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昂贵的鸡蛋与廉价的手铐 大跃进的系列产品：大炼钢铁、大放高产卫星、大大赶超英国、甚至大打麻雀……随着它们的不断推出，最后亮相的则是震憾全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迎接与欢庆伟大的国庆十周年的前前后后的日子里，浸沉在充满鼓舞与激动的欢乐中的人们，慢慢地、不知不觉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阴影——艰苦的生活正在向他们靠拢。衣、食、住、行，人的生存四大要素中的最有决定性的要素——食品越来越稀少了。自由市场上食品的价格像脱了缰绳的野马狂奔不已。庆祝十周年国庆的热闹，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持久的欢乐。 市场上官价出售的肉类、鸡蛋越来越不易买到，而其它蔬菜也随之涨价。本来可以化几角钱在小饭馆吃一顿便餐，现在要化几元钱，而且主食：米饭、馒头有严格的限制。工厂食堂里，固然凭就餐券可以吃到的平价饭，但其质量已大不如从前。那时，原本一、二角钱可以买到一个白果（北京人对鸡蛋的称呼），大涨到二元左右一个，其身价竟然提高了十倍。一般的糕点已经脱销，商店柜子里没有平价的糕点出售。有一次，我去东单新开河胡同的袁有铭家，他端出一盒糕点请我吃并煞有介事地问我：“你知道多少钱一斤？”我回答：“二元吧！”答案是十二元。吓得我不敢伸手去拿，即使像我这个反动官僚家庭出身的人，也从未吃过这般天价的糕点。一斤寻常的糕点，可顶一个月的饭费，怎能不使人胆颤心惊!三年困难时期像猛虎般地向人们扑来，使人无处可躲。 但是，决不会饿死人。按工种平价粮的每月定量配给：居民二十五斤，轻工业人员三十斤，重体力劳动者可达四十斤以上，保证了人民生存的最低需求。这是指城市，然而在没有这种配给制度的农村，情况就大为不妙，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惨况。我想起了斯大林通过他的继承人马林可夫在“苏共十九大”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句高度评价的话：“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高涨的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心中不免感叹不已！ 马克 . 吐温所著的《天堂里的笑声》讲了一个书中的主人公为了履行获得一笔遗产的约定，绞尽脑汁使自己被抓进监狱关押一个星期的故事，告诉人们想吃官司并不那么容易。然而，我却在这个物价昂贵的年代，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廉价的手铐，被送进了班房。 一九六O年北京的春天，还是有点寒意。尽管后天就是五一节，节日的热闹气氛，并不能抵消丝丝寒冷。当时我正在北京制药厂的东直门分厂劳动。为了迎接后天的国际劳动节，工人们都在奋战，我当然不能例外，忙忙碌碌地一直俟到深夜十二时，加班才告结束。本想吃过夜点后，回宿舍睡觉。无奈工厂与北新桥宿舍有一段路程，夜间又无公交车，因此挑选了一个有暖气的专供烘干药品原料的空的大烘箱，在底里铺了一层报纸，穿着工作服，伸展全身舒坦地躺下睡觉。酣睡中突然有人打开虚掩着的烘箱门，把我从明天出游的美梦中唤醒，说是车间主任有事找我，并嘱咐我立即换上自己的衣服。睡眼惺松的我，跟着那人穿过不大的场地，见场地上停放着一辆军用吉普车，我不以为然地进入了主任室。两名彪形大汉的警察呈现在我的眼前。 主任叫我坐下，站在主任身旁的警察当即发问： “你叫什么姓名？” “张强华。” 接下去就是问我的年龄、籍贯等等。我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 突然间，“站起来！”一个宏亮的声音打破了办公室的死气沉沉。 “你犯反革命罪被逮捕了！这是逮捕证。” 一张白纸，上面写些什么，我没有时间去仔细辨认。说实在，我是有点吓慌了。然而，理智还是告诉自己，我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亏心事，现在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不是签字，而是盖手印），那不是让杨白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画押？我当然不能顺从。当其中的一名彪形大汉硬抓住我的手指在逮捕证上盖手印时，我顽强地反抗并大声地嚷着：“我是一个公民，没犯法，你们有什么权力逮捕我！我要公审，我要辩论！” “到法庭上有你辩论的机会！”与此同时，一只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腕已经牢牢地抓住了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手掌，硬扳着我的手指（是大拇指，还是食指，忘了）重重地在逮捕证上按了指纹。 “你拒捕，没有你的好下场。”我真要感谢那位人民警察逼着我盖了指印，不然的话，拒捕是可以被开枪击毙的。紧接着就是一付晶晶亮、冰冰凉的“808”手铐铐住了我的双手。 后来，我知道手铐有两种，一种是专用于逮捕犯人时用的新式手铐，俗称“808”，小说中的警察捉强盗乃至大侦探福尔摩斯用的都是这种新式手铐。它具有三挡次，卡一响是上第一档，较松，犯人不会因铐而受罪；卡卡是上第二档，较紧；而卡卡卡三响则表示上了三档，手腕处被卡得死紧，痛得要命。另一种是老式铐，没有档次，搭扣关上上锁即可，而且左、右两铐之间还连着长长的链条。这种老式铐决不能在逮捕时用于具有反抗本能的犯人，只在平时狱内处罚犯人或普通犯人转移时用，故又称之为“教育铐”。 由于我的恶劣态度，使我享受了卡卡卡三档次的待遇。其结果是我在被捕后的半个月内，手腕处不能灵活转动，特别是双手大拇指无法动弹。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到了“808”的滋味。在以后的一、二十年的牢狱生涯中，历次转移用的都是老式铐，因我还没有被他们认为是死不改悔的亡命徒。 逮捕程序完毕，两位彪形大汉连推带拖地把我这个此时此刻仍然自认为是人民的犯人（那时没有现在的“犯罪嫌疑人”的法定称呼，一经逮捕，就是犯人）送进了停车场上的吉普车内。从此我正式告别活了二十六年的人间，仿佛进入了阴曹地府。 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在漆黑寂静的街道上行驰，只是没有威风凛凛的警钟声。在车上把我的深度近视的眼镜给摘了，令我低头，不准东张西望。其实，即使不摘去我的眼镜，我也无心理会那车外的漆黑。那种从未有过的茫然、沮丧与愤慨，大约有十来分钟，就随着车子的停止而消失。终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事后才知，这就是有名的草岚子看守所。在一个小房间内，经过了严格的搜身，把我随身携带的钥匙、指甲刀、手表等物留下保管。经我再三央求，总算照顾我的深度近视，把眼镜发回给我。使我十分惊讶的是，没有收去那根可用来自杀的皮裤带。搜身结束，入监手续办完，我被送入监房。 跟着看守，弯弯曲曲地绕了几个圈，又糊里糊涂地走进了阴沉昏暗的甬道，只见一个个红色紧闭的监房门，排列在甬道的两侧。看守突然在一个门前停住，开锁，当啷一声把门打开，迅速有力地把我推了进去，又一声当啷门被再次紧闭。这时，我恍忽醒了过来，瞪眼一看，借着不知哪儿散射进来的微弱的光亮，看到了在两边木炕上灰白色的被窝里朝外露出的二排约有一、二十个人头，并且嗅到了那股不知是人味还是尿味的臭气。由于我的突然闯入，惊醒了那些正在酣睡的犯人，有的转过头来直望着我。那时，我一直呆呆地立在靠门处两个木炕中间发愣。幸而，那个最靠门口的犯人站了起来，叫我在他身边躺下。 天哪！在他与他身边的两个被窝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空隙可以容纳我，我只得还是呆着不动。 他见我呆若木鸡，又气又好笑地说：“怎么？不会睡觉！挤进来就是。”好在我个子小，硬挤了进去，并按他的教导把外面的衣裤脱下来当枕头，仰面躺下。不久，门又响了，看守扔给我一条被子。那灰白色的被子，散发着说不清的气味，其中夹着一点霉味，还有点像尸体解剖室中才有的福尔马林的气味。在不眠之中，我才发觉不知什么时候有一小点屎在内裤上，这可能是刚才被捕时吓出来的。以后，每当想起此事，甚感羞愧，逮捕时的那种倔强未能克制住内心本能的恐惧—— 一种生理与心理完全脱节的表现。 我生命中的五千余个漫漫长夜，就是在这个地方－草岚子看守所，在这个时刻——公元一九六O年的四月二十九日深夜至三十日凌晨，宣告开始。在这个特定的世界里，我将走完我全部青春年华的艰难旅程。 二、看守所的生活素描与创世界记录的狂餐 狱中的第一个不眠之夜，总算熬到了尽头。一大早起床的叫声使寂静的牢房沸腾起来，迅速穿衣叠被的众人很快就完成了内务的整理。接着由值日犯人将早已打进监房内的一大盆水逐一分给每人一碗（吃饭用的大陶瓷碗），以供洗脸、刷牙，紧接着的是等待放茅（让犯人上厕所大便——监狱用语之一）。看守将牢门打开后，由值日犯二人提着满满的小便铁捅走在前面，后面二人一排，十五、六人鱼贯而出，穿过甬道来到一个空旷地上。厕所就建在这个空地上，四面裸露，上面有一遮雨的顶，长长一排，约有二十多个茅坑。规定大便的时间短得惊人，大约只有五分钟，时间一到，看守一声令下，全部人马就得列队由武装人员押回监房。我因初次领教，没有思想准备，大便只拉了一半，不得不忍痛割爱，留到明天解决。回到监房，一切又恢复平静，两侧木炕上，犯人围成一圈，盘腿而坐，用衣服包当作的枕头成了最好的坐垫。 此时，我才有时间端详周围的一切。这是一间约长五米、宽3米不到的房间，两侧是木制大炕，两炕间留有约一米宽的过道。每个大炕内侧墙上都有一个装有铁栅的窗，用白布窗帘遮着。但仍可看到外面的高墙。在过道的一端放着一个约有二、三十升容量的供小便用的大铁桶，虽有木盖盖着，但仍然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臭气。这充其量为十五平方米的牢房竟关押着十六、七名活生生的犯人。 犯人之间互称“同学”，使人颇感亲切，这点与以后在上海监狱中的互称“同犯”大不一样。同学中有老的、壮年的，也有像我这样的年青人。穿着各异，有的穿黑色囚衣，有的仍穿着在社会上时的衣服。大多数人的胡子则甚零乱，有的甚至很长。从表面上看，很难分出彼此的阶层。 在下炕小便时（只有小便才允许下炕），一个小老头也来小便。在铁桶旁，他用一付老资格的口吻悄悄对我说：“小同学，到这里来别怕。这里是赫赫有名的草岚子，进来的全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小便快告结束时，他又说：“小同学，你只要老实交待问题，耽在这里最多一、二个月就可以解出去。”这句话，他讲得较响，似乎在向大家表示，他与我的交谈是在帮助我交代问题。 这草岚子监狱，固然名不虚传，而且历史悠久，并有其光荣传统。不信，请看二OO一年七月二日的“北京日报”第九版《铁窗里的“红色党校”》一文中的记述：“……位于西城西什库草岚子胡同西段，是一个占地约三、四千平方米的大院，三米多高的砖砌院墙上拉电网，四角建有高高的岗楼。一九三一年九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这里设立了临时看守所，专门关押被北平行营军法处判了刑的政治犯……因地处草岚子胡同，所以又称草岚子监狱。”共产党人如薄一波等人都曾在这里被国民党关押过。这里不仅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关押政治犯，据说在北洋政府时期也关押过政治犯，甚至在前清皇朝时期也作为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人民政府时期，沿袭旧制，这里仍然关的是政治犯。不，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犯。因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同于别的体制的国家，以它的民主不可能对持有不同政见者进行镇压，因而不承认有政治犯；如有，那是反对革命政权的反革命犯。假如，有人把中国大陆的反革命犯称之为政治犯，他不是受旧传统观念的影响，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和诽谤。 草岚子监狱的监房编号用中国的天干地支，因而是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为顺序。起先我关在丙监，后又调至乙监。当时狱内盛传，胡风也在此狱内，关在辛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我在校任教时，曾见到一篇有关胡风先生的报导，其中提到六十年代胡风曾关押在草岚子监狱，足证此传闻之真实。由于狱内的监管甚严，且胡风此类反革命要犯都为单独禁闭，终不得相见一面，深以为憾！ 胡风先生，众所周知曾以一九五四年的向中共中央上书二十万字的报告而震撼文坛乃至轰动全国，并由此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而于一九五五年被捕入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于八十年代被宣告平反。 照片上方横幅上有“一九六0年四月十二日于北京草岚子留念”等字样。笔者是于一九六0年四月二十九日深夜被捕入草岚子的，当时胡风先生已关押在内。 以上三幅照片及有关文字说明均来自于2001年7月2日北京 日报所载《铁窗里的“红色党校”》一文
草岚子看守所，这个历史悠久的监狱，在国民政府时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曾关押过中共著名的领导人：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安子文、胡锡奎等政治犯；在人民政府时期，则关押了如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胡风及我等大小反革命犯。前者，是按照“北方局（中共——笔者注）作出了要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国民党——笔者注）指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得到党中央的批准。”（引自上述“北京日报”所载一文）而释放出狱的；后者，只是按照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而平反出狱的。真是天地轮回，法轮常转。人世事，惟佛教经论之哲理所能解释。 那时的北京，还有一个关押预审犯人的看守所，那是位于东城区的炮局。炮局看守所关押的全部是清一色的刑事犯（区别于草岚子看守所的全部是清一色的反革命犯）。在那里，裤带、鞋带凡是带子一律收交，犯人走路只能用双手提着裤子走。这样可以防止犯人逃跑。以后，我在自新路看守总所见到自炮局来的犯人，果真如此。草岚子则宽大得多，裤、鞋带一律不收，走路时大可不必为裤子掉下来而提心吊胆。草岚子与炮局的这种管理上的大相径庭，至今还令我费解。唯一可用来解释的是，草岚子与炮局都是沿用历代的传统管理思维与方式。历代犯人中，那些犯贪污、盗窃、小偷、强奸、卖淫者……均为世人所不齿；而政治犯则因其“犯罪”性质的特殊，不仅在社会上就是在监狱中往往受到人格上的尊重。在自新路看守总所中，来自于草岚子的犯人较之来自于炮局的犯人的优越感，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紧挨着我、夜里靠门墙睡的那位教我如何睡觉的犯人，对我又开导起来了：“小同学，来到这里不要急，只要老实交待问题，争取早一天结案离开这里。 你看那面炕上的那个人在这里关了十八个月，就是不肯交待问题，至今不能结案。” “结案”是个专门名词，是指犯人在预审机关，把一切问题（罪行）交代清楚，并通过预审人员的调查证实而宣告审理结束，它是开庭（应该是被起诉前）的一个必经的步骤。结案后，就有可能转移至总看守所，等候起诉、开庭与判决。 昨夜在昏暗之中，迷惘而惊慌的我没有看清睡在旁边的人是何许样人。此刻，我才注意到他是个满脸胡子、个头不高但很粗壮的四十多岁、操北京方言的地道北京人。从早晨起床直至上午的一切活动中，可以看出他是这个牢房里的龙头。大家都叫他掌握犯，意即此牢房由他掌握，此项职务当然是由监狱管理员任命的。以后慢慢得知，此人乃国民党军统特务，在五十年代初“镇压反革命”时被人民政府抓获判刑七年，获释后留在劳改农场当场员（场员是劳改农场对刑满后留场做工的人的统称）。此次，因余罪未交代清楚而再次被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二进宫”。他这种人到底有多少余罪未交代，很难说清；一个潜伏特务以其与国民党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以“余罪未交”让他再次入狱，如同对我这种右派分子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是很自然的事。“二进宫”即使“三进宫”也很平常，一切以“政治需要”而定。他很有劳改经验，被当局指派为掌握犯，除可以借他管理犯人外，还可以此“二进宫”为榜样促使其他犯人彻底交代罪行。这一点在我以后写供词时确实起了作用，我唯恐交代不清，留有什么尾巴，在刑满后再次进宫。 他又对我说：“五一前是不会提审你的。在休息时，到对面炕上与那个同学聊聊，情况可以向我汇报。这也是一种好的表现。” 他指的那位同学，是个新华社记者，在草岚子关了十八个月而始终不肯交代问题的人。按今天的法制，这种借审讯未结束，实行无限制的关押，看似合法，实是非法。可那时的关押就是那种“德性”，此种情况乃家常便饭。明知我被他利用，但为了好奇，也为了借此可以活动活动双腿，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似乎与他谈不出什么问题，这个人一再强调他无问题可交代——或许他对我存有戒心，或许他确实与我一样没有问题。但愿他能从监狱条件差中最差的草岚子的煎熬中挺过来，永远保持着那颗令人敬佩的不肯屈服的心。 在丙监我度过了预审前的热身阶段（即稳定情绪，培养交代问题的态度），约过了一个星期，就调至乙监。在丙监期间，制药厂派人把我的行李及当月结余的“工资”送至看守所。众同学见我有钱，鼓动我申请买一个热水瓶，可用来贮存多余的开水，以备众人不时之需。犯人在关押期间，能允许购买热水瓶，又是草岚子的一大特色。 丙监的短暂生活，没有多少可回忆的，只是五一节的那顿豪餐，其精彩之处堪称一绝。 草岚子看守所是每日二餐。一餐在上午十时，另一餐在下午四时半。每餐是两个每个二两的窝头（玉米或高梁米）和一碗菜汤（略有酱色的水中漂浮着十来瓣菜叶）。汤非常的淡，据说咸了怕犯人浮肿。第一天到监，我因心神不定，肚内尚有油水，故而不饿。尽管众同学关心我，叫我吃下去以免下午的饥饿，我还是只吃了半个窝头。这下可热闹了，余下的窝头，在众人眼里犹如天上掉下了灿灿发光的黄金。退出去是万万不行的，这求之不得的“横财”，不随地瓜分岂非傻瓜？结果当然由掌握犯用手把它尽量均分为十多份，每人都得到了那么一丁点。在关了几天之后，我就深感这一丁点窝头的可贵——那简直是无价之宝。若不是，就不可能在号内发生两个犯人为了争夺一片菜叶而大动干戈之事；也不可能有郁达夫之子郁飞因分派窝头而招致的冤屈；也不可能有五一节那天足可申报世界吉尼斯记录的豪餐。 众犯人盼望已久的五一节终于来临。“五一”的伟大国际意义，在众犯人眼里的工人阶级万岁，莫过于大米饭万岁，因为按草岚子的传统每逢佳节吃饭不受限制。是日上午，除了那个常用的盛窝头的大陶瓷缸外，掌握犯特地吩咐大家把个人用的洗脸盆挑既大又好的拿出来，用硬省下的清水把它们洗涮干净，以备大举进攻“打饭”时用，好让大家豪餐一顿。个个摩拳擦掌，人人斗志昂扬，等待那场伟大的决战。 在放茅结束至开饭的那几个小时内，承监狱当局的关怀，为了过节叫众人在号内做集体游戏：众人在两侧炕上坐着围成一大圈，彼此叫着“我的火车也要开，往哪里开……”把一块手帕不停地逐个传递下去，当谁接到手帕时正好听到那位背着大家的人叫“停”，谁就要罚歌一曲。此种幼儿园小朋友的游戏，竟然逗得大家开怀大乐。然而，众人真正乐的还是那即将到来的大宴。 十时许，众人盼望的那门外甬道上的“砰”一声终于响了，意味着伙房已把盛食的大木桶扛来。没有辜负大家的殷切期望，大米饭一盆又一盆地打进监房。众同学是一碗又一碗地狼吞虎咽般地咀嚼着可口的大米饭。那一餐，最多的吃了七大碗，少的也有四、五碗，肚子里尚有油水的我也吃了一碗半。俗话说得好：饱汉不知饿汉饥。敬爱的读者，请别笑话我们这种狼狈相。要知道莎士比亚权威孙大雨教授被划为右派后，于一九五八年六月被判刑六年在苏北农场劳改时，据说，因饥饿还捡烂山芋吃呢！ 文革中，孙大雨先生再次被投入监狱。一九七O年我服刑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八号监时曾有幸与他相邻关押。孙大雨于一九八四年被平反，那时任华东师大教授。 难以想象，那么一个如一、两个拳头般大小的胃，能容纳这么多的米饭，其延展性可谓大矣！延展性不成问题，可胃的蠕动性大成问题了。大米饭一时难以穿过幽门向十二指肠进发，聚集在小小的胃里胀得发慌，使人难受不已。那些吃了五、六碗饭，甚至六、七碗饭的同学不得不在号内小小的过道上不停地作原地跑步，并抚压肚皮，折腾了几个小时才告平息。—— 没有出事，谢天谢地！如在今天，此等狂食或许可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 尽管草岚子的管理是如何的严格，我还是从狱内转移监房的犯人口中得知在制药厂一同劳动的右派好友王又芈和赵树范也在五一节前被抓了进来。但终不得相见。因为同案犯是不容许关在同一个号内，当一个犯人通过监狱甬道时，也不容许有其它监房的犯人同时通过。据说，同案犯之间如果碰面，彼此间的一个眼神或手势都可以作为暗号传递，从而影响到犯人的招供。受过专门训练的间谍、特工可能有这样的本领，象我们这样的蠢驴般的右派兼反革命那来这套“神功”。对我们如此提防，未免太抬举了！ 三、预审中的短兵相接 在丙监我的情绪有了稳定。制药厂送来了我的全部物品包括我的书籍，使我有了自己的衣被与毛巾牙刷等日用品。衣服书籍等放在炕下，现钞由监狱保管。此时，当着我的面，检查了送来的全部物品，特别是我的书信和笔记。他们翻阅了我学习马列主义的心得笔记，因找不到可以指控我的证据而大失所望。凡是书写的东西（书籍除外），其中包括珍藏的由我主编的《春雷》小报均被没收。《春雷》小报是他们唯一可以用作指控我犯反革命罪的实物证据。监狱当局见我情绪稳定，就把我调至乙监，开始了我的被审讯的阶段。 乙监掌握犯乐遥翔，年纪五十开外，是个中统对苏（联）老特工。在共产党军队进入北平后，他就以从事俄文翻译为生。他说，他活得很逍遥，如同他的大名，经常在青岛海滨等地搞翻译。言下之意，这下可打翻了他的悠闲生活。他以独特的、严密的逻辑思维管理着这个不足二十人、不到二十平方的王国。谁不合他的要求，哪怕小便在铁桶内响声大了一点，分菜汤时有一点水溅在炕上都会受到他的训斥。此老特务与丙监的老特务，可说是一文一武，一细一粗，大相径庭。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值过几天班，顺利地完成了倒小便桶、分洗脸水、打饭、分菜汤等一系列杂务，并得到了他的好评。其评语无非是：到底是年青人，又受过高等教育诸如此类的话。他的讲究门第出身的意识相当浓厚，无怪乎他认为郁飞分饭“不公正”而有损于书香门第，并为此大为感叹。短短一、两个月的共同生活，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着他的大名，就是明证。 翘首以待的审讯开始了。任何一个犯人，被捕后从迷惘中逐渐清醒过来，释放出去的幻想就会很快消失，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提审，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来到乙监后的第三天早晨，离吃第一顿饭尚有约两个钟点，监房门上的观察窗突然开启，稍后门又一声打开，我被管理员叫了出去。我心中一怦，知道这是提审。 一出牢门，就有一名全副武装并手执卡宾枪的兵士跟在后面，我按他的指令：向前走、向左拐、向右转……在迷宫般的甬道中不停地走着，并隐约地听到卡卡拨弄枪栓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甬道的两侧是一排排反锁门的监房，七转八弯最后又穿过院子，来到一个与刚才阴森可怕的环境截然不同的一排平房前，随着一声“停”，我机械地在一个房门口刹车，这就是审讯室。 审讯室极其简陋，约十多平方米呈长方形，靠里边正对着门窗放着一张桌子，桌后向着门窗端坐着一个年青的审讯员。房间四周空无一物，抬头可见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审讯员叫我在门旁窗下的小木凳上坐下，离开他约有三、四米远，身后是开着的窗与门，窗门外自始至终站着那个刚才押送我来的手持卡宾枪的武装士兵。他是保护审讯人员的，还是用来吓唬我的？两种可能都是。据说，曾发生过犯人冲上去动手打审讯员的事。我至今还迷惑不解，为什么提审时不给犯人上铐，像现在电视里播放的“庭审纪事”中看到的那样，可能这又是草岚子监狱的一大特色。在阶级斗争之火越烧越旺的那个时代，对我们这些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的敌人、本质上的亡命之徒，审讯时采取武装防卫，是完全必要的。 审讯是冗长的、令人烦恼的，特别是要你回忆交待那些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根本不放在心上的事。审讯的具体内容无非是我在制药厂与哪些右派分子来往，平时做些什么，谈些什么，策划些什么，诸如此类的事。其中要点，还是集中在我与袁植芬、赵树范和王又芈等右派的所谓密谋策划逃亡香港一事；其次是言论与春雷小报，主要集中在对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等现行重大政治运动的看法。 总之，我不以为然的狗屁小事，在审讯中都被提上了纲。审讯过程中我并不因为已在丙监驯服了几天而变得温顺，困兽犹斗，我的本性与本能，促使我在审讯中屡屡反抗。当他问及：“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这些右派分子在搞反革命！”时，我心中几年来积累的愤慨，在几天前被强迫在逮捕证上按手印时的怒气，一下子如火山般地爆发出来。 “什么右派！什么反革命！这全是胡诌。划右派有什么宪法依据？宪法上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凭什么把我当反革命抓起来！”我大声吼叫着，甚至叫出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胆量，不知从何而来。也许是我秉承了我那胆敢与日本特务机关长打架的反动老子的本性。 我的暴跳如雷，当然激怒了那位一开始态度并不严厉的审讯员，可能是他对我入监后的态度估计错了，没料到这个文弱书生的小子会如此嚣张。年青的审讯员也发怒了，他拍着桌子，大声训斥：“小子，你嚣张！你反动！干了这么多反革命活动还不认账！我们公安局难道怕你？有你苦吃的！”以牙还牙，他也同样地以一连串的连珠炮弹向我轰来。 沉默片刻后，他见我不作声，接着又说：“你要端正态度，放老实点，我们专政机关不是吃素的！”我仍然不作声。 “念你初次，我不计较你。好好想想你的态度会得到什么后果？”他试图缓和气氛，先放软档。其实，审讯员最怕犯人砸锅，破罐子破摔，使审讯无法进行。如是，只能表明他的无能，于我（一旦逼上梁山，就当亡命徒）何损？ 接下去是较长时间的沉默，我低头佯作思考。 我心中明白：审讯员以“有罪推定”的法律观点，认定我为现行反革命犯，以当时的司法制度和法律观点而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以我所见，只要是具有选举制度的民主国家，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凡享有宪法大法中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公民，由于言论、出版而以反革命定罪，那是天大的笑话与荒唐！那时尚未有“犯罪嫌疑人”一词，它只是在摒弃了过去几十年惯用的、不符合国际司法理念的“有罪推定”的法律观点之后，我国在推行现代化法律的今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才出现的新名词。而在当时，一旦被捕未经审讯，就认定你为罪犯。 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概念，犹如手掌的背与腹，天地的上与下，人行道的左与右。对反革命一词，有一个绝妙的说法：“革前一次革命的革命，谓之反革命”；对左与右，精通英文的大师林语堂解释得更妙：“The left is right； The right is wrong.”虽然二者都是谑言，但却道出了“革命与反革命”、“左与右”的正确与否，实为相对的道理。左派与右派的孰是孰非，也实难以定论，自当不言而喻。 在沉默中，理智战胜了我。这里不是法制建全的欧美法庭；也不是过去受制于民众舆论压力的国民政府法庭，要进行辩论是不可能的。没有共同的衡量真理的尺度，一切辩论注定是徒劳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决定“就范”，改变我的明目张胆的反抗。但零星的小反抗还是不断发生。 审讯员又发问：“你为什么要逃往香港？” “我并没有逃。你们不是在边境线上抓住我的，而是在制药厂的大烘箱里把我逮捕的！” “让你到了国境线就那么容易捉住你？还能有今天对你的审讯？好嚣张！” “你们怎么策划的？” “我们没有策划，只是彼此聊聊而已！” “这就是策划，就是密谋。难道你们敢公开商量？” “你们为什么要逃出去？”在他看来，逃与不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逃亡的动机。 “我们想出去，因为受不了药厂工人对我们的歧视与瞎监督。”我说的这句话，不是真心话，至少一半是假的。因为，即使没有工人的歧视与监督，对一个不尊重人权、可以随意把公民划为右派之类的国家是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政府为了挽救你们，给你们右派分子出路，让你们劳动，给你们饭吃，提供你们改造的机会，难道亏待了你们？像你们这种人逃到了国外，岂不饿死！” 我想起了物理系右派沈迪克的逃亡国外；想起了名翻译家傅雷之子傅聪，于其父划为右派后自波兰出逃英国；想起了北大哲学系黄宗羲，因被诬为“右派分子要杀人”而被镇压；也想起了不是右派的同窗好友钱嘉亮在下放四川山区带病拾粪时惨死在山里……在国内，说不定在不久的某一天，我也会像狗一般地死去！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年富力壮，出国岂会饿死！？由于我已火山爆发过一次，这时只来了个余波，用鼻“哼”了一声。此时无声胜有声，与赤脚出身的人（我对当时干部的偏见）有何计较之必要！ 不愉快的审讯进行了约两个小时，结束时审讯员嘱咐我回去好好反省。我看完了他的审讯笔录，并按他的规定在每一页下面盖上了指纹。随后，由在审讯过
程中，自始至终站在窗外监视着我的那个带卡宾枪的武装士兵，按原线路将我押回监房。 此时，第一顿饭已开过，留给我的是天天一样的两个粗糙得连玉米棒杆都磨进去的、老玉米窝头和一碗盛有七、八个茄子盖（人们在切洗茄子时扔掉的那个茄子柄盖）的冷汤。这种汤，犯人谑称为“鸡腿汤”。越来越严重的物资匮乏，吃青菜汤对犯人而言已是奢望。遗憾的是我没有向审讯员讨支烟抽，失去了这唯一可以抽烟的机会。若不是发生堂上的短兵相接的一番厮杀，我或许会向他乞讨的。 审讯断断续续地延续了约一个月，次数约有五、六次。最后一次，我清楚地记得白天刚审讯过，一反往常地夜里继续提审。那天，因为监房里人数增加，大炕上显得太挤，天气又热，我被掌握犯指定睡在炕下水泥地过道上。被审了一天弄得精疲力尽的我，刚进入梦乡，做着“黄粱美梦”吃得好不津津有味的时候，一阵急促的开门声将我惊醒，我被叫去审讯。审讯的关键内容是定我们这个所谓由右派组成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的问题。没有“头”，没有核心，哪成集团？必须找出小集团的头与核心分子，才符合逻辑的需要。 “头”这个光环，我可不感兴趣，那是要加重刑罚的。因此，在审讯中就遇到了这个万难承认、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审讯员扔了一支粉笔给我，要我在水泥地上写出众右派的姓名，并把彼此的关系用线条串连起来，形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几何图形，犹如生态系统中的由食物链联结而成的食物网，从而显示出一个以我这个高等动物为中心的生物网络。此时，审讯员不无得意地说： “明明白白以你为中心，你就是这个反动小集团的头。难道你还想抵赖，拒不认账！”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真要感谢审讯员对我进行分析、推理方面的逻辑思维的教导，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哲学课。一个以我为首的，以赵树范、王又芈为核心的右派反革命小集团，就这样按逻辑推理被“推”了出来。这就是当时的审讯定罪的精华所在。这种难以使人置信的定罪，没有亲身经历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后人，定会认为我在胡编故事。但，这不是故事，而是千真万确的历史。 紧接着是出示给我看一大堆远在广州、上海等地相识和不相识人的照片，其中有右派，有群众，也有中共党员，要我回答与他们的关系。其中有一张同班又是上海同乡、毕业后分配至广东的女同学的照片，我颇感困惑。继而一想，对我这种一心想逃往香港的人，在广东方面的毫无来往的熟人，引起了审讯员的注意，也不足为怪。这种我以为的小题大做，也着实令人钦佩办案人员的认真仔细。的确，专政机关不是吃素的。 审讯结束，已是深夜。果不出众人所料：他们称之为疲劳轰炸的审讯是审讯接近尾声的信号。次日早晨，我拿到了厚厚一叠供词纸，纸张质量很好，有横格线条，扉页上印有姓名、籍贯、年龄、民族……足以验明正身的一系列规定题写的项目。我被告知，按审讯中自己所承认的罪行，详尽地、一点不能遗漏地写出来，并应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 众同学都为我能顺利地通过预审这一关，进入写供词的阶段而高兴。然而，我却为自己的丧失斗志与人格，背叛固有的信奉，而感到羞愧！如同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为了偷生而屈服于宗教裁判所，而无比内疚。 四、懒婆娘裹脚带的供词 监狱当局并不因为物资紧缺而吝啬纸张，给了我厚厚一叠供词纸，足有五十张。写的条件也很优惠，那张唯一的学习时供掌握犯记录、开饭时放菜汤盆的炕桌，供我一人独用。老资格掌握犯乐遥翔在当局授意下，对我作了一番写作指导。我的罪行应当包括三大部分：一右派罪行，尽管右派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一旦右派被捕，右派言行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革命罪行；二现行反革命活动；三联系反动家庭出身，深挖犯罪思想根源。乐遥翔对我说：“交代问题要详尽，毫无保留；挖思想根源要狠，不能怕痛怕痒。纸不够用，可申请增加。”不出所料，后来我要了纸，大约写了七、八十张之多。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而供词不求高深，但求臭长。臭而长，方显犯人交代罪行的诚信。 自问一生清白，没有可隐瞒的事，更无见不得人的勾当。谈不上光明磊落，也可算是落落大方。因此，把什么都写出来，大到宰羊杀狗，小到鸡毛蒜皮，一锅子全部端上，任君挑选。来个众犯人常说的：“竹筒倒豆子，一颗不留”免得以后“二进宫”纠缠不清，留下后患。除了我在北大时与众右派的来往，《春雷》编委会的组成，稿子的审定以及我所写的大、小字报，开会发言，包括我撰写的春雷创刊词等外，即使像经过改动的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也和盘托出。至于右派观点和右派言论那无非是对肃反、对批判胡风反革命活动所持的不同见解以及要求尊重人权与言论自由的有关言论。经常被我奉若神明的：“即使反对你的观点，也要用我的生命来捍卫你的发言权”及林肯的三个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等等宣扬资产阶级民主的言论都一一抖了出来。—— 总之，写出我是如何在北大的右派活动中充当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吹鼓手和摇旗呐喊的角色。 在反革命活动中，除了交代在右派中所散布的嘲笑大炼钢铁、大跃进、大打麻雀……的言论，以说明我对三面红旗的攻击外，还交代了我和右派分子袁植芬商讨去香港的事以及和赵树范、王又芈经常吃吃喝喝和私下对监督我们甚严的某些工人的讽刺和谩骂。当然在罪行中少不了我去东四人民市场卖画以资偷渡费用的行为，连同在药厂时五个右派分子同去北京门头沟那个先于北京城五百年的潭拓寺一游时，在寺内垂有大铜鱼的殿的正梁上用粉笔所写“五R到处一游”（R是Rightist右派分子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 —— 笔者注），也当作反革命活动中的秘密集会而招供于供词之中。 供词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最头痛的部分，即痛挖犯罪思想根源。我把奉为人生准则的、美好的东西，用自己的笔来加以否定，于心不忍且不心甘。好在，那个臭知识分子唱惯自我错的时代里，以鲁迅创造的阿Q精神，用马列八股作武器，来鞭挞自己 —— 一个抽象意义上的人，已是司空见惯，无伤大雅之事。借此，还可以锻炼文笔，消磨时光，免去讨厌的值日，倒也痛快！ 尽管写了狗屁不通的几万字的供词，因无精彩的罪行，当然也谈不上有精彩的内容。纯粹的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在此实不敢多加抖露，免得其臭气把读者们熏死。 五、犯人心目中的宝石与窝头冤案 写写供词，吃吃“鸡腿”汤，每天清晨不得超过五分钟的放茅（监房内的小便桶是绝对不准大便的。有一次，我肚痛要命，不得不大呼“报告求茅”，过了好半天，才得到牢门外巡视看守的答应，把我领到甬道尽头的一间盥洗室，监视着我拉屎。如不是肚泻，回监房将受到一场恶狠的批斗），不限次数的撒尿，严格控制的饮水（在打饭时，打来的开水放在私有公用的热水瓶中，每次急需喝水需经掌握犯批准。一日最多申请二次，每次限量为一百毫升左右），每晨一次的一碗冷水的洗漱（包括洗脸和刷牙），没有洗澡，更不用洗衣（难得洗衣），没有放风，平时靠墙盘腿如和尚打坐般地坐于炕上……一切活动都受严格限制，唯有监房的混浊空气可以随意享用，生活已到了简无可简的程度！人的生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人的这种适应能力难以想象的惊人，可能都源于动物的本能：生存欲 —— 著名生理学家俄国巴甫洛夫提出的动物行为的三要素：生存欲、食欲与性欲之一。久而久之，一切习以为常，所谓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苦惯了也就乐了。然而，清晨至十时开饭那段时间里的等待，正如“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饥肠辘辘，难见窝头的美色。第一餐和第二餐相隔虽有六小时，但其间尚有：提审、读报、开展相互批判、批评的学习会以及中午十二时至一时半的午睡……诸多节目可以用来打发时间；而下午四时的第二餐至次日上午十时的第一餐，真是漫漫长夜，何处是尽头。刚啃完了最后一口窝头，舔尽了沾在手上的最后一粒窝头屑，喝完了最后一滴菜皮清汤，带着那颗无比惆怅的心和永远无法满足的食欲去等待那遥远的明天十点钟的那欢乐的一刻。啊！窝头，我又想起了拜伦的诗句：“你亲切而遥远，灿烂但却寒冷。”假如我是富人，我宁可以宝石去换取窝头。曾记得，那时在衣服口袋里放着的、在每餐时专用于接窝头的小手帕，手帕上沾满窝头点点粒屑，每当饥饿难忍时，总以此“财富”而自慰。实在忍不住时，就干脆取出手帕，看一眼沾在上面的窝头屑，犹如巴尔扎克小说“高老头”中的主人公，每晚必津津乐道地数点他的珠宝和金币而感到由衷的欣慰！这种变态心理，我敢断言，是监房中每一个犯人的通病。不信，请看： 奇事一则：某天第一餐，刚分完菜汤，掌勺者不慎将一片菜叶帮子掉在炕桌上。两名同学不约而同地扑了过去，去拣那片菜叶。结果被那位据说曾是国家级运动员的犯人捷足先得，而稍迟的那位高个子东北人不肯罢休，企图从那人手中夺回，一场菜帮子大战就此爆发。…… 我无意在此刻画犯人的丑态；更无意在此谴责监狱当局对犯人的刻薄。需知，当时正值三年困难的顶峰期，别说监狱，就是在社会上，还有人饿死呢！ 一九七九年后，我自由了，有了工资，有了常人的生活，但无论在食堂里、在家里、甚至在宴席上，我总是毫不保留地将我的那份照单全收，决不留下一丁点残肴，就少了用舌头去舔。众人都会对我报以理解的、或好奇的、或鄙视的微笑。我对此全不以为然。须知盘中粟，粒粒皆辛苦。领会这个深刻的古训，对我而言，不来自于种田，而来自于监狱。 再看闹剧一出 —— 窝头冤案： 我自丙监转至乙监后，有幸与郁飞先生同关一室。郁飞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寇杀害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之长子，见于郁达夫文集，众所周知。郁飞毕业于浙江大学，被捕前任新疆日报编辑。他说，划右后，他私自离开新疆至北京，因徘徊于英国使馆门前而被捕。在乙监，有一段时间，他掌勺分饭。分菜汤要公正，菜叶或“鸡腿”要尽量均匀；分窝头更要公正，别人的大小难以定论，反正自己的是不能拣大的。窝头，这个玩意儿，真折腾人。它的立体几何图形，从这边看是一个模样，换个角度看又是另一个样，大小实在难以捉模。那怎么分？办法还是有的。掌勺犯把盛器放在头顶上，在看不到窝头的情况下，举手去拿分给众人。如此一段时间后，众人还是总感到自己的窝头比郁飞的小。久而久之，在掌握犯乐遥翔的主持下，根据“民意”，发动了一场对郁飞的批判。 这种批判会是征得监狱管理员的同意的。借此，可以整顿监风；可以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腐朽思想；可以促进犯人的反动世界观的改造。在会上，倒霉的郁飞，如同“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但面对众人的责难，因自知无过，倒也显得坦然处之！ 在批判会上，主持人乐遥翔故作挖苦地说：“想不到书香门第的郁同学竟会如此！” 是吗？是书香门第的郁飞竟会如此？还是我们这些有过显赫地位的、颇有成就的、或是饱读经纶的人的变态心理在作祟？是郁飞可悲，抑众人可悲？ 根本难以分辨孰大孰小的窝头，竟然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或许是出于众犯人的闲得无聊，也许是被饿得发晕了头。如果，谁想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无异于研究杜十娘投河自尽是从船头跳下，还是从船梢跳下，实乃吃饱了胀得发慌之举！ 郁飞后来与我一样，以同样的罪名——右派罪行与叛国投敌罪而判处同样的徒刑十五年。二十年之后，一九七九年夏，我因去北京申诉，曾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接待室与他相遇，他也正在申诉。一九八O年春，郁飞曾到我上海寓所探望过我，可惜以后再也没有往来。据说，他平反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借此，衷心地祝他事业有成，福泰康安。郁达夫在天之灵定会保佑他的儿子的。 六、最后的晚餐 写完供词，松了一口气，大有如释重担之痛快，但也有随之而来的焦急等待和期望。这种心情在一九五三年参加高考结束时也曾有过。那时等待的是高考的揭榜；期望的是将来的崭露头角。现在等待的是开庭和宣判；期望的却是将来的煎熬和艰险。生活总是由一连串的等待与期望组成的，不管这种等待与期望是欢乐的、还是痛苦的，其结局都是一样：不可避免的死亡。人生苦短，“古来万事东流水”，何必煞费苦心！可是，有人还是要煞费苦心，学习《列宁主义万岁》的任务布置下来了。 乙监犯人的文化水平较高，被监狱当局选中，组织大家学习此本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学习的重要著作。反正众人闲得无聊，有的被长期搁浅，其问题不是一时能了的；有的，如我供词已写毕，在草岚子纯属多余；有的还泡在不紧不松的交代问题的拉锯之中。从乙监中调出几人，又调进几个，凑成一个学习小组，由乐遥翔当学习小组长。整天拉完了屎，撒足了尿，吃饱了那四个窝头和二碗清汤的我们，煞有介事地逐字逐句地啃起了那丰盛的马列经典。 《列宁主义万岁》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为了针对当时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写的。那时，苏联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出现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中国被称之为修正主义。任何科学真谛，时间一长，都会有个对原有观点再认识的必要，例如物理学上的布聂尔定义，还有个修正系数；对列宁主义是否也应有个再认识，以我所见，不能例外。一般而言，修而改正，对任何学说均属必要，此乃无可争辩的事。但这种修而改正，一旦被定为“主义”，据说就大成问题了。此时，中国盛传：苏联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怪不得，那座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了象征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而建筑的、具有古代俄罗斯风格的中苏友好大厦尖顶上的闪闪发光的五角星，连同大厦的名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起被摒除了。 两个国家，两个政党，非要同一模式，又非得彼此相互干扰，实无此必要。南斯拉夫的铁托早在那时的十年前（一九四九年）与苏联共产党决裂，真乃明智之举。至于，让我们这些被认定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也硬挤进去批判修正主义，凑热闹，则更无此必要。 好在时间是上苍给的，饭是政府施舍的，学习的那本书也是白送的，而且学习的字里行间所透露的，倒与我的一贯的反苏立场不谋而合。得到了苏联三亿美元的贷款，为了抗美援朝（我国出人，苏联出钱），我国牺牲了那么多的志愿军，反而又欠下了苏联五十九亿的债，那简直是上了苏联佬的大当。三年困难之际，还得被逼偿还苏联的巨债，真是雪上加霜。害得监狱里吃不饱，社会上饿死人，同时还严重地影响到正处于发育、极需营养的青少年整整一代人的未来健康。中国人一向大方，可以既往不咎，但历史事实是决不容被抹杀的。 可是，监狱当局并不这样想，他们借此教育犯人，以此作为批判反革命罪犯反动复辟思想的武器。其实，修正主义与反革命复辟思想，那是风牛马不相干的两个范畴。要反革命犯去批判修正主义，无异于让强盗去批判家贼。可笑！实在可笑！更何况，在“学员”中还有一名天主教的神父。那位神父，自称为“二进宫”，几年前为了他所信奉的上帝，曾到过草岚子；此次是为了他主持一个被禁止的宗教仪式而被抓的。此时他也挤在我们这些非上帝的子民中间，一同学习那无神论的学说。他的祖先 —— 亚当，既没有吃过能够对马列主义开窍的智慧之果，那他又怎能理解和接受这种伟大的学说呢？正如，在过去的草岚子监狱中，国民党用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来教育和改造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样，只能是徒劳，枉费心计！ 这种枉费心计的教育改造，在以后漫长的监狱生涯中，我又接受了一、二十年。对此我心领神会，在此我深表感谢！ 是时候了！别再浪费上苍所赋予的宝贵时光和草岚子的坚如磐石般的大好窝头，我该走了。八月中旬，一辆闷罐车将我，连同我对众同学的依依惜别、对未来生活的惴惴不安以及对草岚子看守所中的拉屎撒尿方式的无比嫌恶，带到了另一个关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