動的不斷來電∶這裡的一切都“神”鮮!
　　漸漸地，聽不到她們唧喳的嗓音，甚至也沒了短訊。
　　 一種不安“紅信號”般提示我，不對頭了。怎麼?一下子都這麼安靜? 
　　推開手裡所有的活，坐下來，攤開名簿打電話，每號必撥，結果一半以上在“電波之外”，還有十分之四“號碼現在不使用”，最後好歹逮着一個，線路終於接通，那邊似睡非醒∶老師我覺得沒勁，在日本，整天上學打工宿舍睡大覺，三點一線，看不到邊!
　　半年一穴。
　　不用說。這是異文化磨擦在異國遭遇的第一個洞穴，誰都有過，挺過去，又是一條好漢；挺不住的，命運也許從此就跌入谷底，徹底“看不到邊”。
　　易熱易冷。
　　遇挫折迅速喪失自信。
　　這是80後專有的“世代症候群”，具有普遍特徵。異文化磨擦的過程痛苦、迷茫，苦悶，這一劫，是福不是禍，誰都躲不過。
　　話雖這麼說，但是，翻開百年前的“留日老黃曆”，卻絲毫也找不到類似今天這樣的“洞穴”痕跡。
　　你來看這一排響亮的名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蔡鍔、李大釗、秋瑾、郁達夫，他們留日的“半年周期”，都是怎樣連接和鋪順日後人生階梯的。
　　周恩來∶１９１７年，１９歲的周恩來留學日本，在當時神田區中猿樂町的“東亞高等預備學校”學習日語。該學校的校址，就是現在的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２丁目２０號。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了。周恩來在日本報紙上看到一些關於十月革命的介紹，以極大熱情關注俄國革命的發展。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閱讀了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精髓》等雜誌，給不到20歲的周恩來深刻的振盪。周恩來的思想開始變化，他作詩說：“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着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 
　　魯迅:1902年4月魯迅作為大清國的留學生，在東京的弘文學院學習日語。主修日語和基礎科目。同時，魯迅還積極參與浙江同鄉會的革命救國活動，並在此期間率先剪掉了清朝大辮子，在留日學生里引起了不小的振盪。因當時日本的國力正逐漸強盛，又剛剛在甲午海戰中殲滅了中國的北洋水師。因此，留日學生常常受到當地青年的種種歧視。魯迅走在東京的大街上，常遭受少年的辱罵。而魯迅見到的許多中國留學生，偏偏又那樣不爭氣，有的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響，塵土飛揚地學跳舞，有的不遵守客店裡排隊洗澡的規矩，搶先鑽進洗澡間，把水濺得四處都是。一面是日本人輕蔑的眼光，一面是這些同胞不成器的醜態，魯迅後來為這個時期的總結了一句哲理∶一個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難保別人不來打你的嘴巴。
　　但是，魯迅並沒有因此仿徨，而是依然做出了“再選擇”――赴仙台學醫。
　　魯迅自留學期間就開始思索中國國民性中的弱點∶一、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生?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
　　(畫外音∶1998年江澤民訪日時，特意在魯迅常坐的課桌上坐了片刻，感慨良多。)
　　周作人:1906年7月到日本攻讀海軍技術，後改學外國語。與其兄魯迅兩人同住一室，籌辦《新生》雜誌，共同發起新文學運動。與魯迅一起編譯《域外小說集》，開始學建築，後來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他是一位學貫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學家，在五四大潮湧來時，站在文學革命的前沿，由主張“人的文學”到呼喚思想革命，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營壘中的領軍人物，後入東京政法大學、立教大學文科學習。從英國隨筆、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養料，形成了獨特的成熟的藝術風格。
　　蔡鍔∶1899年赴日本，就讀於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橫濱東亞商業學校。1900年隨唐才常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失敗後改名“鍔”，立志“流血救民”。復去日本。先入成城學校，繼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曾參與組織“拒俄義勇隊”。在日本，蔡鍔一面如饑似渴地學勻軍事知識，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華的途徑。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國力孱弱，生氣銷沉”，主要由於教育落後，思想陳舊，體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變上述弊病，必須實行“軍國民主義。”作為留學生，蔡鍔冥思苦想思索什麼是中國的“國魂”。蔡鍔提出對全民進行軍事教育、軍事訓練，以提高國民素質。這種主張，與單純依靠改革軍制以求強兵禦侮的思想相比，顯然視野更廣闊、更深遠。後來蔡鍔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他思想活躍成績突出，與同學蔣方震、張孝准，同被稱為“中國士官三傑”。
　　李大釗∶１９１３年冬，李大釗懷着憂國憂民的情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他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他起草的《警告全國父老書》的通電迅速傳遍全國，他也因此成為舉國聞名的愛國志士、留日領袖。留學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 
　　秋瑾∶1904年，秋瑾毅然衝破封建家庭的束縛，自費東渡日本留學，先入日語講習所，繼入青山實踐女校。秋瑾在日期間，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與陳擷芬發起共愛會，和劉道一等組織十人會，創辦《白話報》，參加洪門天地會，受封為“白紙扇”（軍師）。成為當時“留日女生中最顯眼的人物”。
　　郁達夫∶1914年7月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後開始嘗試小說創作。“從這年10月開始，他為自己的起居做了嚴格的規定∶“早上5點起床，去附近的神社草坪朗讀日語，8點以後步行三里路去神補課，晚上再到依校補習三小時日語11點睡覺。”“經過八個月的緊張學習，郁達夫順利通過了官費考試，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後來如願考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1921年6月，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在東京醞釀成立了新文學團體創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沉淪》問世，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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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後新新人類留學日本，耐不得異國寂寞，將異文化磨擦擦破了皮，滲出了血，用“N”種80後理由做“絆創膏”，纏繞“情緒低落”，不愈，則痛恨“絆創膏”。
　　要說他們年級太輕，而百年前的留日生遠遠輕得過他們――當年蔡鍔留日時17歲，周恩來留日時19歲，魯迅和周作人留日時21歲，李大釗24歲，秋瑾２７歲，為什麼百年前的留日生那麼經得起“折騰”?而現代人的精神底氣卻那麼“弱不禁風”?
　　值此早春二月，自撰小詩，贈80後留日生，與後輩共勉――
　　三點一線本無邊
　　鴻圖沒展不徨然
　　長江後浪推前浪
　　江湖笑底見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