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昂貴的雞蛋與廉價的手銬 大躍進的系列產品：大煉鋼鐵、大放高產衛星、大大趕超英國、甚至大打麻雀……隨着它們的不斷推出，最後亮相的則是震憾全國的三年困難時期。在迎接與歡慶偉大的國慶十周年的前前後後的日子裡，浸沉在充滿鼓舞與激動的歡樂中的人們，慢慢地、不知不覺地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陰影——艱苦的生活正在向他們靠攏。衣、食、住、行，人的生存四大要素中的最有決定性的要素——食品越來越稀少了。自由市場上食品的價格像脫了韁繩的野馬狂奔不已。慶祝十周年國慶的熱鬧，並不能給人們帶來持久的歡樂。 市場上官價出售的肉類、雞蛋越來越不易買到，而其它蔬菜也隨之漲價。本來可以化幾角錢在小飯館吃一頓便餐，現在要化幾元錢，而且主食：米飯、饅頭有嚴格的限制。工廠食堂里，固然憑就餐券可以吃到的平價飯，但其質量已大不如從前。那時，原本一、二角錢可以買到一個白果（北京人對雞蛋的稱呼），大漲到二元左右一個，其身價竟然提高了十倍。一般的糕點已經脫銷，商店柜子裡沒有平價的糕點出售。有一次，我去東單新開河胡同的袁有銘家，他端出一盒糕點請我吃並煞有介事地問我：“你知道多少錢一斤？”我回答：“二元吧！”答案是十二元。嚇得我不敢伸手去拿，即使像我這個反動官僚家庭出身的人，也從未吃過這般天價的糕點。一斤尋常的糕點，可頂一個月的飯費，怎能不使人膽顫心驚!三年困難時期像猛虎般地向人們撲來，使人無處可躲。 但是，決不會餓死人。按工種平價糧的每月定量配給：居民二十五斤，輕工業人員三十斤，重體力勞動者可達四十斤以上，保證了人民生存的最低需求。這是指城市，然而在沒有這種配給制度的農村，情況就大為不妙，甚至出現了餓死人的慘況。我想起了斯大林通過他的繼承人馬林可夫在“蘇共十九大”上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句高度評價的話：“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在於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高漲的物質與精神的需求。”心中不免感嘆不已！ 馬克 . 吐溫所著的《天堂里的笑聲》講了一個書中的主人公為了履行獲得一筆遺產的約定，絞盡腦汁使自己被抓進監獄關押一個星期的故事，告訴人們想吃官司並不那麼容易。然而，我卻在這個物價昂貴的年代，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廉價的手銬，被送進了班房。 一九六O年北京的春天，還是有點寒意。儘管後天就是五一節，節日的熱鬧氣氛，並不能抵消絲絲寒冷。當時我正在北京製藥廠的東直門分廠勞動。為了迎接後天的國際勞動節，工人們都在奮戰，我當然不能例外，忙忙碌碌地一直俟到深夜十二時，加班才告結束。本想吃過夜點後，回宿舍睡覺。無奈工廠與北新橋宿舍有一段路程，夜間又無公交車，因此挑選了一個有暖氣的專供烘乾藥品原料的空的大烘箱，在底里舖了一層報紙，穿着工作服，伸展全身舒坦地躺下睡覺。酣睡中突然有人打開虛掩着的烘箱門，把我從明天出遊的美夢中喚醒，說是車間主任有事找我，並囑咐我立即換上自己的衣服。睡眼惺松的我，跟着那人穿過不大的場地，見場地上停放着一輛軍用吉普車，我不以為然地進入了主任室。兩名彪形大漢的警察呈現在我的眼前。 主任叫我坐下，站在主任身旁的警察當即發問： “你叫什么姓名？” “張強華。” 接下去就是問我的年齡、籍貫等等。我感到要發生什麼事了。 突然間，“站起來！”一個宏亮的聲音打破了辦公室的死氣沉沉。 “你犯反革命罪被逮捕了！這是逮捕證。” 一張白紙，上面寫些什麼，我沒有時間去仔細辨認。說實在，我是有點嚇慌了。然而，理智還是告訴自己，我一個堂堂正正的公民，從小到大沒有做過虧心事，現在要我在逮捕證上簽字（不是簽字，而是蓋手印），那不是讓楊白勞在喜兒的賣身契上畫押？我當然不能順從。當其中的一名彪形大漢硬抓住我的手指在逮捕證上蓋手印時，我頑強地反抗並大聲地嚷着：“我是一個公民，沒犯法，你們有什麼權力逮捕我！我要公審，我要辯論！” “到法庭上有你辯論的機會！”與此同時，一隻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腕已經牢牢地抓住了我這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手掌，硬扳着我的手指（是大拇指，還是食指，忘了）重重地在逮捕證上按了指紋。 “你拒捕，沒有你的好下場。”我真要感謝那位人民警察逼着我蓋了指印，不然的話，拒捕是可以被開槍擊斃的。緊接着就是一付晶晶亮、冰冰涼的“808”手銬銬住了我的雙手。 後來，我知道手銬有兩種，一種是專用於逮捕犯人時用的新式手銬，俗稱“808”，小說中的警察捉強盜乃至大偵探福爾摩斯用的都是這種新式手銬。它具有三擋次，卡一響是上第一檔，較松，犯人不會因銬而受罪；卡卡是上第二檔，較緊；而卡卡卡三響則表示上了三檔，手腕處被卡得死緊，痛得要命。另一種是老式銬，沒有檔次，搭扣關上上鎖即可，而且左、右兩銬之間還連着長長的鏈條。這種老式銬決不能在逮捕時用於具有反抗本能的犯人，只在平時獄內處罰犯人或普通犯人轉移時用，故又稱之為“教育銬”。 由於我的惡劣態度，使我享受了卡卡卡三檔次的待遇。其結果是我在被捕後的半個月內，手腕處不能靈活轉動，特別是雙手大拇指無法動彈。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嘗到了“808”的滋味。在以後的一、二十年的牢獄生涯中，歷次轉移用的都是老式銬，因我還沒有被他們認為是死不改悔的亡命徒。 逮捕程序完畢，兩位彪形大漢連推帶拖地把我這個此時此刻仍然自認為是人民的犯人（那時沒有現在的“犯罪嫌疑人”的法定稱呼，一經逮捕，就是犯人）送進了停車場上的吉普車內。從此我正式告別活了二十六年的人間，仿佛進入了陰曹地府。 吉普車風馳電掣般地在漆黑寂靜的街道上行馳，只是沒有威風凜凜的警鐘聲。在車上把我的深度近視的眼鏡給摘了，令我低頭，不准東張西望。其實，即使不摘去我的眼鏡，我也無心理會那車外的漆黑。那種從未有過的茫然、沮喪與憤慨，大約有十來分鐘，就隨着車子的停止而消失。終於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事後才知，這就是有名的草嵐子看守所。在一個小房間內，經過了嚴格的搜身，把我隨身攜帶的鑰匙、指甲刀、手錶等物留下保管。經我再三央求，總算照顧我的深度近視，把眼鏡發回給我。使我十分驚訝的是，沒有收去那根可用來自殺的皮褲帶。搜身結束，入監手續辦完，我被送入監房。 跟着看守，彎彎曲曲地繞了幾個圈，又糊裡糊塗地走進了陰沉昏暗的甬道，只見一個個紅色緊閉的監房門，排列在甬道的兩側。看守突然在一個門前停住，開鎖，噹啷一聲把門打開，迅速有力地把我推了進去，又一聲噹啷門被再次緊閉。這時，我恍忽醒了過來，瞪眼一看，借着不知哪兒散射進來的微弱的光亮，看到了在兩邊木炕上灰白色的被窩裡朝外露出的二排約有一、二十個人頭，並且嗅到了那股不知是人味還是尿味的臭氣。由於我的突然闖入，驚醒了那些正在酣睡的犯人，有的轉過頭來直望着我。那時，我一直呆呆地立在靠門處兩個木炕中間發愣。幸而，那個最靠門口的犯人站了起來，叫我在他身邊躺下。 天哪！在他與他身邊的兩個被窩之間根本沒有任何空隙可以容納我，我只得還是呆着不動。 他見我呆若木雞，又氣又好笑地說：“怎麼？不會睡覺！擠進來就是。”好在我個子小，硬擠了進去，並按他的教導把外面的衣褲脫下來當枕頭，仰面躺下。不久，門又響了，看守扔給我一條被子。那灰白色的被子，散發着說不清的氣味，其中夾着一點霉味，還有點像屍體解剖室中才有的福爾馬林的氣味。在不眠之中，我才發覺不知什麼時候有一小點屎在內褲上，這可能是剛才被捕時嚇出來的。以後，每當想起此事，甚感羞愧，逮捕時的那種倔強未能克制住內心本能的恐懼—— 一種生理與心理完全脫節的表現。 我生命中的五千餘個漫漫長夜，就是在這個地方－草嵐子看守所，在這個時刻——公元一九六O年的四月二十九日深夜至三十日凌晨，宣告開始。在這個特定的世界裡，我將走完我全部青春年華的艱難旅程。 二、看守所的生活素描與創世界記錄的狂餐 獄中的第一個不眠之夜，總算熬到了盡頭。一大早起床的叫聲使寂靜的牢房沸騰起來，迅速穿衣疊被的眾人很快就完成了內務的整理。接着由值日犯人將早已打進監房內的一大盆水逐一分給每人一碗（吃飯用的大陶瓷碗），以供洗臉、刷牙，緊接着的是等待放茅（讓犯人上廁所大便——監獄用語之一）。看守將牢門打開後，由值日犯二人提着滿滿的小便鐵捅走在前面，後面二人一排，十五、六人魚貫而出，穿過甬道來到一個空曠地上。廁所就建在這個空地上，四面裸露，上面有一遮雨的頂，長長一排，約有二十多個茅坑。規定大便的時間短得驚人，大約只有五分鐘，時間一到，看守一聲令下，全部人馬就得列隊由武裝人員押回監房。我因初次領教，沒有思想準備，大便只拉了一半，不得不忍痛割愛，留到明天解決。回到監房，一切又恢復平靜，兩側木炕上，犯人圍成一圈，盤腿而坐，用衣服包當作的枕頭成了最好的坐墊。 此時，我才有時間端詳周圍的一切。這是一間約長五米、寬3米不到的房間，兩側是木製大炕，兩炕間留有約一米寬的過道。每個大炕內側牆上都有一個裝有鐵柵的窗，用白布窗簾遮着。但仍可看到外面的高牆。在過道的一端放着一個約有二、三十升容量的供小便用的大鐵桶，雖有木蓋蓋着，但仍然散發出令人窒息的臭氣。這充其量為十五平方米的牢房竟關押着十六、七名活生生的犯人。 犯人之間互稱“同學”，使人頗感親切，這點與以後在上海監獄中的互稱“同犯”大不一樣。同學中有老的、壯年的，也有像我這樣的年青人。穿着各異，有的穿黑色囚衣，有的仍穿着在社會上時的衣服。大多數人的鬍子則甚零亂，有的甚至很長。從表面上看，很難分出彼此的階層。 在下炕小便時（只有小便才允許下炕），一個小老頭也來小便。在鐵桶旁，他用一付老資格的口吻悄悄對我說：“小同學，到這裡來別怕。這裡是赫赫有名的草嵐子，進來的全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小便快告結束時，他又說：“小同學，你只要老實交待問題，耽在這裡最多一、二個月就可以解出去。”這句話，他講得較響，似乎在向大家表示，他與我的交談是在幫助我交代問題。 這草嵐子監獄，固然名不虛傳，而且歷史悠久，並有其光榮傳統。不信，請看二OO一年七月二日的“北京日報”第九版《鐵窗里的“紅色黨校”》一文中的記述：“……位於西城西什庫草嵐子胡同西段，是一個占地約三、四千平方米的大院，三米多高的磚砌院牆上拉電網，四角建有高高的崗樓。一九三一年九月，國民黨反動當局在這裡設立了臨時看守所，專門關押被北平行營軍法處判了刑的政治犯……因地處草嵐子胡同，所以又稱草嵐子監獄。”共產黨人如薄一波等人都曾在這裡被國民黨關押過。這裡不僅在國民黨政府時期關押政治犯，據說在北洋政府時期也關押過政治犯，甚至在前清皇朝時期也作為關押政治犯的監獄。 人民政府時期，沿襲舊制，這裡仍然關的是政治犯。不，不是政治犯，而是反革命犯。因為社會主義的中國，不同於別的體制的國家，以它的民主不可能對持有不同政見者進行鎮壓，因而不承認有政治犯；如有，那是反對革命政權的反革命犯。假如，有人把中國大陸的反革命犯稱之為政治犯，他不是受舊傳統觀念的影響，就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歪曲和誹謗。 草嵐子監獄的監房編號用中國的天干地支，因而是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為順序。起先我關在丙監，後又調至乙監。當時獄內盛傳，胡風也在此獄內，關在辛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我在校任教時，曾見到一篇有關胡風先生的報導，其中提到六十年代胡風曾關押在草嵐子監獄，足證此傳聞之真實。由於獄內的監管甚嚴，且胡風此類反革命要犯都為單獨禁閉，終不得相見一面，深以為憾！ 胡風先生，眾所周知曾以一九五四年的向中共中央上書二十萬字的報告而震撼文壇乃至轟動全國，並由此打成“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主犯，而於一九五五年被捕入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於八十年代被宣告平反。 照片上方橫幅上有“一九六0年四月十二日於北京草嵐子留念”等字樣。筆者是於一九六0年四月二十九日深夜被捕入草嵐子的，當時胡風先生已關押在內。 以上三幅照片及有關文字說明均來自於2001年7月2日北京 日報所載《鐵窗里的“紅色黨校”》一文
草嵐子看守所，這個歷史悠久的監獄，在國民政府時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曾關押過中共著名的領導人：薄一波、劉瀾濤、楊獻珍、安子文、胡錫奎等政治犯；在人民政府時期，則關押了如著名的文藝理論家胡風及我等大小反革命犯。前者，是按照“北方局（中共——筆者注）作出了要關押在草嵐子監獄的一批黨員履行敵人（國民黨——筆者注）指定的手續出獄的決定，並得到黨中央的批准。”（引自上述“北京日報”所載一文）而釋放出獄的；後者，只是按照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的政策和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而平反出獄的。真是天地輪迴，法輪常轉。人世事，惟佛教經論之哲理所能解釋。 那時的北京，還有一個關押預審犯人的看守所，那是位於東城區的炮局。炮局看守所關押的全部是清一色的刑事犯（區別於草嵐子看守所的全部是清一色的反革命犯）。在那裡，褲帶、鞋帶凡是帶子一律收交，犯人走路只能用雙手提着褲子走。這樣可以防止犯人逃跑。以後，我在自新路看守總所見到自炮局來的犯人，果真如此。草嵐子則寬大得多，褲、鞋帶一律不收，走路時大可不必為褲子掉下來而提心弔膽。草嵐子與炮局的這種管理上的大相徑庭，至今還令我費解。唯一可用來解釋的是，草嵐子與炮局都是沿用歷代的傳統管理思維與方式。歷代犯人中，那些犯貪污、盜竊、小偷、強姦、賣淫者……均為世人所不齒；而政治犯則因其“犯罪”性質的特殊，不僅在社會上就是在監獄中往往受到人格上的尊重。在自新路看守總所中，來自於草嵐子的犯人較之來自於炮局的犯人的優越感，其原因可能就在於此。 緊挨着我、夜裡靠門牆睡的那位教我如何睡覺的犯人，對我又開導起來了：“小同學，來到這裡不要急，只要老實交待問題，爭取早一天結案離開這裡。 你看那面炕上的那個人在這裡關了十八個月，就是不肯交待問題，至今不能結案。” “結案”是個專門名詞，是指犯人在預審機關，把一切問題（罪行）交代清楚，並通過預審人員的調查證實而宣告審理結束，它是開庭（應該是被起訴前）的一個必經的步驟。結案後，就有可能轉移至總看守所，等候起訴、開庭與判決。 昨夜在昏暗之中，迷惘而驚慌的我沒有看清睡在旁邊的人是何許樣人。此刻，我才注意到他是個滿臉鬍子、個頭不高但很粗壯的四十多歲、操北京方言的地道北京人。從早晨起床直至上午的一切活動中，可以看出他是這個牢房裡的龍頭。大家都叫他掌握犯，意即此牢房由他掌握，此項職務當然是由監獄管理員任命的。以後慢慢得知，此人乃國民黨軍統特務，在五十年代初“鎮壓反革命”時被人民政府抓獲判刑七年，獲釋後留在勞改農場當場員（場員是勞改農場對刑滿後留場做工的人的統稱）。此次，因餘罪未交代清楚而再次被捕。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二進宮”。他這種人到底有多少餘罪未交代，很難說清；一個潛伏特務以其與國民黨的千絲萬縷的關係，以“餘罪未交”讓他再次入獄，如同對我這種右派分子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獄是很自然的事。“二進宮”即使“三進宮”也很平常，一切以“政治需要”而定。他很有勞改經驗，被當局指派為掌握犯，除可以借他管理犯人外，還可以此“二進宮”為榜樣促使其他犯人徹底交代罪行。這一點在我以後寫供詞時確實起了作用，我唯恐交代不清，留有什麼尾巴，在刑滿後再次進宮。 他又對我說：“五一前是不會提審你的。在休息時，到對面炕上與那個同學聊聊，情況可以向我匯報。這也是一種好的表現。” 他指的那位同學，是個新華社記者，在草嵐子關了十八個月而始終不肯交代問題的人。按今天的法制，這種借審訊未結束，實行無限制的關押，看似合法，實是非法。可那時的關押就是那種“德性”，此種情況乃家常便飯。明知我被他利用，但為了好奇，也為了藉此可以活動活動雙腿，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任務。似乎與他談不出什麼問題，這個人一再強調他無問題可交代——或許他對我存有戒心，或許他確實與我一樣沒有問題。但願他能從監獄條件差中最差的草嵐子的煎熬中挺過來，永遠保持着那顆令人敬佩的不肯屈服的心。 在丙監我度過了預審前的熱身階段（即穩定情緒，培養交代問題的態度），約過了一個星期，就調至乙監。在丙監期間，製藥廠派人把我的行李及當月結餘的“工資”送至看守所。眾同學見我有錢，鼓動我申請買一個熱水瓶，可用來貯存多餘的開水，以備眾人不時之需。犯人在關押期間，能允許購買熱水瓶，又是草嵐子的一大特色。 丙監的短暫生活，沒有多少可回憶的，只是五一節的那頓豪餐，其精彩之處堪稱一絕。 草嵐子看守所是每日二餐。一餐在上午十時，另一餐在下午四時半。每餐是兩個每個二兩的窩頭（玉米或高梁米）和一碗菜湯（略有醬色的水中漂浮着十來瓣菜葉）。湯非常的淡，據說咸了怕犯人浮腫。第一天到監，我因心神不定，肚內尚有油水，故而不餓。儘管眾同學關心我，叫我吃下去以免下午的飢餓，我還是只吃了半個窩頭。這下可熱鬧了，餘下的窩頭，在眾人眼裡猶如天上掉下了燦燦發光的黃金。退出去是萬萬不行的，這求之不得的“橫財”，不隨地瓜分豈非傻瓜？結果當然由掌握犯用手把它儘量均分為十多份，每人都得到了那麼一丁點。在關了幾天之後，我就深感這一丁點窩頭的可貴——那簡直是無價之寶。若不是，就不可能在號內發生兩個犯人為了爭奪一片菜葉而大動干戈之事；也不可能有郁達夫之子郁飛因分派窩頭而招致的冤屈；也不可能有五一節那天足可申報世界吉尼斯記錄的豪餐。 眾犯人盼望已久的五一節終於來臨。“五一”的偉大國際意義，在眾犯人眼裡的工人階級萬歲，莫過於大米飯萬歲，因為按草嵐子的傳統每逢佳節吃飯不受限制。是日上午，除了那個常用的盛窩頭的大陶瓷缸外，掌握犯特地吩咐大家把個人用的洗臉盆挑既大又好的拿出來，用硬省下的清水把它們洗涮乾淨，以備大舉進攻“打飯”時用，好讓大家豪餐一頓。個個摩拳擦掌，人人鬥志昂揚，等待那場偉大的決戰。 在放茅結束至開飯的那幾個小時內，承監獄當局的關懷，為了過節叫眾人在號內做集體遊戲：眾人在兩側炕上坐着圍成一大圈，彼此叫着“我的火車也要開，往哪裡開……”把一塊手帕不停地逐個傳遞下去，當誰接到手帕時正好聽到那位背着大家的人叫“停”，誰就要罰歌一曲。此種幼兒園小朋友的遊戲，竟然逗得大家開懷大樂。然而，眾人真正樂的還是那即將到來的大宴。 十時許，眾人盼望的那門外甬道上的“砰”一聲終於響了，意味着伙房已把盛食的大木桶扛來。沒有辜負大家的殷切期望，大米飯一盆又一盆地打進監房。眾同學是一碗又一碗地狼吞虎咽般地咀嚼着可口的大米飯。那一餐，最多的吃了七大碗，少的也有四、五碗，肚子裡尚有油水的我也吃了一碗半。俗話說得好：飽漢不知餓漢飢。敬愛的讀者，請別笑話我們這種狼狽相。要知道莎士比亞權威孫大雨教授被劃為右派後，於一九五八年六月被判刑六年在蘇北農場勞改時，據說，因飢餓還撿爛山芋吃呢！ 文革中，孫大雨先生再次被投入監獄。一九七O年我服刑於上海提籃橋監獄的八號監時曾有幸與他相鄰關押。孫大雨於一九八四年被平反，那時任華東師大教授。 難以想象，那麼一個如一、兩個拳頭般大小的胃，能容納這麼多的米飯，其延展性可謂大矣！延展性不成問題，可胃的蠕動性大成問題了。大米飯一時難以穿過幽門向十二指腸進發，聚集在小小的胃裡脹得發慌，使人難受不已。那些吃了五、六碗飯，甚至六、七碗飯的同學不得不在號內小小的過道上不停地作原地跑步，並撫壓肚皮，折騰了幾個小時才告平息。—— 沒有出事，謝天謝地！如在今天，此等狂食或許可申報吉尼斯世界記錄。 儘管草嵐子的管理是如何的嚴格，我還是從獄內轉移監房的犯人口中得知在製藥廠一同勞動的右派好友王又羋和趙樹范也在五一節前被抓了進來。但終不得相見。因為同案犯是不容許關在同一個號內，當一個犯人通過監獄甬道時，也不容許有其它監房的犯人同時通過。據說，同案犯之間如果碰面，彼此間的一個眼神或手勢都可以作為暗號傳遞，從而影響到犯人的招供。受過專門訓練的間諜、特工可能有這樣的本領，象我們這樣的蠢驢般的右派兼反革命那來這套“神功”。對我們如此提防，未免太抬舉了！ 三、預審中的短兵相接 在丙監我的情緒有了穩定。製藥廠送來了我的全部物品包括我的書籍，使我有了自己的衣被與毛巾牙刷等日用品。衣服書籍等放在炕下，現鈔由監獄保管。此時，當着我的面，檢查了送來的全部物品，特別是我的書信和筆記。他們翻閱了我學習馬列主義的心得筆記，因找不到可以指控我的證據而大失所望。凡是書寫的東西（書籍除外），其中包括珍藏的由我主編的《春雷》小報均被沒收。《春雷》小報是他們唯一可以用作指控我犯反革命罪的實物證據。監獄當局見我情緒穩定，就把我調至乙監，開始了我的被審訊的階段。 乙監掌握犯樂遙翔，年紀五十開外，是個中統對蘇（聯）老特工。在共產黨軍隊進入北平後，他就以從事俄文翻譯為生。他說，他活得很逍遙，如同他的大名，經常在青島海濱等地搞翻譯。言下之意，這下可打翻了他的悠閒生活。他以獨特的、嚴密的邏輯思維管理着這個不足二十人、不到二十平方的王國。誰不合他的要求，哪怕小便在鐵桶內響聲大了一點，分菜湯時有一點水濺在炕上都會受到他的訓斥。此老特務與丙監的老特務，可說是一文一武，一細一粗，大相徑庭。我有幸在他領導下值過幾天班，順利地完成了倒小便桶、分洗臉水、打飯、分菜湯等一系列雜務，並得到了他的好評。其評語無非是：到底是年青人，又受過高等教育諸如此類的話。他的講究門第出身的意識相當濃厚，無怪乎他認為郁飛分飯“不公正”而有損於書香門第，並為此大為感嘆。短短一、兩個月的共同生活，他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至今還牢記着他的大名，就是明證。 翹首以待的審訊開始了。任何一個犯人，被捕後從迷惘中逐漸清醒過來，釋放出去的幻想就會很快消失，唯一的願望就是儘快提審，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來到乙監後的第三天早晨，離吃第一頓飯尚有約兩個鐘點，監房門上的觀察窗突然開啟，稍後門又一聲打開，我被管理員叫了出去。我心中一怦，知道這是提審。 一出牢門，就有一名全副武裝並手執卡賓槍的兵士跟在後面，我按他的指令：向前走、向左拐、向右轉……在迷宮般的甬道中不停地走着，並隱約地聽到卡卡撥弄槍栓的聲音，令人毛骨悚然。甬道的兩側是一排排反鎖門的監房，七轉八彎最後又穿過院子，來到一個與剛才陰森可怕的環境截然不同的一排平房前，隨着一聲“停”，我機械地在一個房門口剎車，這就是審訊室。 審訊室極其簡陋，約十多平方米呈長方形，靠裡邊正對着門窗放着一張桌子，桌後向着門窗端坐着一個年青的審訊員。房間四周空無一物，抬頭可見牆上貼着“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八個大字。審訊員叫我在門旁窗下的小木凳上坐下，離開他約有三、四米遠，身後是開着的窗與門，窗門外自始至終站着那個剛才押送我來的手持卡賓槍的武裝士兵。他是保護審訊人員的，還是用來嚇唬我的？兩種可能都是。據說，曾發生過犯人衝上去動手打審訊員的事。我至今還迷惑不解，為什麼提審時不給犯人上銬，像現在電視裡播放的“庭審紀事”中看到的那樣，可能這又是草嵐子監獄的一大特色。在階級鬥爭之火越燒越旺的那個時代，對我們這些被視為無產階級專政最兇惡的敵人、本質上的亡命之徒，審訊時採取武裝防衛，是完全必要的。 審訊是冗長的、令人煩惱的，特別是要你回憶交待那些在我看來是微不足道、根本不放在心上的事。審訊的具體內容無非是我在製藥廠與哪些右派分子來往，平時做些什麼，談些什麼，策劃些什麼，諸如此類的事。其中要點，還是集中在我與袁植芬、趙樹范和王又羋等右派的所謂密謀策劃逃亡香港一事；其次是言論與春雷小報，主要集中在對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躍進等現行重大政治運動的看法。 總之，我不以為然的狗屁小事，在審訊中都被提上了綱。審訊過程中我並不因為已在丙監馴服了幾天而變得溫順，困獸猶鬥，我的本性與本能，促使我在審訊中屢屢反抗。當他問及：“你知道不知道你們這些右派分子在搞反革命！”時，我心中幾年來積累的憤慨，在幾天前被強迫在逮捕證上按手印時的怒氣，一下子如火山般地爆發出來。 “什麼右派！什麼反革命！這全是胡謅。劃右派有什麼憲法依據？憲法上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憑什麼把我當反革命抓起來！”我大聲吼叫着，甚至叫出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種膽量，不知從何而來。也許是我秉承了我那膽敢與日本特務機關長打架的反動老子的本性。 我的暴跳如雷，當然激怒了那位一開始態度並不嚴厲的審訊員，可能是他對我入監後的態度估計錯了，沒料到這個文弱書生的小子會如此囂張。年青的審訊員也發怒了，他拍着桌子，大聲訓斥：“小子，你囂張！你反動！幹了這麼多反革命活動還不認賬！我們公安局難道怕你？有你苦吃的！”以牙還牙，他也同樣地以一連串的連珠炮彈向我轟來。 沉默片刻後，他見我不作聲，接着又說：“你要端正態度，放老實點，我們專政機關不是吃素的！”我仍然不作聲。 “念你初次，我不計較你。好好想想你的態度會得到什麼後果？”他試圖緩和氣氛，先放軟檔。其實，審訊員最怕犯人砸鍋，破罐子破摔，使審訊無法進行。如是，只能表明他的無能，於我（一旦逼上梁山，就當亡命徒）何損？ 接下去是較長時間的沉默，我低頭佯作思考。 我心中明白：審訊員以“有罪推定”的法律觀點，認定我為現行反革命犯，以當時的司法制度和法律觀點而言，那是天經地義的事；但以我所見，只要是具有選舉制度的民主國家，不論是西方的，還是東方的，凡享有憲法大法中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的公民，由於言論、出版而以反革命定罪，那是天大的笑話與荒唐！那時尚未有“犯罪嫌疑人”一詞，它只是在摒棄了過去幾十年慣用的、不符合國際司法理念的“有罪推定”的法律觀點之後，我國在推行現代化法律的今天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才出現的新名詞。而在當時，一旦被捕未經審訊，就認定你為罪犯。 至於革命與反革命的概念，猶如手掌的背與腹，天地的上與下，人行道的左與右。對反革命一詞，有一個絕妙的說法：“革前一次革命的革命，謂之反革命”；對左與右，精通英文的大師林語堂解釋得更妙：“The left is right； The right is wrong.”雖然二者都是謔言，但卻道出了“革命與反革命”、“左與右”的正確與否，實為相對的道理。左派與右派的孰是孰非，也實難以定論，自當不言而喻。 在沉默中，理智戰勝了我。這裡不是法制建全的歐美法庭；也不是過去受制於民眾輿論壓力的國民政府法庭，要進行辯論是不可能的。沒有共同的衡量真理的尺度，一切辯論註定是徒勞的。“好漢不吃眼前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我決定“就範”，改變我的明目張胆的反抗。但零星的小反抗還是不斷發生。 審訊員又發問：“你為什麼要逃往香港？” “我並沒有逃。你們不是在邊境線上抓住我的，而是在製藥廠的大烘箱裡把我逮捕的！” “讓你到了國境線就那麼容易捉住你？還能有今天對你的審訊？好囂張！” “你們怎麼策劃的？” “我們沒有策劃，只是彼此聊聊而已！” “這就是策劃，就是密謀。難道你們敢公開商量？” “你們為什麼要逃出去？”在他看來，逃與不逃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逃亡的動機。 “我們想出去，因為受不了藥廠工人對我們的歧視與瞎監督。”我說的這句話，不是真心話，至少一半是假的。因為，即使沒有工人的歧視與監督，對一個不尊重人權、可以隨意把公民劃為右派之類的國家是沒有什麼可留戀的。 “政府為了挽救你們，給你們右派分子出路，讓你們勞動，給你們飯吃，提供你們改造的機會，難道虧待了你們？像你們這種人逃到了國外，豈不餓死！” 我想起了物理系右派沈迪克的逃亡國外；想起了名翻譯家傅雷之子傅聰，於其父劃為右派後自波蘭出逃英國；想起了北大哲學系黃宗羲，因被誣為“右派分子要殺人”而被鎮壓；也想起了不是右派的同窗好友錢嘉亮在下放四川山區帶病拾糞時慘死在山裡……在國內，說不定在不久的某一天，我也會像狗一般地死去！一個畢業於名牌大學的高材生，年富力壯，出國豈會餓死！？由於我已火山爆發過一次，這時只來了個餘波，用鼻“哼”了一聲。此時無聲勝有聲，與赤腳出身的人（我對當時幹部的偏見）有何計較之必要！ 不愉快的審訊進行了約兩個小時，結束時審訊員囑咐我回去好好反省。我看完了他的審訊筆錄，並按他的規定在每一頁下面蓋上了指紋。隨後，由在審訊過
程中，自始至終站在窗外監視着我的那個帶卡賓槍的武裝士兵，按原線路將我押回監房。 此時，第一頓飯已開過，留給我的是天天一樣的兩個粗糙得連玉米棒杆都磨進去的、老玉米窩頭和一碗盛有七、八個茄子蓋（人們在切洗茄子時扔掉的那個茄子柄蓋）的冷湯。這種湯，犯人謔稱為“雞腿湯”。越來越嚴重的物資匱乏，吃青菜湯對犯人而言已是奢望。遺憾的是我沒有向審訊員討支煙抽，失去了這唯一可以抽煙的機會。若不是發生堂上的短兵相接的一番廝殺，我或許會向他乞討的。 審訊斷斷續續地延續了約一個月，次數約有五、六次。最後一次，我清楚地記得白天剛審訊過，一反往常地夜裡繼續提審。那天，因為監房裡人數增加，大炕上顯得太擠，天氣又熱，我被掌握犯指定睡在炕下水泥地過道上。被審了一天弄得精疲力盡的我，剛進入夢鄉，做着“黃粱美夢”吃得好不津津有味的時候，一陣急促的開門聲將我驚醒，我被叫去審訊。審訊的關鍵內容是定我們這個所謂由右派組成的反革命集團的“頭”的問題。沒有“頭”，沒有核心，哪成集團？必須找出小集團的頭與核心分子，才符合邏輯的需要。 “頭”這個光環，我可不感興趣，那是要加重刑罰的。因此，在審訊中就遇到了這個萬難承認、但又必須解決的問題。為此，審訊員扔了一支粉筆給我，要我在水泥地上寫出眾右派的姓名，並把彼此的關係用線條串連起來，形成了一個不倫不類的幾何圖形，猶如生態系統中的由食物鏈聯結而成的食物網，從而顯示出一個以我這個高等動物為中心的生物網絡。此時，審訊員不無得意地說： “明明白白以你為中心，你就是這個反動小集團的頭。難道你還想抵賴，拒不認賬！”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真要感謝審訊員對我進行分析、推理方面的邏輯思維的教導，給我上了一堂生動的哲學課。一個以我為首的，以趙樹范、王又羋為核心的右派反革命小集團，就這樣按邏輯推理被“推”了出來。這就是當時的審訊定罪的精華所在。這種難以使人置信的定罪，沒有親身經歷的人，特別是我們的後人，定會認為我在胡編故事。但，這不是故事，而是千真萬確的歷史。 緊接着是出示給我看一大堆遠在廣州、上海等地相識和不相識人的照片，其中有右派，有群眾，也有中共黨員，要我回答與他們的關係。其中有一張同班又是上海同鄉、畢業後分配至廣東的女同學的照片，我頗感困惑。繼而一想，對我這種一心想逃往香港的人，在廣東方面的毫無來往的熟人，引起了審訊員的注意，也不足為怪。這種我以為的小題大做，也着實令人欽佩辦案人員的認真仔細。的確，專政機關不是吃素的。 審訊結束，已是深夜。果不出眾人所料：他們稱之為疲勞轟炸的審訊是審訊接近尾聲的信號。次日早晨，我拿到了厚厚一疊供詞紙，紙張質量很好，有橫格線條，扉頁上印有姓名、籍貫、年齡、民族……足以驗明正身的一系列規定題寫的項目。我被告知，按審訊中自己所承認的罪行，詳盡地、一點不能遺漏地寫出來，並應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 眾同學都為我能順利地通過預審這一關，進入寫供詞的階段而高興。然而，我卻為自己的喪失鬥志與人格，背叛固有的信奉，而感到羞愧！如同意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為了偷生而屈服於宗教裁判所，而無比內疚。 四、懶婆娘裹腳帶的供詞 監獄當局並不因為物資緊缺而吝嗇紙張，給了我厚厚一疊供詞紙，足有五十張。寫的條件也很優惠，那張唯一的學習時供掌握犯記錄、開飯時放菜湯盆的炕桌，供我一人獨用。老資格掌握犯樂遙翔在當局授意下，對我作了一番寫作指導。我的罪行應當包括三大部分：一右派罪行，儘管右派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但一旦右派被捕，右派言行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反革命罪行；二現行反革命活動；三聯繫反動家庭出身，深挖犯罪思想根源。樂遙翔對我說：“交代問題要詳盡，毫無保留；挖思想根源要狠，不能怕痛怕癢。紙不夠用，可申請增加。”不出所料，後來我要了紙，大約寫了七、八十張之多。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而供詞不求高深，但求臭長。臭而長，方顯犯人交代罪行的誠信。 自問一生清白，沒有可隱瞞的事，更無見不得人的勾當。談不上光明磊落，也可算是落落大方。因此，把什麼都寫出來，大到宰羊殺狗，小到雞毛蒜皮，一鍋子全部端上，任君挑選。來個眾犯人常說的：“竹筒倒豆子，一顆不留”免得以後“二進宮”糾纏不清，留下後患。除了我在北大時與眾右派的來往，《春雷》編委會的組成，稿子的審定以及我所寫的大、小字報，開會發言，包括我撰寫的春雷創刊詞等外，即使像經過改動的普希金的詩“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也和盤托出。至於右派觀點和右派言論那無非是對肅反、對批判胡風反革命活動所持的不同見解以及要求尊重人權與言論自由的有關言論。經常被我奉若神明的：“即使反對你的觀點，也要用我的生命來捍衛你的發言權”及林肯的三個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等等宣揚資產階級民主的言論都一一抖了出來。—— 總之，寫出我是如何在北大的右派活動中充當了資產階級民主的吹鼓手和搖旗吶喊的角色。 在反革命活動中，除了交代在右派中所散布的嘲笑大煉鋼鐵、大躍進、大打麻雀……的言論，以說明我對三面紅旗的攻擊外，還交代了我和右派分子袁植芬商討去香港的事以及和趙樹范、王又羋經常吃吃喝喝和私下對監督我們甚嚴的某些工人的諷刺和謾罵。當然在罪行中少不了我去東四人民市場賣畫以資偷渡費用的行為，連同在藥廠時五個右派分子同去北京門頭溝那個先於北京城五百年的潭拓寺一游時，在寺內垂有大銅魚的殿的正梁上用粉筆所寫“五R到處一游”（R是Rightist右派分子英文字的第一個字母 —— 筆者注），也當作反革命活動中的秘密集會而招供於供詞之中。 供詞的最後一部分，也是最頭痛的部分，即痛挖犯罪思想根源。我把奉為人生準則的、美好的東西，用自己的筆來加以否定，於心不忍且不心甘。好在，那個臭知識分子唱慣自我錯的時代裡，以魯迅創造的阿Q精神，用馬列八股作武器，來鞭撻自己 —— 一個抽象意義上的人，已是司空見慣，無傷大雅之事。藉此，還可以鍛煉文筆，消磨時光，免去討厭的值日，倒也痛快！ 儘管寫了狗屁不通的幾萬字的供詞，因無精彩的罪行，當然也談不上有精彩的內容。純粹的懶婆娘的裹腳布，又長又臭，在此實不敢多加抖露，免得其臭氣把讀者們熏死。 五、犯人心目中的寶石與窩頭冤案 寫寫供詞，吃吃“雞腿”湯，每天清晨不得超過五分鐘的放茅（監房內的小便桶是絕對不準大便的。有一次，我肚痛要命，不得不大呼“報告求茅”，過了好半天，才得到牢門外巡視看守的答應，把我領到甬道盡頭的一間盥洗室，監視着我拉屎。如不是肚瀉，回監房將受到一場惡狠的批鬥），不限次數的撒尿，嚴格控制的飲水（在打飯時，打來的開水放在私有公用的熱水瓶中，每次急需喝水需經掌握犯批准。一日最多申請二次，每次限量為一百毫升左右），每晨一次的一碗冷水的洗漱（包括洗臉和刷牙），沒有洗澡，更不用洗衣（難得洗衣），沒有放風，平時靠牆盤腿如和尚打坐般地坐於炕上……一切活動都受嚴格限制，唯有監房的混濁空氣可以隨意享用，生活已到了簡無可簡的程度！人的生命力受到了嚴峻的考驗。人的這種適應能力難以想象的驚人，可能都源於動物的本能：生存欲 —— 著名生理學家俄國巴甫洛夫提出的動物行為的三要素：生存欲、食慾與性慾之一。久而久之，一切習以為常，所謂虱多不癢、債多不愁，苦慣了也就樂了。然而，清晨至十時開飯那段時間裡的等待，正如“望穿秋水，不見伊人的倩影”；飢腸轆轆，難見窩頭的美色。第一餐和第二餐相隔雖有六小時，但其間尚有：提審、讀報、開展相互批判、批評的學習會以及中午十二時至一時半的午睡……諸多節目可以用來打發時間；而下午四時的第二餐至次日上午十時的第一餐，真是漫漫長夜，何處是盡頭。剛啃完了最後一口窩頭，舔盡了沾在手上的最後一粒窩頭屑，喝完了最後一滴菜皮清湯，帶着那顆無比惆悵的心和永遠無法滿足的食慾去等待那遙遠的明天十點鐘的那歡樂的一刻。啊！窩頭，我又想起了拜倫的詩句：“你親切而遙遠，燦爛但卻寒冷。”假如我是富人，我寧可以寶石去換取窩頭。曾記得，那時在衣服口袋裡放着的、在每餐時專用於接窩頭的小手帕，手帕上沾滿窩頭點點粒屑，每當飢餓難忍時，總以此“財富”而自慰。實在忍不住時，就乾脆取出手帕，看一眼沾在上面的窩頭屑，猶如巴爾扎克小說“高老頭”中的主人公，每晚必津津樂道地數點他的珠寶和金幣而感到由衷的欣慰！這種變態心理，我敢斷言，是監房中每一個犯人的通病。不信，請看： 奇事一則：某天第一餐，剛分完菜湯，掌勺者不慎將一片菜葉幫子掉在炕桌上。兩名同學不約而同地撲了過去，去揀那片菜葉。結果被那位據說曾是國家級運動員的犯人捷足先得，而稍遲的那位高個子東北人不肯罷休，企圖從那人手中奪回，一場菜幫子大戰就此爆發。…… 我無意在此刻畫犯人的醜態；更無意在此譴責監獄當局對犯人的刻薄。需知，當時正值三年困難的頂峰期，別說監獄，就是在社會上，還有人餓死呢！ 一九七九年後，我自由了，有了工資，有了常人的生活，但無論在食堂里、在家裡、甚至在宴席上，我總是毫不保留地將我的那份照單全收，決不留下一丁點殘肴，就少了用舌頭去舔。眾人都會對我報以理解的、或好奇的、或鄙視的微笑。我對此全不以為然。須知盤中粟，粒粒皆辛苦。領會這個深刻的古訓，對我而言，不來自於種田，而來自於監獄。 再看鬧劇一出 —— 窩頭冤案： 我自丙監轉至乙監後，有幸與郁飛先生同關一室。郁飛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寇殺害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之長子，見於郁達夫文集，眾所周知。郁飛畢業於浙江大學，被捕前任新疆日報編輯。他說，劃右後，他私自離開新疆至北京，因徘徊於英國使館門前而被捕。在乙監，有一段時間，他掌勺分飯。分菜湯要公正，菜葉或“雞腿”要儘量均勻；分窩頭更要公正，別人的大小難以定論，反正自己的是不能揀大的。窩頭，這個玩意兒，真折騰人。它的立體幾何圖形，從這邊看是一個模樣，換個角度看又是另一個樣，大小實在難以捉模。那怎麼分？辦法還是有的。掌勺犯把盛器放在頭頂上，在看不到窩頭的情況下，舉手去拿分給眾人。如此一段時間後，眾人還是總感到自己的窩頭比郁飛的小。久而久之，在掌握犯樂遙翔的主持下，根據“民意”，發動了一場對郁飛的批判。 這種批判會是徵得監獄管理員的同意的。藉此，可以整頓監風；可以批判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腐朽思想；可以促進犯人的反動世界觀的改造。在會上，倒霉的郁飛，如同“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但面對眾人的責難，因自知無過，倒也顯得坦然處之！ 在批判會上，主持人樂遙翔故作挖苦地說：“想不到書香門第的郁同學竟會如此！” 是嗎？是書香門第的郁飛竟會如此？還是我們這些有過顯赫地位的、頗有成就的、或是飽讀經綸的人的變態心理在作祟？是郁飛可悲，抑眾人可悲？ 根本難以分辨孰大孰小的窩頭，竟然能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或許是出於眾犯人的閒得無聊，也許是被餓得發暈了頭。如果，誰想把這個問題研究清楚，無異於研究杜十娘投河自儘是從船頭跳下，還是從船梢跳下，實乃吃飽了脹得發慌之舉！ 郁飛後來與我一樣，以同樣的罪名——右派罪行與叛國投敵罪而判處同樣的徒刑十五年。二十年之後，一九七九年夏，我因去北京申訴，曾在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接待室與他相遇，他也正在申訴。一九八O年春，郁飛曾到我上海寓所探望過我，可惜以後再也沒有往來。據說，他平反後，任教於浙江大學。藉此，衷心地祝他事業有成，福泰康安。郁達夫在天之靈定會保佑他的兒子的。 六、最後的晚餐 寫完供詞，鬆了一口氣，大有如釋重擔之痛快，但也有隨之而來的焦急等待和期望。這種心情在一九五三年參加高考結束時也曾有過。那時等待的是高考的揭榜；期望的是將來的嶄露頭角。現在等待的是開庭和宣判；期望的卻是將來的煎熬和艱險。生活總是由一連串的等待與期望組成的，不管這種等待與期望是歡樂的、還是痛苦的，其結局都是一樣：不可避免的死亡。人生苦短，“古來萬事東流水”，何必煞費苦心！可是，有人還是要煞費苦心，學習《列寧主義萬歲》的任務布置下來了。 乙監犯人的文化水平較高，被監獄當局選中，組織大家學習此本當時全國上下都在學習的重要著作。反正眾人閒得無聊，有的被長期擱淺，其問題不是一時能了的；有的，如我供詞已寫畢，在草嵐子純屬多餘；有的還泡在不緊不松的交代問題的拉鋸之中。從乙監中調出幾人，又調進幾個，湊成一個學習小組，由樂遙翔當學習小組長。整天拉完了屎，撒足了尿，吃飽了那四個窩頭和二碗清湯的我們，煞有介事地逐字逐句地啃起了那豐盛的馬列經典。 《列寧主義萬歲》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是為了針對當時蘇共的修正主義路線而寫的。那時，蘇聯在赫魯曉夫的領導下，蘇聯共產黨出現了巨大的轉變。這種轉變，在中國被稱之為修正主義。任何科學真諦，時間一長，都會有個對原有觀點再認識的必要，例如物理學上的布聶爾定義，還有個修正係數；對列寧主義是否也應有個再認識，以我所見，不能例外。一般而言，修而改正，對任何學說均屬必要，此乃無可爭辯的事。但這種修而改正，一旦被定為“主義”，據說就大成問題了。此時，中國盛傳：蘇聯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怪不得，那座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為了象徵中蘇兩國牢不可破的友誼而建築的、具有古代俄羅斯風格的中蘇友好大廈尖頂上的閃閃發光的五角星，連同大廈的名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一起被摒除了。 兩個國家，兩個政黨，非要同一模式，又非得彼此相互干擾，實無此必要。南斯拉夫的鐵托早在那時的十年前（一九四九年）與蘇聯共產黨決裂，真乃明智之舉。至於，讓我們這些被認定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也硬擠進去批判修正主義，湊熱鬧，則更無此必要。 好在時間是上蒼給的，飯是政府施捨的，學習的那本書也是白送的，而且學習的字裡行間所透露的，倒與我的一貫的反蘇立場不謀而合。得到了蘇聯三億美元的貸款，為了抗美援朝（我國出人，蘇聯出錢），我國犧牲了那麼多的志願軍，反而又欠下了蘇聯五十九億的債，那簡直是上了蘇聯佬的大當。三年困難之際，還得被逼償還蘇聯的巨債，真是雪上加霜。害得監獄裡吃不飽，社會上餓死人，同時還嚴重地影響到正處於發育、極需營養的青少年整整一代人的未來健康。中國人一向大方，可以既往不咎，但歷史事實是決不容被抹殺的。 可是，監獄當局並不這樣想，他們藉此教育犯人，以此作為批判反革命罪犯反動復辟思想的武器。其實，修正主義與反革命復辟思想，那是風牛馬不相干的兩個範疇。要反革命犯去批判修正主義，無異於讓強盜去批判家賊。可笑！實在可笑！更何況，在“學員”中還有一名天主教的神父。那位神父，自稱為“二進宮”，幾年前為了他所信奉的上帝，曾到過草嵐子；此次是為了他主持一個被禁止的宗教儀式而被抓的。此時他也擠在我們這些非上帝的子民中間，一同學習那無神論的學說。他的祖先 —— 亞當，既沒有吃過能夠對馬列主義開竅的智慧之果，那他又怎能理解和接受這種偉大的學說呢？正如，在過去的草嵐子監獄中，國民黨用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來教育和改造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戰士一樣，只能是徒勞，枉費心計！ 這種枉費心計的教育改造，在以後漫長的監獄生涯中，我又接受了一、二十年。對此我心領神會，在此我深表感謝！ 是時候了！別再浪費上蒼所賦予的寶貴時光和草嵐子的堅如磐石般的大好窩頭，我該走了。八月中旬，一輛悶罐車將我，連同我對眾同學的依依惜別、對未來生活的惴惴不安以及對草嵐子看守所中的拉屎撒尿方式的無比嫌惡，帶到了另一個關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