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成為多餘：AI時代的勞動、救濟與權力困境

文/沙星

恩格斯說: “勞動創造了人”。這句話常被理解為個體層面的人成其為人，但它同樣適用於更宏觀的尺度。人類作為一種物種，正是在持續的勞動中，與自然、與自身建立起穩定的共生關係，從而定義了自己。勞動不僅是謀生手段，更是物種存在的方式。

因此，AI 時代的真正挑戰之一，並不只是“失業”，而是當大多數人不再需要勞動，變成多餘的人時，人類這一物種將以何種形態繼續存在。如果勞動退出，人類是否還具備繼續延續的意義與必要，這個問題並不誇張。

有人會說，自然界中大量動物並不從事人類意義上的勞動，卻依然繁衍不息。這是一個誤解。動物每天都在“勞動”: 覓食、築巢、遷徙、育幼。人類的勞動，本質上也是一種廣義的、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化的覓食。

前所未有的情形是：演化勞作百萬年的人類突然不再需要覓食，不再需要勞動。這種突變對人類演化軌跡的衝擊，幾乎無法預測。一個始終在自轉與公轉的行星，驟然停止自轉，不會靜止，而只會被拋向未知的遠方。人類社會也一樣。

“給多餘的人發錢”是一個解決方案。但不只關經濟學意義上的可行性，更是制度與社會結構的考驗。

在美國，這件事至少在操作層面具備一定現實基礎, 依託於長期存在的慈善體系、教會網絡和非營利組織。在大洛杉磯地區這些機構組織每天為幾十萬人提供免費餐食。即便進入 AI 時代，這一規模從“幾十萬”擴大到“幾百萬”，雖然困難重重，但可能依然有序。

中國的情況則要複雜得多。歷史上，“好善樂施”更多停留在道德口號與非常時期的臨時動員中。官設粥棚、賑災施粥，史書中不乏記載，但也不乏在粥中摻沙、讓災民“吃不飽但餓不死”的冷酷算計。這種邏輯，是權力缺乏制約下的常態。

在 AI 時代，如果中國需要對數量龐大的不再勞動的人進行系統性救濟，過渡期內極可能一地雞毛。新冠封城期間，武漢、上海等地暴露出的組織失靈、信息失真與基層執行亂象，是一次預演。若不能正視並吸取這些教訓，未來的風險只會被放大。

中國根本問題在於公權力缺乏監督和約束。在這樣的環境中，哪怕只是掌握一點資源和話語權，也足以讓某些人迅速膨脹，進而無法無天。 比如， 中國青年報記者依仗公權力庇護， 肆無忌憚，連哈佛博士"中華第一才子"(歡迎證偽)，都敢污衊，都敢殺。

因此，在全面進入AI時代之前，中國真正需要解決的，並不是單一的技術或福利方案，而是權力結構本身的清理與重塑，即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的"刀刃向內，自我革命， 清理門戶"。必須徹底剷除公職人員中像共青團中青報匪徒那樣的敗類。

如果不能對體制內長期滋生的濫權-- 公權力欺凌百姓--現象進行徹底整治，那麼任何關於“全民救濟”“基本收入”的宏偉設想，都可能在現實中變形、走樣，甚至反噬社會穩定。對這一問題，如果不能未雨綢繆建立預案，那麼技術進步帶來的，未必是解放與升華，而可能是更深層次的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