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常听见街上传来叫卖声。

  最常有的是∶

  “磨剪子――锵―菜―刀―！”

后来被小品演员搬上电视，观众掌声拍痛。可见百姓离不开民生也就喜那叫卖声。

还有卖豆腐的，担扁担,敲梆,肩上两只筐,撩开一层软布，湿搭搭露出白豆腐，方整整白花花，碰巧还热着呐，大人一看围拢过来，端盘捧碟，白生生托回家。虽说豆腐只值几分钱，可那个年代，胡同人却也着实在乎那四平八稳的扁担，还有那由远而近的梆声。

萧乾在《北京城杂忆》中写早点叫卖∶“大米粥呀，油炸果的。”真是生动鲜活，叫卖声本身就冒气冒烟，一派酥香人间。

离家多年，那“油炸果”早已在异国化成“梦果”，每次回国，早饭非它不可。萧乾曾描写夜宵:“馄饨喂――开锅”。

有点滑稽,却也牢牢抓住过路人的心理。一想，八成你也坐下来等那锅开。

类似的还有∶“喝了蜜的大柿子”、“萝卜赛过梨”、“烤白薯哇真热呼！”……。

不过有些我还真没听说过。

比如“拉洋片的吆喝∶脱昂昂，脱昂昂。”那是什么动静?百多年前的叫卖腔，想都没法去想。

周作人写水乡卖鱼，“一叶鱼舟，沿河高呼鱼荷虾荷，在门口河步头就可以买到。”这又是在北方长大的人不曾知道的了。

张爱玲写街上卖馄饨的敲梆∶托――托――托。我们没听过，只想像馄饨“托”着岁月的影子，在路灯底下拉长，渐行渐远。

今天，21世纪的人再也无法把馄饨跟“托”联想到一起了，更不可妙言的是,张爱玲，她大概也万万也想不到，馄饨在日本，加沸水闷三分钟，便“即食”上桌。

    馄饨“移民”日本，称不上堕落也算是“颓废”了。

周作人从日本回国后，曾写过“颓废的点心”，我倒觉得，中国点心在日本最颓废的，莫过于馄饨了。

馄饨要是真能演变成“托”，叫卖局面会好得多。

其实日本一直保留着“托”系列,比如北京的“烤白薯呀，真热呼”，在这里就成了日式版本――烤白薯的人开辆车，车上挂盏红灯，那叫卖声，是用磁带一遍一遍“放送”(广播)出来的,车子在万家灯火的市街缓缓移动，一个男低音反复喊∶“烧――白薯！”

日本没有“烤”这一说，所有烤的东西统称为烧。

冬夜，那个男声在幽静的街角突然播放“YAKI”――(烧)，然后拉长腔，在“YIMO”――(白薯)后面兀然打住,剩下的，留在车里，载着那放送的电磁波，细沙沙,空空鸣，无声胜似有声，然而就这一声，万家灯火，全都听懂。

日本还有一种叫卖，是卖晾衣竿的，逢周六、周日或节假日,开车来。也是载着录音带说话，“昭和初的晾衣竿，价格不增，长度不减。”

在大阪，不开车的叫卖,除了“章鱼烧”等小吃以外，好像就只有拉面了。

卖拉面的自己拉辆小车，车上挂盏红灯，在风里摇摇摆摆。

我家附近经常出入拉面小车，红灯上写着大黑子∶四天王寺拉面。那人只卖不叫，见人不来，就吹起他的哨。他那个哨，真是奇妙，声不大，却传得好远好远。哨声界乎锁呐和箫之间，三分活气，七分庄严。乍一听，以为与宗教或神社有关，探头一看，原来是卖拉面的。

没见过有女人出来买这种“小车拉面”，倒是天冷，夜深，从小酒馆里晃悠出来的男人，会光顾这种红灯小车。车主见客人来，赶紧张罗,那边煮面，这边往碗里偎酱加汤，面一熟，捞起入碗，加葱末紫菜，撒点“七味”(辣)粉,好了，四天王寺拉面，这一碗，保你驱寒。

你以为大阪什么好吃的馆子没有?谁会在街上喝这碗西北风！

我也以为玩这种吹箫花招长不了，可是，隔一阵子，“四天王寺”又来了，那红灯照样在越吹越冷的风里，摇呀摇。

　　要是那红灯高挂的小车，卖的不是“四天王寺拉面”，而换成张爱玲的“托－托－”馄饨，从此，我便会一趟一趟，去光顾那辆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