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的崛起在周邊產生的是離心力而不是向心力？

汪錚

在中國被整個西方世界孤立的冷戰年代，毛澤東自豪地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當年中國的好朋友自然包括贊比亞——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一直是中非友誼的象徵。幾十年後的今天，一個主張要把中國人趕出贊比亞的人當選了這個國家的總統。對中國來說，更大的麻煩來自周邊鄰國。朝核問題，這幾年似乎一直是朝鮮主導中國，而不是中國主導朝鮮；緬甸現在也敢於向中國說不；反華遊行近年來出現在了河內、馬尼拉和烏蘭巴托的街頭。這裡有兩個中國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崛起了，為什麼朋友越來越少？強大了，為什麼在周邊的影響力不增反降？

“橋頭堡” 和“友誼關”

中國的雲南省這幾年正在大張旗鼓地推進一個“橋頭堡”戰略。所謂“橋頭堡”，雲南省的解釋是要把雲南建設成為中國直達印度洋的貿易大通道，面向東南亞、南亞交流合作的大平台和出口商品的大基地。按照《現代漢語詞典》，“橋頭堡”的定義是：（1）為控制重要橋梁、渡口而設立的碉堡、地堡或據點。（2）泛指作為進攻的據點。雲南是我的故鄉，我深知這個戰略的着眼點完全在於貿易和經濟合作。但是我不知道雲南人有沒有想過相鄰的周邊國家會怎樣理解原意為軍事詞彙的“橋頭堡”這三個字以及這個戰略？這讓我想起了另一個名字——中越邊境上著名的關口“友誼關”。1953年以前它的名字是“鎮南關”。中國的歷史課本上就有著名的1885年“鎮南關大捷”。1953年，新成立的中國政府把這個已經使用了幾百年的關名改為“睦南關”，1965年又更名為“友誼關”。在我看來，1953年的中國似乎比現在的中國在考慮周邊小國的感受上更加敏感和細心一點。

舉這兩個例子，我想說的是一個道理：你如何看自己和別人如何看你是不一樣的，外交的要義就是能從別人的角度看問題。很多中國人覺得中國就像是愛好和平的大熊貓，對任何國家都沒有惡意，但在其它國家，特別是小國和鄰國的眼中，這個身體迅速膨脹的大傢伙卻可能是一隻大黑熊。中國威脅論已經存在將近二十年了，中國人對它似乎已經麻木了。就像很多美國人覺得“美國陰謀論”荒唐無比，很多中國人覺得中國威脅論不值一駁，甚至不相信別人會真的把中國視為威脅。但是，近年來國際形勢中關於中國的最大變化恰恰就在於中國威脅論：伴隨着中國的快速崛起，中國威脅論在近幾年經歷了重大的蛻變，從一種近乎謠言的猜測變為今天很多國家很多人相信和傳播的社會輿論和共識，並開始真正成為政府政策。這些年的事態發展似乎表明中國的崛起在周邊產生的是離心力而不是向心力。但是，中國不少戰略研究者的眼中卻只有美國，在他們看來，中國周邊發生的一切似乎都是作為“敵對勢力”的美國導演，美國推動的。一“美”障目，不見東盟，不見鄰國。

說中國要小心應對中國威脅論並非說中國因此必須要處處小心，處處謙讓。大國地位不是讓出來的，大國的核心素質是領導力、保障力和感召力。

也許有不少中國人會說，我們只想把中國自己的事做好，我們不想當國際領導人。的確，中國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對世界的貢獻。但是這樣的認識卻有兩個誤區:首先，今天的中國是在全球化潮流中的中國，中國現在有着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的海外利益。中國的能源不能自給，中國產品的主要市場在海外，大量的中國人在海外經營。不發揮領導力，中國就不可能維護好中國的國家利益。獨善其身的孤立主義不可行也行不通。

其次，在中國的傳統思想中，做領導意味着發號施令和承擔責任，但是現代意義的領導力絕非是在等級社會裡當老大，扛大旗。中國企業家李開復對領導力有一個非常好的定義：“領導力是一種有關前瞻與規劃、溝通與協調、真誠與均衡的藝術。”如果我們用目前南中國海糾紛作為實例，中國作為其中唯一的大國，其領導力應當體現在承擔下面這幾方面角色：（1）解決方案的倡議人和推動者；（2）行為準則的規劃人；（3）談判溝通的組織者和協調員；（4）違反規則的勸誡者；（5）地區平衡的整合者。中國應該認識到，南中國海問題之所以緊張加劇並非只是因為美國因素的介入，也是因為中國很長時間在這個問題沒有發揮其應有的領導力。領導力不是以力壓人，而是以理服人，以誠動人；領導力不是承擔額外的責任和花費精力的負擔，而是維護自身利益的必須。

三種大國模式

在處理和小國的關繫上，目前有三種不同的大國模式：

（1）      美國模式：大國通過締結軍事安全同盟給小國以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小國在外交和安全上聽命與大國，小國通過購買武器等方式向大國繳納“保護費”。

（2）      俄羅斯模式：大國通過掌握特殊資源（如油氣）從而控制和影響小國的外交與安全，通過各種方式（包括克格勃）對小國的內政具有特殊影響力。

（3）      中國模式： 不結盟，不干涉內政，不駐軍。大國給小國大量援助以換取小國在國際上不給大國搗亂並保持大國周邊形勢的穩定。

如果比較這三種模式，大國對小國的保障力是依次遞減的，而大國對小國的影響力與其所提供的保障力成正比。美俄的模式在近幾年都遇到問題，比如日本的鳩山政府曾經在“脫美入亞”上有所行動，但結果是以鳩山下台而告終。大國如果對小國的內政沒有影響，也就難以對其外交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對於小國而言，來自大國的援助和尊重自然重要，但其自身的安全永遠是第一位的。如果自身安全的需求從臨近大國得不到滿足，那麼，這個小國勢必會去外界尋找新的安全保障。

中國模式的重點放在維持周邊局勢的穩定之上，中國不希望看到因為小國的內政出現波折而成為地區安全問題，也不希望小國在國際上製造事端影響地區穩定，特別是不希望外界的不穩定波及中國國內。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的模式是以援助換穩定。可是，近年來的事態的發展證明這種國際維穩的代價是很高的，方式是被動的，效率是低下的。中國無疑需要探尋適合自己情況的新模式。

周公吐脯，天下歸心

周恩來1976年逝世的時候，朝鮮的金日成哭壞了眼睛，緬甸的奈溫也多次痛哭，後來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難過的幾天。這些都是真情的流露，他們是真的對周恩來有感情。中國在文革時期的外交政策自然是當時中國內政的反應，中國大陸對此也多有檢討。但是，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靠得絕不只是援助和五項原則，還有周恩來的真誠和毛澤東的思想感召力。

弟子問孔子：“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這段《論語》中對話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着深刻的指導意義。中國不應當孤獨崛起，中國的崛起對周邊產生的應當是向心力而不是離心力。關於文化和價值觀的討論是當前中國社會中的焦點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對於中國外交同樣重要。對於一個大國來說，即便其外交政策可以是充分的現實主義，其影響力和親和力的重要來源是文化和價值觀，是前瞻力與規劃力，是溝通力與協調力，是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