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常聽見街上傳來叫賣聲。

  最常有的是∶

  “磨剪子――鏘―菜―刀―！”

後來被小品演員搬上電視，觀眾掌聲拍痛。可見百姓離不開民生也就喜那叫賣聲。

還有賣豆腐的，擔扁擔,敲梆,肩上兩隻筐,撩開一層軟布，濕搭搭露出白豆腐，方整整白花花，碰巧還熱着吶，大人一看圍攏過來，端盤捧碟，白生生托回家。雖說豆腐只值幾分錢，可那個年代，胡同人卻也着實在乎那四平八穩的扁擔，還有那由遠而近的梆聲。

蕭乾在《北京城雜憶》中寫早點叫賣∶“大米粥呀，油炸果的。”真是生動鮮活，叫賣聲本身就冒氣冒煙，一派酥香人間。

離家多年，那“油炸果”早已在異國化成“夢果”，每次回國，早飯非它不可。蕭乾曾描寫夜宵:“餛飩餵――開鍋”。

有點滑稽,卻也牢牢抓住過路人的心理。一想，八成你也坐下來等那鍋開。

類似的還有∶“喝了蜜的大柿子”、“蘿蔔賽過梨”、“烤白薯哇真熱呼！”……。

不過有些我還真沒聽說過。

比如“拉洋片的吆喝∶脫昂昂，脫昂昂。”那是什麼動靜?百多年前的叫賣腔，想都沒法去想。

周作人寫水鄉賣魚，“一葉魚舟，沿河高呼魚荷蝦荷，在門口河步頭就可以買到。”這又是在北方長大的人不曾知道的了。

張愛玲寫街上賣餛飩的敲梆∶托――托――托。我們沒聽過，只想像餛飩“托”着歲月的影子，在路燈底下拉長，漸行漸遠。

今天，21世紀的人再也無法把餛飩跟“托”聯想到一起了，更不可妙言的是,張愛玲，她大概也萬萬也想不到，餛飩在日本，加沸水悶三分鐘，便“即食”上桌。

    餛飩“移民”日本，稱不上墮落也算是“頹廢”了。

周作人從日本回國後，曾寫過“頹廢的點心”，我倒覺得，中國點心在日本最頹廢的，莫過於餛飩了。

餛飩要是真能演變成“托”，叫賣局面會好得多。

其實日本一直保留着“托”系列,比如北京的“烤白薯呀，真熱呼”，在這裡就成了日式版本――烤白薯的人開輛車，車上掛盞紅燈，那叫賣聲，是用磁帶一遍一遍“放送”(廣播)出來的,車子在萬家燈火的市街緩緩移動，一個男低音反覆喊∶“燒――白薯！”

日本沒有“烤”這一說，所有烤的東西統稱為燒。

冬夜，那個男聲在幽靜的街角突然播放“YAKI”――(燒)，然後拉長腔，在“YIMO”――(白薯)後面兀然打住,剩下的，留在車裡，載着那放送的電磁波，細沙沙,空空鳴，無聲勝似有聲，然而就這一聲，萬家燈火，全都聽懂。

日本還有一種叫賣，是賣晾衣竿的，逢周六、周日或節假日,開車來。也是載着錄音帶說話，“昭和初的晾衣竿，價格不增，長度不減。”

在大阪，不開車的叫賣,除了“章魚燒”等小吃以外，好像就只有拉麵了。

賣拉麵的自己拉輛小車，車上掛盞紅燈，在風裡搖搖擺擺。

我家附近經常出入拉麵小車，紅燈上寫着大黑子∶四天王寺拉麵。那人只賣不叫，見人不來，就吹起他的哨。他那個哨，真是奇妙，聲不大，卻傳得好遠好遠。哨聲界乎鎖吶和簫之間，三分活氣，七分莊嚴。乍一聽，以為與宗教或神社有關，探頭一看，原來是賣拉麵的。

沒見過有女人出來買這種“小車拉麵”，倒是天冷，夜深，從小酒館裡晃悠出來的男人，會光顧這種紅燈小車。車主見客人來，趕緊張羅,那邊煮麵，這邊往碗裡偎醬加湯，面一熟，撈起入碗，加蔥末紫菜，撒點“七味”(辣)粉,好了，四天王寺拉麵，這一碗，保你驅寒。

你以為大阪什麼好吃的館子沒有?誰會在街上喝這碗西北風！

我也以為玩這種吹簫花招長不了，可是，隔一陣子，“四天王寺”又來了，那紅燈照樣在越吹越冷的風裡，搖呀搖。

　　要是那紅燈高掛的小車，賣的不是“四天王寺拉麵”，而換成張愛玲的“托－托－”餛飩，從此，我便會一趟一趟，去光顧那輛小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