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报导数千字,不再全文抄录,只是把该报导上述小标题“忠魂录• 二十二人”这一段抄录于上(注:原文中所用的繁体字现均改为简体字)。 整个报导还附标题为“乡民挖掘被敌宪兵杀害之志士尸骨”等三幅照片,在此从略。 被日寇逮捕的五十多名抗日爱国同胞中的三十余人,因我父亲的营救而得以生还并继续抗日;二十二人最终未能救出,被日寇惨无人道地活埋了,令人悲痛欲绝。救人之事是我父亲一生(对我来说是其扑朔迷离的一生)中的一个亮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在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从日寇的魔掌中救出自己的同胞(更何况是抗日爱国志士),不论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还是共产党方面的人,终究是一件于中华民族有益的行为。如是,也许可以作为他平时自诩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救人”的论调的一个佐证吧!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刻,发生了当时的伪太仓县警察局长刘某企图与城外的武装力量——很可能是新四军方面的人里应外合,准备“夺城”之事。父亲遵照重庆国民政府对沦陷区各地方长官负责“防守护城”的指令,用他掌握的保安队武装逮捕并处决了“图谋不轨”的警察局长,铸成了他生平的一大错事! 以后,得知此人确系共产党方面的人。人民政府对父亲的镇压,除了他的自以为下地狱救人,为抗日做过不少有益的事而拒不认罪外,处决伪警察局长一事不能不是个重大罪责。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父亲其人岂能逃脱它的惩罚! 一九四五年九月,被重庆国民政府接管后的江苏省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任免公告。从当时江苏省的报纸上见到了绝大多数的汪伪官员被免去了职务,而唯独父亲在免去太仓县长之职的同时却升了一级,由委任官的县长升为荐任官的江苏省政府专员。此种安排,可能与他投靠汪伪时的原因有关。父亲对此升级并不领情,他没有去省政府报到,在新任太仓县长的设宴欢送后,带着那位朱副官回到了上海。父亲从此再也没有从政,并脱离了国民党。不久,母亲也带领全家返回上海与父亲会合,我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四、改名换姓的少年时代 全家先后抵达上海后,暂居住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的堂侄黄孟超在巨福路(今乌鲁木齐南路,靠近肇家浜路)的家中(我家在上海没有房产)。哥哥与我寄宿于大通路白克路(今凤阳路一带)的私立建承中小学。我们兄弟两人住在学校剩下的一大间宿舍里。我究竟是一个十岁的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一旦离开了妈妈,觉得浑身不舒服,于是装肚子痛,吵着要回家。十余年后,当我在北京制药厂监督劳动时和以后的劳动改造中,常装肚子痛、胃痛以对抗劳动的伎俩,可以说是旧病复发、故伎重演! 暂住黄家终非久计,在住了近半年后,我家在静安寺庙对面的弄堂中租了楼上、楼下各一间的小楼居住。我也就转入了附近的滨海小学,而哥哥仍在建承中小学,直至高中毕业。此时,父亲即易名为张永生。父亲的不去江苏省政府报到接受专员之职,以及以后的改名易姓,至今仍令我迷惑不解。如果说,是由于投敌,怕国民党抓他,则为什么离任时,职务不降反升,新任县长对他设宴欢送、礼仪有加?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江苏省政府发出的所有追捕汉奸的通缉令中均未把父亲列入其中?因此,我估计有以下几种隐情才使父亲改名换姓:一是因不去省府报到,无异于自动脱离国民党,此举,或许反映出父亲认为国民党不讲交情、排斥异己,自认为在沦陷区冒着风险为“党国”效劳,到头来只落得一个有职无权的“专员”闲职而忿忿不平;或是他已经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看到了“将来的天下非共产党莫属”而不愿为国民党陪葬;二是父亲手中握有国民党某些人暗中投敌的材料,不继续为国民党效劳恐有被追杀之虑。…… 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始终是个谜。由于父亲的改名换姓,全家也就改姓为张。在我的所有履历表中,均有曾用名唐强东三个字。一九五七年批判右派时,有人指出,我这个人什么都是假的,连姓名也是假的。这句话虽是挖苦,其下半句还算有理。 一九四七年我毕业于滨海小学,成绩还是数一数二,被校长誉为金字招牌。不知由于成绩无法与人抗衡,还是由于黄孟超给市西中学校长的介绍信不够硬(当时市西校长一一接待了大批具有介绍信的考生,我也在其中),报考该校我未被录取。考上了在常熟路的私立育材中学(非一字之差的市立育才中学),在那里完成了我的初中学业。 一九四七年春父亲应在甘肃任农民银行行长的亲戚陆廷镇的邀请,去了甘肃等地漫游,同时做些生意,并探望在四川的我的二舅。母亲和我兄妹共五人留在上海,开支甚大,靠变卖金银什物度日,起初尚能对付。俗话说:“坐吃山空”,年复一年靠变卖度日,更由于法币的不断贬值、金圆券的兑换、蒋经国为搜刮百姓的金银在上海放出要开启各大银行私人保险箱以清查民间藏金的谣言,使不精于理财的母亲受骗上当,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家中积蓄已所剩无几矣!家道从此开始中落。 抗战胜利以后,沦陷区人民都寄希望于国民党,希望国家从此走向和平、民主、建设之路。可是,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一一摇身变成“劫收大员”。“五子(车子、房子、金子、票子、女子)登科”就是老百姓对这批接收大员的绝妙写照。当时上海有一个大发接收财的姜公美一案,就是其中较为典型者,闹得满城风雨,家喻户晓。姜先被判五年刑,后迫于舆论,遂改判死刑,执行枪决。这仅是当时腐败之冰山一角。上海某繁华区失火,消防队竟向失火区居民开价二十根大条(一条为黄金十两),才肯救火。米商趁所谓“戡乱”之机囤积居奇,哄抬米价,电台上大骂米蛀虫的滑稽说唱演员筱快乐因此大出风头。更甚者国民党极右派为了反共,不顾全国人民需要在八年离乱后休生养息的强烈愿望,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又一次把国家、民族推向灾难的深渊。工人、学生一次又一次前赴后继举行了“反内战、反饥饿”的大罢工、大罢课,“国民政府”完全失去了抗战胜利后在人民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诚信”与“民心”。 我曾就读过几天的私立建承中小学,是共产党在上海的一个地下联络站。校长戴介民系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浙江省委临海特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于一九七三年含冤而死。哥哥在建承念书时,因而颇受红色影响,以后加入了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由于他的推荐,我早于一九四六、四七年就开始阅读“敌后武工队”“上绕集中营”等禁书。在南京下关惨案(国民党政府动用大批特务在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上海人民赴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的代表团成员并打伤了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是为著名的下关惨案。)后,我还从哥哥处学到了一些当时学生运动的歌曲。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种汹涌澎湃的民主浪潮,那些激荡人心的悲切忿怒歌声,仍使我感慨不已,思绪万千!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 西风凄凄,大地在叹息, 你们别为祖国担忧。 朋友你死不瞑目! 你们的血照亮着路, 为着祖国的独立、民主和自由。 我们会继续前走! 谁是凶手? 你们真值得骄傲, 杀人要用机关枪和手榴弹! 更使人宛惜悲伤。 谁是凶手? 冬天有凄凉的风, 屠杀我们青年! 却是春天的摇篮! 眼泪朝里流, 怒火燃烧心里头。 这是什么世界? 自由、公理在哪儿? 在哪儿?在哪儿! 在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上海地下学联的活动十分活跃,进步学生到各校张贴标语、发表演说,当时的政府根本无力阻挡这红色的潮流。我所在的育材中学的校长吴辛耕是个老古董,他主张关门读书,不问政治。每当它校学生来校张贴标语后,待人一走,他立即命校工把标语洗涮干净,不得留丝毫痕迹。特别有趣的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校庆大会不知他是有意抑无意,拖延到十月十日(民国时期的双十节,也即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举行。更奇妙的是,此公还郑重其事地声明,他特地穿上长袍马褂以示庆祝的隆重、庄严和诚挚! 那时我的思想也颇为左倾,七年后我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那是始料不及的。记得在一九四九年的四、五月份,我是用心在唱着: 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们的队伍来了,强大雄壮,红旗在飘扬! 不怕你长江阔又深,不怕敌人堡垒密如林, 我们的队伍要冲锋破涛,横扫千里! 我们的队伍来了,要打倒卖国独裁、贪污官僚; 我们的队伍来了,人民翻身,老百姓啊做了主人! 我就是以这样的心声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旧政权的更迭。 要打倒卖国独裁、贪污官僚对老百姓是颇有吸引力的,当然引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然而,纵观千百年历史乃至今日,欲根除与根深蒂固、渊源流长的封建制度相伴的贪污腐败,惟有加强与健全民主和法制,舍此无他矣! 以我当时头脑中的那一点“左”,致使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作为一个初三学生,在私立育材中学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今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我正好足十四岁。从此,开始了我早期的政治生涯。但从未料到,从此我却被卷进了大多数人或许可以避免的政治漩涡之中,几遭灭顶之灾! 当时的青年团之前冠有“新民主主义”的名词,因此它不像一九五四年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样,严格地要求团员“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扪心自问,当时我的思想也仅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范畴。团章上规定的争取做共产党的接班人的想法确实有过,但很模糊;至于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想法,那认为太好高鹜远了。当然,我还是一直以一九四九年上海最早一批加入青年团为自傲。当我抱着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美好的明天而考入北京大学奋发读书时,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运动中,以所谓的“丧失阶级立场”为由,被开除团籍,宣告了我的这种政治生涯的结束。 胡风先生是什么样人,时至今日已毋庸多言。为此,我也大可不必为我的“阶级立场的丧失”辩解。所想说的是,我在学生宿舍墙报上为胡风辩解的短文而遭到的这一切,正好说明了不能包容政治上不同看法的当时社会环境。我以为,讲立场,归根结底是坚持真理,坚持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理。 环顾世界,任何立场、理想,甚至包括终身为之奋斗的伟大理想往往有其时代局限性。试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普京,乃至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无一不是曾在“镰刀与斧头”的红旗下宣誓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布尔什维克,今日又如何了呢?诗人裴多菲说过:“理想、希望是妓女,她对谁都拥抱!”而那些随意地去拥抱共产主义的人,却是对神圣的共产主义的一种亵渎。不过,随着时代的飞速前进,这些人的蜕变,或许也不失为“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明智之举! 五、满怀激情的中学生活 在私立育材中学的最后一学期中,我曾利用作文向教导主任(语文教师)反映,当时的化学教师狄宪章在课堂上散布的反动言论,如钢筋水泥再硬,原子弹扔下来还是要弯的诸如此类吹嘘美帝国主义强大的言论。这算是我入团后以革命者自居所发的第一枪。为此,在考入真如中学高中后,我还受到过校长王亚文的表扬。 后来,狄宪章因企图成立DRP(Democratic Republican Party民主共和党的缩写)而被人民政府镇压。DRP一案,于一九五O年在上海曾轰动一时。教我英语的韩老师因不经意在狄的成立政党发起书上签了个名而遭审讯,后很快被释放回校。而被牵连进去的学生会主席却被判了三年徒刑。在一次全市的“反特展览会”上,他还现身说法对观众进行讲解。在以后阶级斗争的漫漫长夜中,估计他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我无意在此表功,因为DRP一案的破获与我的狗屁小报告无关;相反,由于在我根本不知道狄宪章组织DRP搞特务活动的情况下,光凭他的几句话,加以检举揭发,如在今天的法制社会中,应属“无证据”之检举,不是幼稚,就是非法。 一九五O年夏,我如愿以偿考入了由真如搬迁至延安西路的市立真如中学校(即今延安中学)。市立高中每学期学费为十六万老人民币(合今人民币十六元),而私立高中学费高达六十万,考取市立中学,也为家庭节省了一笔开支。那时的六十万可购一只进口的英纳格机械手表,或相当于一个普通科员一个月的工资。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国民政府”的农民银行的行将解散,父亲早于一九四八年返回上海,一直闲居在家。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好在哥哥已于一九四九年七月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随军服务团”南下福建,客观上也减轻了家庭的负担。父亲坚信,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从日寇魔掌中救出过抗日爱国同胞三十余人生命等的举动,应该能够得到人民的谅解;且他本人早已脱离国民党,可以安度余生。所以,他整天安闲地去静安寺庙阅读经文等书籍。那时由于哥哥的随军南下,我家还不时得到一些区政府赠送的戏票、招待券之类的优待。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肃反运动中,父亲终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镇压,在我同时被批判之后的五年,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 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如火如荼的三反五反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改造等等运动,贯穿于整个高中学习阶段之中。抗美援朝期间,高中学生干部以身作则,我也曾报名参军,限于个子矮小未被录取。五十多人一班的高一,至高二时只剩下三十余名。镇压反革命,搞得大家神经紧张,疑神疑鬼,好像到处是国民党特务,真有点像美国现时到处都有恐怖分子之感受。三反五反,除了打击违背“共同纲领”的不法资本家及大小工商业主外,头脑中的无形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社会上的这种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波及学校中的广大教师和一些学生,作为学生中的团干部的我,当然也不能例外。那时我也以较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之中,试图与旧思想、旧传统、旧习俗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当我升入大学以后,如果仍能这样亦步亦趋紧跟形势,等待我的可能是另一种生活,一种谈不上辉煌却可以如常人那样的安逸生活。 在此期间,过度的开会,频繁的诸如游行、上街宣传,欢送“参干参军”的同学等等活动,几乎构成了高中学习生活的全部。舍此,虽无其他可圈可点的 回忆,但仍不失为我一生中满怀激情的青春岁月。 但是,所有这些活动并没有使我“开窍”;相反地,随着知识面的扩大与开拓,并在以后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中,如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事件等的影响下,尤其在北大的悠久的民主传统的感召下,对国内逐渐形成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路线,以及由此而发动的,如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肃反、批判胡风“反革命”等一连串政治运动,有了较理性的独立思考。可是,由理性的独立思考而引伸出的某些不同看法,却是完全不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历史注定了使自己有逐步被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的可能,那么,我只能面对着它去迎接这种命运,并为此付出了二十年的自由和宝贵的青春年华。但至今,我仍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