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县日本遗孤调查
　　撰稿/王晓宇

　　方正并不是日本开拓团移民最多的地区，但阴错阳差的历史，却使这里成为开拓团难民的生死集散地。在方正这块土地上，日本开拓团难民死亡最多、遗弃残留孤儿最多、走进中国家庭的妇女最多、在日华侨最多、日侨眷属最多、来访日本人最多。历史的风云际会使方正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也是最为独特的日侨之乡。

　　66年前的秋天，东北大地枫丹芦白，漫野流香。

　　这本该是个收获、喜庆的季节。然而，在苍郁的大小兴安岭，在滔滔的松花江畔，在荒郊野地，却奔走着一群群逃难的母亲。她们拖儿带小，狼狈不堪。白天不敢走路，夜间走；渴了，喝沟里的雨水；饿了，偷食中国农民地里的土豆和玉米；困了，蜷缩在沟边或树棵子里。天气日渐寒冷，她们格外想家，可是家园是那样遥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一纸“日皇投降书”，把法西斯侵略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也把无辜的日本平民送上祭台。

　　战争结束了，除了留下满目疮痍与百废待兴，还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制造了一个特殊群体——日本遗民。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日本政府就放弃或丧失了保护日侨的能力，缺少军队保护的满洲开拓团难民在逃亡途中，在中国遗留了大量的“残留妇女”与“残留儿童”。

　　多年以后，当中日关系“解禁”，日本政府也终于开始重视这批遗弃在海外的子民时，当日本孤儿们被允许可以回国时，他们的中国养父母再次表现出宽厚的胸怀：“回去吧，孩子，妈妈一手把你拉扯大，盼的就是这一天呢！” 这时，中国养父母们大都年老体迈，按日本政府规定：中国养父母不在“放行”材料上签署“同意”条款，日本政府对海外遗孤不予接收。可是，中国养父母没有一人“拒签”。

　　时光荏苒，66年前的那一幕幕悲欢离合，再度撩拨着人们的心弦。关注日本遗孤话题，黑龙江省方正县无疑是最典型的个案。昔年，日本开拓团民在这里死亡最多、遗弃孤儿最多，走进中国家庭的妇女也最多……历史的风云际会使方正成为中国最大、最独特的日侨之乡。可以说，翻阅方正的这一页历史，是了解日本遗孤课题的最典型缩写本。

　　30年间日本向

　　中国东北移民33万

　　“八一五”日本战败投降，侵略者们在撤退与遣返期间，将众多“残留妇女”和“残留孤儿”弃置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特殊历史人群的生成，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多年奉行移民侵略政策、组织所谓“满蒙开拓团”所导致的后果。

　　为了彻底占领中国东北，除派驻大批军队之外，日本政府还在本土招募了大批人员向东北移民。半兵半农的开拓团，是当年日本向满蒙移民的重要形式之一。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向满蒙移民”。“九一八事变”后，向满洲移民更是被列为“国策”。1936年，广田内阁提出一个庞大的移民开拓计划，即从1937年开始的20年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农户、500万农民人口(占当时日本总人口的1/8)。他们设想，20年后这100万户日本移民经过繁殖可达到1000万人，占东北人口总数的1/4以上，彻底改变满蒙的人口结构。

　　移民东北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加强中苏边境防线，相当数量的开拓团被安置在中苏边境沿线上。后来，日本还实施了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制度。共有8.6万多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被以“义勇队移民”的名义，分村移民到东北的中苏边境地区。

　　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内劳力、农产紧张，作为国策，日本也没改变这一计划。截至1945年，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开拓团”总数达到860多个，实际移民10.6万户，共约33万人。

　　移民开拓是野蛮而残暴的，是明目张胆的大规模掠夺。据1943年伪满当局的统计，仅1942年从自己的土地上被搬迁或赶走的中国农民就有17060户，计划征用土地64万公顷。

　　方正县位于哈尔滨市东部，土地肥沃，雨水丰沛。据方正县政府外事办副主任李宝元向记者介绍，1939年至1941年，一个日本开拓团来到方正县土地最肥沃的伊汉通乡，将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在此建立起“方正县开拓团本部”。后来，其他一些开拓团又陆续建在周边。日本人到来后，基本上没有开垦荒地，而是直接将中国人的良田霸占。日本人放火烧了老住户分散在各处的房子，在此世代居住的两千多名中国农民被赶到县城西部的荒山开荒，那里被日本人重新命名为一部落、二部落……一直到七部落。这些部落实际是看管中国农民的集中营。部落内设保甲连坐制，对中国人实行奴化管理。

　　这年春天，雪还未化，史载最低气温达到零下37摄氏度。大批被赶到这里的中国农民无处居住，只能藏身在山坡上的简易地窨子里。据方正县志记载，这一年瘟疫盛行，永安西屯一带山沟里的死亡率在50%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时达30余人，“挑灶”(方正土语，意指全家死光)者20余户，140多户人家中只有两户没有死人。后来，这一带被当地人叫做“挑灶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事吃紧，日本开始大规模征兵，凡年龄在45岁以下16岁以上的男性国民均在被征之列。于是全东北的开拓团大部分的强壮劳力均被征走，只留下部落长和老弱不堪的男丁，余者都是妇女和儿童。无奈之下，方正日本伪县公署开拓科开始向中国人出租开拓团的土地，每年收取地租，坐享其成。战局的危急，一时让很多日本开拓团民都有一种穷途末路的预感。

　　开拓团难民大逃亡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向开拓团密布的伪满洲国“国防第一线”进攻。第二天早晨，拥有24个师团、78万兵员的关东军奉命南撤。接下来的几天内，由日本青少年“义勇队”所构成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大部分年轻的生命骤然间化为乌有，日本开拓团败亡的大幕随之拉开。

　　这一切来得太过突然，顽固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根本没想到过自己会战败，更没有考虑到一旦战败后这些开拓团民，也就是日本普通百姓的命运将会怎样。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影响下，这些平素以“优等民族”自居的日本开拓团民也对于战败没有思想准备。据史料记载，一些开拓团的头目大都不敢相信战败这一事实，他们认为皇军即使抵抗不住苏联人的进攻，至少也能坚持一年以上，正是庄稼即将收获时节，眼看到手的粮食不忍放弃，所以一些人就大着胆子将撤退通知压下，竟盘算着收了秋再回国不迟。

　　然而，苏军的推进之神速与日军溃败一样快！据日本遗孤山本濑子(中文名王玉梅)回忆说：“上边传下话来说日本战败了，让我们立即撤退，到本部集结。这可把我们吓坏了！带上点吃的东西赶紧跑，家具什么的，统统不要了！偏赶上那天下大雨，我们个个淋得浑身湿透，冷得牙帮骨直打架，大伙儿哭天抹泪，乱成一团。”

　　从方正县外事办为我们提供的日本遗孤的回忆资料中我们看到，土崩瓦解间，世界末日似乎已经到了，等他们清醒过来时为时已晚，于是一场由三江地区至哈尔滨千余里的大逃难悲剧发生了。北满的三江地区是日本开拓团分布最广的地区，开拓团大逃难时，三江地区的一部分开拓团南下奔吉林，一部分沿松花江北上奔哈尔滨，一部分在松花江以南奔牡丹江、方正、哈尔滨。1945年的秋天，老天也在发威，中国东北一直是淫雨凄风，究竟有多少日本难民在逃难，有多少难民死于途中，至今也无法统计一个详实的数字。

　　水野百合子夫妇1942年迁移到依兰县天田村的开拓团，丈夫于1945年6月被征入伍。1945年秋天日本宣布战败后，水野百合子领着一个4岁的女儿和一个2岁的儿子与附近开拓团的团民一共几百人从依兰经方正县逃向哈尔滨，下面是水野百合子的叙述：

　　出发前，团长告诉大家步行到方正县松花江边的伊汉通码头，等候日本军舰来接我们回国。为了防备苏联飞机轰炸，我们不敢坐车，也不敢走大路，从依兰到伊汉通码头100多公里的路程，全部钻山入林用脚量。那年雨特别大，几乎天天下雨。一头钻进深山老林里，只能摸索前行，衣服让树枝挂烂了，早已遮不住身体，满身是伤。一群女人带着老人拖着孩子，一天只能走两三公里。过了方正县的大罗勒密(地名)，我们才上了公路，又累又饿，我一步都走不动了。因为我的孩子多，拖累了大伙赶路，团长让我把孩子扔了。天哪！那是我的亲骨肉，我怎么忍心呢？我们活要活在一块儿，死要死在一起，死也不能扔孩子。这时，团长说：“你扔了，中国人会捡去把他养大，要带上，影响大家赶路，上不了船，我们就都得死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把4岁的女儿放在路边。可我一起身，女儿便伸着两只小手，拼命地喊着妈妈。我走了几步，心像刀绞似的难受，心疼的我又跑了回去把她抱起来。团长说什么也不许，我怕他再让我把儿子也扔了，就顺从了团长。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对女儿说：“孩子，别怪妈妈无情啊，我这是给你留一条活路，要不咱就都得死了。”就这样，我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女儿。

　　水野百合子的儿子最终饿死在逃难的路上，而她本人在饿昏后，被方正县一个善良的中国男子救下，她于1953年返回日本。而她失去的女儿始终也没有找到。

　　逃难中，日本开拓团中因悲观失望自杀或集体自杀的事件，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发生。据郭相声、曹松先编著的《方正侨乡史话》一书记载，8月20日，方正永建(李花屯)开拓团的日本侨民乱营了，因为三江地区桦川、依兰、勃利等地的开拓团一拨一拨地逃难下来了。传言一天几换：苏联兵专门收拾日本女人，当地的“胡子”要来捡“洋落儿”，还有被抢夺了土地的中国农民想要对他们报复……日本人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一直接受军国主义精神教育的开拓团团长做出了一个决定，大家宁可一块死在这里，也不走出去活受罪或让苏联人抓去。他们封闭了院门，不准中国人进入。当天中午，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大吃二喝，猪羊濒死的叫声传出几里，比过节还热闹，中国人不知道鬼子营里发生了什么事。以下是目击者王绍德老人回忆：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忽然听见隔壁永建乡赵炮屯的“鬼子营”里“噼噼啪啪”地响，过了多半个时辰，我偷偷地到“鬼子营”里一看，各家的屋檐下都堆着松明子，各家的窗户也关得死死的。我闯进第一家，看见两个女人模样的人头朝里躺着，炕上的被褥整整齐齐的，她们也都穿戴得很整齐，一身的和服，脸上都涂着脂粉，一条洁白的毛巾扎在脑袋上，看样子也不像睡觉，我喊了一声，她们纹丝没动，我上前仔细一看，她们脑后的枕头上淤着一大滩血，她们死了！我吓了一跳，再一细看，她们是被用枪打的，子弹从眼眶射进去，从脑后出去的。我意识到这是日本人杀日本人！再到第二家，看到的情景一样，四口人全都死了。远处有人提着枪跑过来，我慌忙从鬼子营跑出来，不一会儿“鬼子营”就起火了，日本人集体自焚了。火光烧红了半边天，一共八十多口人，男女老幼都被枪打死然后烧没了。

　　中国人民的喜庆之日，也是日本开拓团难民的劫难之时。在三江地区，数以万计的日本开拓团难民们从各自的开拓点，一拨一拨地涌向逃命的途中。松花江边，旷野之中，大森林里，到处都有拖儿带女、呼号喊叫的难民们。深秋时节，缺衣少食，他们一路上以偷食中国农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小孩子走不动了，就被扔到路边，或者推进河中淹死。一些老人实在受不了了，就央求别人把自己打死。一些绝望的日本人围坐在炸弹旁集体自杀或自焚。

　　方正县，日本开拓团难民的生死聚集地

　　据统计，在33万日本农业移民中，有8万余人死亡在中国，约占1/4。这些带着幸福憧憬奉召而来，又被日本军国主义抛弃的天皇子民，率先承担了战争的责罚。

　　据方正县外事办副主任李宝元向记者描述，从1945年8月至11月，黑龙江省方正县成为的日本难民集散地。其间，佳木斯附近的汤原、依兰、桦川、桦南等地的难民一万余人汇聚到方正县。他们辗转至此，是想从伊汉通码头乘船到哈尔滨，再转至大连乘船回国。

　　当时，苏联红军已经军事管制了方正县，伊汉通码头水路断绝。这些有气无力的难民无路可走，只好在吉兴村原开拓团遗留的房子里暂时住下。当严寒、饥饿、伤寒一齐扑来时，一万余名开拓民至1946年3月，死亡达五千余人，另有五千余人包括妇女和儿童被当地善良的老百姓收养，妇女大多都嫁给了方正的男子，儿童都给方正的人家做了养子。

　　1946年3月中旬，天气渐暖，死亡在吉兴一带的数千具日本难民遗体也慢慢解冻，并发出阵阵腐臭。为清理和收敛这些掩埋在雪里、角落里、菜窖里的尸体，方正县人民政府组织了大批的民工，把这些尸骨运到炮台山的杨二玄沟里，共堆放了三大堆，然后浇上汽油焚烧，大火三天三夜始熄，留下了三大堆森森白骨。

　　方正并不是日本开拓团移民最多的地区，但阴错阳差的历史，却使这里成为开拓团难民的生死集散地。在方正这块土地上，日本开拓团难民死亡最多、遗弃残留孤儿最多、走进中国家庭的妇女最多、在日华侨最多、日侨眷属最多、来访日本人最多。历史的风云际会使方正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也是最为独特的日侨之乡。

　　要向前看，但不能遗忘历史

　　记者/应 琛

　　既然建立了公墓，那么立一块碑原本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后人需要知道这个公墓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有幸活下来并被中国养父母收养的孤儿可以祭奠他们的生身父母(残留孤儿后来为他们的养父母建立了纪念碑)。但碑文的内容应该仔细斟酌，“应该将这段历史交代得清楚明白”。

　　立碑、砸碑、拆碑……

　　从7月30日，一则关于“黑龙江方正县为吸引日商投资花了70万为侵华日军逝者立碑”的微博在网上迅速发酵，到8月5日晚，方正县政府组织人员拆除了这座日本开拓团民冥亡者名录石碑，并且连夜就运走。

　　这一被称为“中国式碑剧”的闹剧才上演了短短几天就暂告段落，但留给我们的疑问还没有结束。

　　缘何原本在建立公墓后，立一块碑这一似乎顺理成章的做法，却遭到了民众的普遍质疑，更引来一片骂声？

　　就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廉德瑰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访时表示，方正县政府在立碑的过程中有欠妥当，尤其是在涉及日益敏感的中日问题上更应谨慎，“给‘开拓团’树碑立传固然有方正县自身的考虑，但这一行为处理不当就会伤害到整个民族的感情。”

　　碑文应道清历史

　　所谓“日本开拓团”，日本人自谓“满洲开拓团”。顾名思义，它是日本殖民中国东北开垦这块“新天地”的先遣队，虽然开荒劳作是开拓团的主要任务，但其“男丁”有随时应召入伍参与对中国抗日战士杀戮的义务。

　　“当然，开拓团的成员大部分是日本最贫困地区的剩余人口，也就是日本农民。作为当时日本人口膨胀的一个解决方法，这些人被运到了中国。”廉德瑰告诉记者，“从结果来看，开拓团确实是日本侵华战略的一部分。这些人对于日本开拓疆土，对中国东北实行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战争受害者的角度来说，这部分人也是战争的牺牲品，当初来华一定程度上也有受骗的成分。日本战败后，精英阶层回国，这些人却被扔在了中国。他们中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离子散，被迫集体自杀，而且死无葬身之地，这也是事实。”

　　廉德瑰指出，在肆意辱骂主政者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方正县是为日本开拓团民中的亡者设立的名录墙，并不是为日本军人立碑。廉德瑰说：“不能将开拓团完全等同于日本鬼子。而见之于碑上的大多是撤退时被他们的同胞残害死在当地的妇女儿童，因此说，不能将该碑等同于纪念侵略者的碑。”

　　而方正县政府外事办主任王伟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立碑的目的是“为了方便中日后人了解真实的历史，感受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胸怀”。

　　在方正，民间立碑悼念早已存在。从上世纪60年代，即中日建交10年前，当地政府就承诺立碑埋葬开拓团民的遗骨，从哈尔滨找来石头，依照日本的风俗把墓碑建在不会遭到水害的高丘上，面对着日本的方向。1963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建立日本人公墓，现在的中日友好园林也是民间自发修建的。

　　既然建立了公墓，那么立一块碑原本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后人需要知道这个公墓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有幸活下来并被中国养父母收养的孤儿可以祭奠他们的生身父母(残留孤儿后来为他们的养父母建立了纪念碑)。但廉德瑰强调，碑文的内容应该仔细斟酌，“应该将这段历史交代得清楚明白”。

　　既然是为反思战争，这就不能是一笔是非不分的糊涂账。在廉德瑰看来，如果是日本人想给他们的先人立碑，那便无可厚非。但如果方正县要立警示碑，就会涉及到民族情感问题。

　　“从人类文明来讲，立碑应该可以理解。但因为中日关系的背景，这样一个行为就不合适了。如果一定要立，碑文必须表述清楚，还原整个历史的全貌。告诉来访者，这里埋葬的原本是侵略者的一部分。尽管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为日本侵略的牺牲品，但不可否认他们曾是日军侵略中国的工具。如此，或许真能起到警示和教育侵略者的后人，同时，也使我们中国人民自己受到教育。”

　　另据媒体报道，此次公墓内的立碑也经过外交部批准，并不是该县的“灵机一动”拉外资。但事实上，且不论常务副县长洪振国所说的建碑旨在“警示和教育后人认清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感受中华民族的人道主义情怀”的观点能否成立，该县主观上想通过此举加强与日方的友好往来，以此推动侨乡经济，应该为实。

　　廉德瑰向记者透露，据他了解，方正县接受日本的投资和访问团是比较多的。“方正县是一个内陆县，其实没有更多的办法来发展自己。当局凭借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能够获得日本的一些外资和旅游收入来发展自己并无对错之分。只是，当地政府在某些方面推敲得不够，没有谨慎处理，没有仔细考虑中日双方这种延续的民族情绪问题。如果在立碑前，能征求更多的民意，恐怕就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中日民间的纠结

　　中国与日本，始终有牵扯不断的纠葛。对于如今中日关系，似乎已有一个公认的说法：近十几年来，两国民间关系一路降温，由热而冷，甚至彼此以强烈的民族主义相抵触。

　　据报道，对于“立碑事件”，日本国驻沈阳领事馆称，日本政府从未为建碑提供过资金支持或亡者名单材料。建立石碑是方正县政府的行为，与日本政府无关。而人民网也对此事刊发评论，呼吁网民、媒体人要学会甄别新闻事件真假，不要“听一两句谣言，情绪就激动”。

　　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这句话用在当下中日民众对彼此的看法上也是很贴切的。毕竟，牵连其中的问题太多了，例如靖国神社、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东海石油、教科书问题等等，都成为两国民众绕不开的死结。

　　廉德瑰指出，7月初日本联合美澳首次在南海军演，之后又发布强调中国威胁的《防卫白皮书》，中日关系处在敏感紧张阶段，这都是近期使中日民间情绪较为激烈的因素。

　　在谈到如今的中日关系，廉德瑰用“纠结”来形容。“中日关系现在比较复杂。由于90年代以后，中日双方的不冷静，使得原本应该逐渐淡忘的历史又被加强了。这种历史的纠结就造成了中日之间在感情上，至少中国人不会原谅日本人，日本人不会理解中国人。之后，加上新的因素，即中国的崛起，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七八十年代，中日友好的时候，中国人对日感情没有现在那么强烈，中国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请求，日本政府则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2008年以后，日本的贷款也结束了，中国的GDP又超过日本，军事上也更强大。由于一部分日本人不反省历史，中国出现反日情绪，包括中国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的态度上也在逐渐强硬。日本面对这样一个崛起的中国，又逐渐地开始了敌视和防范。历史的这一段还没有结清，又有新的中国威胁论，于是便引起了新的一种相互之间的对立，加大了两国民众的不信任感。”

　　近年来，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加高涨，面对中日之间的各种矛盾，表现出强势立场，甚至采取抵抗日货、到日本使馆前示威等激烈形式以表示对日本政府立场的不满。有文章指出，就两国民众而言，历史的仇恨结得太深，要拂拭这种民族感情太难太难，况且，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随时会受到领土、能源和台海问题等危险要素的影响而随时爆发，因此，民间的这种对抗恐怕还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甚至发酵。

　　在谈到如何打破两国之间的这种心结，从而促进双方友好时，廉德瑰的看法是，中国方面应该有一种强者和大国的国民意识来处理两国间非原则性的问题。

　　“如今，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都在增长。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已越来越不能跟中国相比较。我们在弱于日本的时候，都能够放弃对日的赔款要求并主张中日友好。现在，在我们逐渐强大并已经超过日本的时候，作为一个大国，国民心态应该也是一种大国民的心态，特别是对于历史上的事情，原则上我们不能忘记，但也不必继续扩大和加深这种仇恨。”如果非要揪住历史的旧账没完没了的话，只能说明我们还没有一定的自信。比方说为开拓团亡者立碑一事，我们都应该放得开一点，即使议论也应理性地指出其做法上的不足，而不是很容易被煽动一些情绪。要向前看，面向未来，要做理性的爱国者，不做狭隘的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