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小女子留学日本，初到关西国际机场欢呼跃跃∶我是不是在做梦?这里真是我梦寐以求的日本?
　　接下来的日子新鲜、刺激∶办外国人登录证、办银行卡、学着玩日本手机，跟着大学的免费“见学”车到处看景儿兜风，激动的不断来电∶这里的一切都“神”鲜!
　　渐渐地，听不到她们唧喳的嗓音，甚至也没了短讯。
　　 一种不安“红信号”般提示我，不对头了。怎么?一下子都这么安静? 
　　推开手里所有的活，坐下来，摊开名簿打电话，每号必拨，结果一半以上在“电波之外”，还有十分之四“号码现在不使用”，最后好歹逮着一个，线路终于接通，那边似睡非醒∶老师我觉得没劲，在日本，整天上学打工宿舍睡大觉，三点一线，看不到边!
　　半年一穴。
　　不用说。这是异文化磨擦在异国遭遇的第一个洞穴，谁都有过，挺过去，又是一条好汉；挺不住的，命运也许从此就跌入谷底，彻底“看不到边”。
　　易热易冷。
　　遇挫折迅速丧失自信。
　　这是80后专有的“世代症候群”，具有普遍特征。异文化磨擦的过程痛苦、迷茫，苦闷，这一劫，是福不是祸，谁都躲不过。
　　话虽这么说，但是，翻开百年前的“留日老黄历”，却丝毫也找不到类似今天这样的“洞穴”痕迹。
　　你来看这一排响亮的名字――周恩来、鲁迅、周作人、蔡锷、李大钊、秋瑾、郁达夫，他们留日的“半年周期”，都是怎样连接和铺顺日后人生阶梯的。
　　周恩来∶１９１７年，１９岁的周恩来留学日本，在当时神田区中猿乐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该学校的校址，就是现在的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２丁目２０号。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等杂志，给不到20岁的周恩来深刻的振荡。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他作诗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鲁迅:1902年4月鲁迅作为大清国的留学生，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日语。主修日语和基础科目。同时，鲁迅还积极参与浙江同乡会的革命救国活动，并在此期间率先剪掉了清朝大辫子，在留日学生里引起了不小的振荡。因当时日本的国力正逐渐强盛，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因此，留日学生常常受到当地青年的种种歧视。鲁迅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常遭受少年的辱骂。而鲁迅见到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有的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土飞扬地学跳舞，有的不遵守客店里排队洗澡的规矩，抢先钻进洗澡间，把水溅得四处都是。一面是日本人轻蔑的眼光，一面是这些同胞不成器的丑态，鲁迅后来为这个时期的总结了一句哲理∶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但是，鲁迅并没有因此仿徨，而是依然做出了“再选择”――赴仙台学医。
　　鲁迅自留学期间就开始思索中国国民性中的弱点∶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生?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
　　(画外音∶1998年江泽民访日时，特意在鲁迅常坐的课桌上坐了片刻，感慨良多。)
　　周作人: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与其兄鲁迅两人同住一室，筹办《新生》杂志，共同发起新文学运动。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开始学建筑，后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文学家，在五四大潮涌来时，站在文学革命的前沿，由主张“人的文学”到呼唤思想革命，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营垒中的领军人物，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从英国随笔、明末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
　　蔡锷∶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匀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作为留学生，蔡锷冥思苦想思索什么是中国的“国魂”。蔡锷提出对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这种主张，与单纯依靠改革军制以求强兵御侮的思想相比，显然视野更广阔、更深远。后来蔡锷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李大钊∶１９１３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留日领袖。留学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秋瑾∶1904年，秋瑾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先入日语讲习所，继入青山实践女校。秋瑾在日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成为当时“留日女生中最显眼的人物”。
　　郁达夫∶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从这年10月开始，他为自己的起居做了严格的规定∶“早上5点起床，去附近的神社草坪朗读日语，8点以后步行三里路去神补课，晚上再到依校补习三小时日语11点睡觉。”“经过八个月的紧张学习，郁达夫顺利通过了官费考试，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如愿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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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后新新人类留学日本，耐不得异国寂寞，将异文化磨擦擦破了皮，渗出了血，用“N”种80后理由做“绊创膏”，缠绕“情绪低落”，不愈，则痛恨“绊创膏”。
　　要说他们年级太轻，而百年前的留日生远远轻得过他们――当年蔡锷留日时17岁，周恩来留日时19岁，鲁迅和周作人留日时21岁，李大钊24岁，秋瑾２７岁，为什么百年前的留日生那么经得起“折腾”?而现代人的精神底气却那么“弱不禁风”?
　　值此早春二月，自撰小诗，赠80后留日生，与后辈共勉――
　　三点一线本无边
　　鸿图没展不徨然
　　长江后浪推前浪
　　江湖笑底见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