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活着而活着的外祖母
我的田姓外祖家，十九世纪中叶是从南京紫金山麓的小木山田家村迁至川沙的。据说为的是躲避长毛（太平天国）的“祸乱”。其实，从我外祖家的沿北市街低矮的一楼一底的老宅推断，田家祖先决非富有殷实之户，完全没有躲避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的必要。可能是我外祖一家人很看重头脑后面拖着的、视为命根子的那根长辫。那时在汉人头上已有二百年历史的长辫，一旦被剪去，披头散发岂不如丧考妣，令人痛哉？满人的长辫如此令汉人顶礼膜拜，可见满清对汉人统治之专横，也使我联想到了二十世纪以来外来思想对国人冲击之巨大与可怕。
我田姓曾外祖靠着小本经营总算慢慢地变得富裕起来，在沿北市街一楼一底的宅后，又盖起了一间颇大的平房，作为我外祖父结婚的新房。此时我外祖父已是开着一爿烟杂百货店的小业主了。后来，我大舅生财有道，把小烟杂店扩大成几开间门面的大店，至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居然当上了川沙县的商会会长，并且在城北又建筑了左右各三厢房的两层砖木结构的大宅。因而，田姓在川沙也可算是个小有名望的家族。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外祖父去世后，二舅与小舅先后外出谋生，外祖母一直独自一人居住在北市街的老宅内。她是一个文化不高却又十分豁达开朗的老人，邻里关系十分融洽。“田家婆婆”在这小小的县城内外，几乎无人不知，无家不晓。她的这种四通八达的人际关系，着实使我这个被管制的流放犯得到了不小的庇护。由于我外祖母的辈份大，因而我也被众人呼之为“小爷叔”。这种小城镇人际关系上的特有的古风犹存，使我感到无比的温暖与欣慰。
我的这种心情使我经常想起了俄罗斯的一首民歌：“贝加尔是我们的母亲，它温暖着流浪者的心，为争取自由而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这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读初中时，从哥哥那里听来的描述俄国民粹派人士被沙皇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歌曲，引起了当时作为一个流放犯的我的共鸣。
然而，我的这一切感受，外祖母是无法领会的。因为她是一位对政治不问不闻的人。在政治上如同在年龄和生理上，她完全是一个“中性”人物。她有不少干女干儿，其中有平民百姓，也有过在汪伪政府中任川沙县县长的朱有才那样的干儿子；她有我这个反革命犯的外孙，也有在人民政府中担任空军上尉的孙子。当朱有才被人民政府处决后，她仍不以为然地称呼为“有才”。她不因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影响她的思想和情绪。因而当我这个反革命囚犯来到她老人家身边时，她无半点犹豫地收留了我。而根本不考虑在这样一个讲究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收留一个身负重刑的集右派与现行反革命于一身的双料反革命，该有何等的政治风险！
外祖母她信佛，但从不烧香；她随世习俗，但并不拘泥；她节俭，但不刻薄待人；她依靠子女供养，但从不奢求；她甚至随外祖父抽过鸦片，但从不上瘾。在苏州时，以我家的社会地位，为偶而住在我家的她老人家做六十寿庆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由于我父母一向反感官场中盛行的借寿庆打秋风的恶习和外祖母的明理豁达，六十大寿仅以寿面一碗、寿桃一对以致庆贺！
当一九六四年，鉴于田家是军属而暂被保留于北门小火车站（那时川沙有通往上海的小火车）的七星祖坟终于被人民公社要求拆除时，她的做工精良的空墓穴也随同被毁；紧接着的是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横扫四旧时，她的停放于宅内后客堂的已有二十多年的寿材也被红卫兵彻底敲掉。面对一般老人视之为最后归宿的被毁，她老人家均能一笑了之，不以为然。她的墓穴是大舅在安葬我外祖父时特地为她留下的；而那口寿材是我母亲在外祖母六十寿诞时，于一九四三年特地请工匠定制的。
假如，有人说她是因年老无知而麻木；那么，我却认为她是因超脱不凡而坦然。如果，硬说她是无知；那么，此时无知胜有知。在那个时代，不是有个大人物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话？
一个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历经满清、民国、敌伪、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将近百岁的老人，没有文化，没有见解，更没有政治头脑，以其自己所不知道的哲理，完全按照人的本性而自然地活着。她的极其平凡的生活中所蕴藏的人生哲理，在与她朝夕相处的三年中，对我的人生启迪远非天天、月月、年年满口挂着主义、理想的大人物的教诲所能及。
后来，当我阅读列夫•托尔斯泰所著的、不为世人所熟知的小故事：《谢尔亥神父》时，书中主人公在其生命的最后所领悟到的“不为上帝而活着，却是真正为上帝而活着”的思想，更加深了我对外祖母的“为活着而活着”的人生哲理的理解。真正意义上的超脱，决不是“五十而知天命”的人所能达到，即使我已接近古稀之年，仍然难以攀登顶峰。
我之所以要说田姓外祖，是因为我还有一个沈姓外祖家。其实，我母亲并非田家的子孙。缘于我外祖母先嫁沈家，生我母亲后，因丈夫早逝而改嫁田家，成为我田姓外祖父的续弦。我母亲也就随之来到田家。从血缘而言，母亲与我应是沈家的后裔；从辈份而言，母亲应是“内史第”主人沈树墉举人的侄孙女。“内史第”也是她的出生地。

“内史第”不认识我，我却对它具有割不断的情丝（摄于2003年春）

对于我，外祖家姓什么并不重要；外祖父可有真、假，但外祖母却是独一无二。真外祖沈家的人，我无一相识；相反，假外祖田家的人，并不因为我是反革命老子的反革命儿子，而对我有所歧视。在川沙三年的流放中，他们对我待之以礼，处之以情，使我仍然感受到田家的祖荫。
三、扫街赎罪与租被谋生
母亲遵照上海派出所户籍警的指令，将我送到川沙后的第二天，当我去川沙城厢派出所报到并登记户口时，尽管有北京及上海的一系列有关证明文件，仍然没有报入正式户口，仅以寄住的临时户口入户。派出所对我作了不得擅自离开城厢镇（即县城）的规定，如要超越此范围，必须向派出所申报并批准后才得行动。
把我的活动局限于城厢这个方圆不过几公里的范围内，无异于划地为牢，使我真正的体验到如我在小说中所看到的流放生活。说真的，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正常人的生活，还是流放者的生活，甚而是监狱里的生活，以自由而论，很少有本质上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一个缺乏广泛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的社会，人们能享受到多少的自由？
由于没有正式户口，因此我既没有每月二十五斤的居民粮食定量，也没有副食品和煤球的供应，这就苦煞了我母亲。年近六旬的母亲不得不每月从上海市区把家里省下来的二、三十斤煤球“千里迢迢”地带至川沙；而我的口粮则是从家里众人的定量中省下来的。一九六二年下半年，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还未消散，粮食依然十分紧张。我一个靠家人供养的男子汉，还要从年迈的外祖母、母亲和年幼的侄女等人口中夺取她们的食物，於心不忍，但又无可奈何！
此时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一九五五年实施粮食定量供应的伟大战略意义，正如北大一教授所分析的：可以置反革命、特务、逃犯于死地。为了尽量减少对亲属的影响，我尽量省吃俭用，让从别人口中硬抠出来的粮食，在我体内发挥最大的生理效用。这种局面一直延伸至一年后，由于同意我报入正式户口，才得以告终。
尽管如此，我的处境比起和我同样情况的、陆老伯的儿子，可以说是幸运得多。
无独有偶，就在我到达川沙后的一个月，借住于外祖母住宅的后客堂一角的陆老伯的唯一的儿子，从福建的一个劳改场所释放回家。一向宁静的老宅，一下子闯入了两个反革命，犹如平静的避风港，突然驶入两艘触礁待救的破船，忽地变得热闹起来。
陆老伯，一个曾在上海开过皮鞋小作坊的六十开外的老人，因其曾在国民党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在建国初期又涉嫌于“托派组织”的儿子的被捕，不得不关闭了小作坊而移居川沙。陆老伯是外祖母娘家的亲戚，当时在川沙城里一个修鞋合作商店里做修皮鞋的活。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被捕入狱，判刑三年，刑满后留福建劳改单位劳动的小陆，此时已是三十多岁的人。我无法从他的既象工人又象二流子的外表上，看出他的不寻常的过去；更无法想象他是一个属于什么具有国际背景的托派人士。其实，又有谁能从我的文弱的外表，看出我是个“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人总是有头的，有头就可以戴帽子，至於帽子是否合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此次，他与我一样是受到了从一九六二年初刚刚转暖的政治气候的“宽大”，而被福建劳改当局下令移居故乡川沙的。
随同小陆一同回家的，还有他的曾在西安纱厂做工、在他刑满后辞职去福建劳改场所与他团聚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如此拖儿带妻的一大帮人，欲在川沙城内安家落户，殊难如愿。尽管有着随身携带的一大堆福建准予迁移的官方证明，丝毫无济于户口的报入。一山岂能容纳二虎，外祖母的老宅在一个月内爆出了两个可怕的反革命，即使外祖母没有任何意见，派出所却有了不同意申报户口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陆老伯在川沙不具有自己的住宅，无法落实户口。
两个月后，小陆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告别了他的孤苦伶仃的老父，在街道里委的“欢送”下，去了安徽肥东农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沪遇到了在西安纱厂当厂长的小舅，闲谈中谈及此事。小舅告诉我，他受陆老伯之托，凭着他的关系，已为去皖后发疯的小陆妻子在她辞职的那个纱厂办得了一份劳保，对他们穷苦潦倒的生活多少有点帮助。
如今，小陆的孩子假如还活着的话，该是四十出头的人了。但愿他们一家永远摆脱“托派”的阴影，能享受到社会主义阳光的温暖。
尽管有外祖母这棵可以乘凉的大树，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的烈日还是直射到我头上。街道主任，那位崇明女人不停地纠缠着我，对我实施监管。到川沙后不久，她见我身体状况日益好转，於是公差就派了下来。从北市街的大石桥到北面的尽头，约有千米不到的街面，规定我每天清晨必须打扫一次。於是我以一个非专职的清道夫，吃着从家属口中硬省下来的口粮，黎明即起，洒扫街道，分文不取，以此向人民赎罪！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劳动改造”。可能是出于这些干部对我的关心，让我通过打扫街道来扫除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垃圾。我本能地对此很不习惯，在众目睽睽之下，难道我脸皮厚得不觉得羞愧？一个名牌大学出身的臭知识分子，难道臭得非要扫马路才得以洗清自己的“罪恶”？这下可真的是斯文扫地了。我不愿干，也不肯干；我要反抗，我要呐喊……然而，外祖母、母亲以及众多亲友的劝导，使我理智起来。反抗不如顺从，顺从不如主动。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妨装得若无其事，积极认真地去扫。扫！扫！扫！扫净社会上的肮脏，铲尽世界上的丑恶！韩信不还受胯下之辱？越王勾践还不品尝吴王夫差拉的臭屎？
好在群众的眼晴是雪亮的。他们在心底里分得清是非，特别是北市街周围的邻里乡亲，他们懂得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投向我的友好、同情、甚至对此鸣不平的目光与表情，在我低头默默扫除街道上的垃圾的同时，也为我自己扫除了思想上的别扭。
这种对“反动知识分子”的惩罚方式，虽可说是“前不见古人”，却不可谓“后不见来者”。到了文革时代，大批的臭老九打扫厕所、搬运垃圾、倒痰盂、扫马路……已是司空见惯，连自动化专家、曾是堂堂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右派分子钱伟长教授也只能在实验室里当勤杂工、清洁工了。
被强迫参加这种义务劳动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县城内与我常在一同劳动的，还有家住斜对面的关福哥和汽车站的小蒋等，他们都是刑满释放或解除劳动教养的。规定他们每月约有一个星期左右的义务劳动，而以给他们每月不少于半个月的每天一元四角工资的临时工作为“条件”。最倒霉的是我，除了每日至少一次扫街，有时逢卫生检查日还要加班加点外，还得参加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有“条件”的义务劳动：沿马路墙面、树干底部的刷白，机关大楼的打扫，清除杂草，消灭蚊蝇，清除积雪……。一切需化费劳动力而又很少有人愿干的杂活都可以美其名的义务劳动加以解决。这光荣的义务劳动——对我是向人民赎罪，对关福与小蒋等人则是改造思想。
信奉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历史、劳动甚而创造了人类本身的这种理论的大人先生们，怎么会把这样光荣的劳动，特别是更为光荣的义务劳动，大方地赐给我们这批“牛鬼蛇神”呢？这种有悖于先进理论与崇高信仰的专政措施的执行者，莫非他们心底里隐藏着，对“牛鬼蛇神”的不是仇视而是尊敬？
后来，当我在上海监狱服刑被投入劳改工厂劳动时，每个犯人所创造的巨大的剩余价值，就足以解决了我的疑问。既然物质是第一性，思想是其属性，那么，实用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了。
曾记得在“联共（布）党史”中有这样的一段历史：俄国十月革命后，为了惩罚那些贵族、旧官僚、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等形形色色的剥削者，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政策。可在当时，我这个代表剥削阶级的反革命分子，受到的不仅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且是“劳动了还是不得食”的待遇。凭粮票与油票供应的粮、油是需要钱去买的，何况每天扫街用的、每月需更换一把的大扫帚，也得由自己掏钱去买。在川沙流放的我，既不准参加有报酬的临时工，又不许从事任何自由职业，唯一的出路是自生自灭，自然淘汰。靠母亲吧，负担我母亲生活的、在建国前随共产党军队南下的共产党员的哥哥，由于戴上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而被清除并开除公职，自顾不暇的他不得不被迫中断了对母亲的供养。反革命父亲在位时“捞”来的一点点钱财也早已坐吃山空消耗殆尽。幸而，川沙城里历来就有的一种奇特的行当——出租棉被，救了我这个濒临绝境的人！正如古人所云：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天上还是掉下了馅儿饼。
川沙这个小县城，历来就有出租棉被的行当。只要不是夏天，每天傍晚都有人找上门来，租借一、两条棉被用以过夜。租被的人，不是城内住家来了过夜的亲友，就是从乡间摇船上城里送货的留在小船上过夜的客人或船夫；甚至是来县城开会过夜的农村干部。外祖母历来利用她的沿街门面做一些租被的生意，只是年事已高而很少经营，现在为了我的生计而不得不重操旧业。
那时，青菜两分一斤，肉八角一斤，而上好的带鱼也只是三角多一斤。不过这些都是平价，与凭粮票供应的一角几分一斤的大米一样，需要按人口严格控制的“供应券”才得购买。一个月定量供应的每人半斤不到的油、一斤肉能吃几天？何况在川沙的第一年中，我这个“黑人”还没有粮票与油票……呢！有一次，咬紧牙关买了一斤黑市肉，花了六元钱——这是犯人一个月的伙食标准，平常人的小半个月的伙食费。每条棉被借一夜是二角钱，扣去税金大约净得一角贰分，此点小钱对我与外祖母已足矣！何况有时我们还逃税，每条可净收贰角。
那时逃税，不象现今这么盛行。今天那些满口仁义道德，动辄爱人类献爱心的、频频在公开场合亮相的歌后、影星似乎与逃税、偷税、漏税结下了不解之缘。刘晓庆只是被挖出来的一例而已！至於，口喊改革开放万岁，身缠万贯的创业人士的“逃、偷、漏”，更是不计其数，令人惊讶！
那时，对个体工商户的严厉的税收制度，并不因外祖母的年迈和经营的微小而有所宽容。一次外祖母被传进了城镇工商税务所，对她历年的点点滴滴的逃税进行了一次总清算，结果被罚款贰拾元。外祖母和我一个月的开销就此泡汤。
我清晨得清扫街道，白天常去参加义务劳动，晚上还得替外祖母送棉被至客户。年迈的外祖母洗晒棉被时，我还得帮上一把。生活就在困难中度过，而我的病情却出乎意料地痊愈起来。这段时期的生活，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充实最有意义的生活——为活着而活着的生活。
在大学时代，我喜欢普希金的诗，特别是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诗。然而，此时却有了相反的感受：生活没有欺骗我，既没有悲伤，也无需愤慨，更无需容忍，而且完全不必憧憬未来。在流放的日子里，我似乎找到了生活的真谛，或者是向它靠拢了一步。
四、响应援疆的知青广义
一个不速之客的来到这平静的小城，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块石片，激起了层层的浪花。我这个与其说是从天而降的恶神，倒不如说是从地狱里窜出来的魔鬼。小城里众多的十七、八岁或二十来岁的小朋友们，无论是男的或是女的都对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之所以如此，不在于我本人有什么可取之处，而在于我的遭遇的奇特——一个年青大学生变成了时髦的右派分子和被当时社会宣传机器描绘得青面獠牙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之中有辍学在家的，有待业闲逛的，有在小作坊当学徒的……反正是一批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进程中无所事事的小年青。尽管有着街道干部，如那位他们称之为崇明蟹的街道主任经常不断地对我住处的探头探脑，他们全不理会这一切。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经常在晚饭后，他们聚集在我住所的沿街小客堂内。年迈的外祖母晚饭后早已在内屋安息，我当然成为接待这批小年青的主人。
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杂七杂八，五花八门，什么都谈，就是不谈反右和我的反革命。他们很知趣，也许出于友好和同情，从不问及我，他们认为会引起我伤感和愤慨的冤屈。那时，我从上海家里带来了一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收音机与二、三十年代的古老唱机，以及一些百代公司的京剧唱片和三、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唱片。这些东西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聚会的内容，润色了小城枯燥无味的生活。假如客堂面积大一些的话，我真会领着他们跳舞，开一个“Party”（舞会）。
俗话说得好：“江山好移，本性难改”。尽管生活是如此艰苦，一旦条件成熟，我的好交际的本性又暴露无遗。日子一长，街道主任自然不会听之任之，她对小朋友们进行一次次的“忠告”，宣传我是一个面善心恶、居心叵测的危险分子。凭着他们手中的权力，终于迫使小年青们与我逐渐疏远；而母亲最终不得不收回了她的收音机和唱机。有一些留在川沙的唱片，最后也在文革前夕，批判封、资、修的浪潮中，被派出所勒令销毁。
可惜！可惜！多好的唱片，有杨少楼的“空城计”，有上海大享黄金荣姨太太露兰春反串的“辕门斩子”，有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于民国十八年合唱的“五花洞”，有言菊朋的“卖马”……；还有周璇的“渔家女”，李丽华的“疯狂世界”，陈云裳的“月圆花好”，龚秋霞的“梦中人”，艺华影业公司全体明星合唱的“博爱歌”以及我最爱听的“何日君再来！”……统统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而无一幸免。今天，每当在电视里或舞会中听到这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唱曲时，我真的还以为在做梦，难道历史又回到了那遥远的、逝去的年代？
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小朋友们不再来聚会了；然而，我却与他们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四十年后的今天，彼此仍然没有忘怀！
这些小朋友中，以居住在隔壁的广义和三囡与我最为接近。他们的家是一幢与外祖母住宅格式完全相同的老式楼房，本是同一老祖宗传下，因而与我外祖是本家。称我为“小爷叔”的广义与三囡是两兄弟，广义当时约十七、八岁，初中毕业后，在城乡公墓打杂；其弟三囡约十四、五岁，因经济困难初中时就辍学在家。他们的父母按辈份我称之为“哥嫂”。因是亲戚，又是邻居，街道主任很难从中阻挠两兄弟与我的交往。
那时，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正在逐渐消退，但各方面的紧缩还未见好转。象广义、三囡之类的小年青读书既不成，求职更无门路。要解决日益增多的年青人的就业问题，其难度之大，不仅过去是，现在是，恐伯将来还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项伟大的创举应运而生——号召知青上山下乡。
一九六四年春，好儿女志在四方、奔赴祖国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几十名川沙城内的知青戴着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乘车离开了他们的故乡。我也在人群中默默地含泪送走了一年多来朝夕相处的好友——广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全国数以万计的知青开赴新疆，参加在北疆的石河子、南疆的阿克苏等地区的建设兵团。贯串于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于一九六九年达到了它的顶峰。人口在建国后几十年中的无节制的增长，在解决年青一代的就业问题上，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尝着鼓吹“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苦果。
为了叙旧，最近我特地走访了从新疆回归故里——川沙的田广义。他向我讲述了他的援疆故事：
他去新疆后，几十年来一直在南疆阿克苏地区过着屯垦戍边的艰苦生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乘中央拨乱反正、全面落实政策之东风，于一九八一年，他们曾经在新疆当地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要求返沪的请愿活动。由于当地官僚主义的刁难和百般阻挠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出示了当时请愿活动和绝食的许多照片；并介绍了在集体请愿时，因发生车祸而牺牲的三名战友的令人心酸的情况。更感动人的是：在他们返回上海后，于二○○一年底集体捐资四万元，千里迢迢去新疆运回这二十年前因请愿而丧命的三位上海籍知青的灵柩，举行公祭并重新安葬于上海郊区公墓。
从广义保留的祭文稿中，字里行间所充满的知青们的一片深情厚谊，我为之深深感动。现特抄录其中一段：
当年志在四方的好儿女，如今已两鬓染霜；当年听党话，红花胸前挂，
军装闪金光，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奔新疆的我们，虽然耽误了一生，吃了一
辈子的亏，依然一腔热血，青春无悔！
青春无悔呵！悔又如何？悔也无奈！
今天，当我们公祭你们的同时，也在祭奠我们自己，祭奠我们自己
逝去的青春，青春祭！此刻，我们依然十分困惑，青春献给党，老了谁来
养？欲问儿女要，儿女也下岗。唉！这也算是叫回来？！
是的，这确实是对相当一部分当年上山下乡，现今返回故里的知青现状的真实写照。广义是一九九六年携妻带儿返沪的，在家人的帮助下拼凑了十万元，在川沙城南郊买了一套二居室的住房。他夫妻二人每月的养老金总共才捌佰元，还得养活工作时有时无的两个二十多岁的儿子。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我仿佛又看到了一九六四年时的广义与他的弟弟三囡。
然而，三囡是幸运的。由于他哥哥的报名去新疆，他获得了川沙供电所的招工名额。经过了二、三十年的供电所外线工作后，他现在每月的工资收入可达四、五千元之巨。无怪乎，最近报载将对某些行业（特别是垄断行业）人员的收入，进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监管措施。这一切，确实应验了邓小平的那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所遗憾的，这一部分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等老而无用、且尚有余臭的老九，只能隔岸观戏，为之喝彩！（附广义与三囡近照）

不同命运的两兄弟。右为响应上山下乡在新疆卫戌屯垦三十年后回返故里的广义，现夫妻二人退休金共计九百多元。左为其弟广德（三囡）从他的神情可看出是个时代的幸运儿。（摄于200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