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隐瞒与恶意隐瞒——从泥石流报道谈起
沙莎
西藏、尼泊尔边界发生泥石流后，中国媒体与尼方报道的侧重点明显不同：中国媒体更多报道抗灾救灾进展，较少渲染伤亡和灾害惨状，因此有人批评中国媒体“隐瞒灾情”。 但“隐瞒”并不天然就是坏事。 泥石流是自然灾害，不是人祸，也不是政府制造的错误。灾难既然已经发生，损失已经造成，过度报道惨状和伤亡，除了增加公众的悲痛和焦虑，未必能够改变什么。媒体把更多篇幅留给救援、安置和灾后重建，可以理解为一种善意和周到。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善意隐瞒也很常见。家人为了让备战高考的孩子安心学习，暂时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为了让在前线服役的儿子不受干扰，暂时隐瞒家里的突发变故。这些隐瞒不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是为了保护对方。 公众真正需要关注的是恶意隐瞒，尤其是媒体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故意隐瞒事实。 “哈佛博士事件”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例子。当时《中国青年报》记者实际上已经通过多个渠道核实确认了陈琳的哈佛博士学位：查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网站上相关毕业生记录；直接致电其哈佛导师斯托克教授获得确认；走访其北京高校的前同事，核实其赴美求学经历；甚至咨询了方舟子，而方舟子核查后拒绝中青报共同“打假”的邀请。 中青报明明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证明陈琳的哈佛博士学位确实无疑，却在最终报道中刻意隐瞒所有这些证据，捏造“莫顿教授不认识陈琳”这一"证据"， 指控陈琳的博士学位有假。这不是失误，是刑事犯罪。 善意隐瞒与恶意隐瞒的分水岭，在于动机与边界。中国媒体在泥石流报道中的隐瞒是出于大爱与守护，是为了在逆境中传递温暖；中国青年报在哈佛博士事件中的隐瞒则始于私利与罪恶。两者虽同为“不言”，却是天壤之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