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

　　汪精卫在离开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在飞赴昆明途中，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金雄白：《汪政权始末记》(五)，香港春秋出版社，第32页。。汪走后，龙云才致电蒋介石报告：“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重要史料初编》，《傀儡组织》(三)，第46页。到21日，才向蒋透露，汪精卫到昆明后，态度不像“昔日之安详”，临行时，才告诉自己，“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条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电中，龙云还询问蒋介石：“(汪)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

　　12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原本准备离开重庆，飞赴西安，召开军事会议，但因得悉当日西安气候不良，改变计划。一直到20日，蒋才飞抵西安。21日，蒋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到晚上，才得知汪精卫私自飞到昆明的消息，当即电汪称：“闻兄到滇后即感不适，未知近况如何，乞示复。”《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25页。蒋模糊地猜测到汪此行的含义，日记说：“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藉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吾犹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2日，蒋介石得到龙云的电报，这才比较具体地了解到汪此行的目的，日记云：“不料其糊涂卑劣至此，诚无可救药矣。”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资格老，地位高，关系多，其出走是具有严重意义的大事，蒋开始估计其影响，在日记中特别写下：“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当晚，蒋介石失眠，至次日晨3时才入睡。23日，蒋继续思考汪出走后的局面：“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之人几何？”他决定，对汪表明态度。

　　同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要求“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在声明中，近卫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允许日军在华北及内蒙驻兵，给予日本臣民“特别开发上之便利”。24日，蒋介石决定驳斥近卫声明。同日下午，蒋介石回到重庆，约集党政首长会谈。这一天，蒋介石在对汪精卫的态度上陷入矛盾。一方面，他仍有“挽救”汪的“政治生命”的想法，日记云：“知汪确有整个背叛党国奸谋，乃决心发表宣言，使其卖国奸计不售，亦所以挽救其政治生命。”“彼虽有意害余，而余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亦只有可怜与可痛而已。”但他一想起汪与自己过去的不良关系，又觉得不应援手，日记云：“余向来以至诚待之，礼遇之如总理，而彼乃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若复与之合作，使之自拔，岂不愚拙之至乎！”25日，蒋介石谒见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汪精卫通敌一事。

　　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日本首相近卫的长篇声明，认为近卫所谓“东亚新秩序”和“日满支”协同关系，“就是将中国全部领土变成日本所有的大租界”，“这样一来，中国若不是变为他的奴属国也就降为保护国，而且实际上就是合并于日本”。他批判近卫的所谓“经济合作”，就是“要操纵我中国关税金融，垄断我全国生产和贸易，独擅东亚的霸权”；所谓“共同防共”就是以此为名义“首先控制我国的军事，进而控制我国政治文化以至于外交”。蒋称：综观近卫声明，“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他号召中国人民“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继续努力”。《傀儡组织》(三)，第38-41页。蒋介石一向很欣赏自己的文笔，这次也不例外。29日，他重读此稿，“甚觉自快”，认为“足使敌知所警戒，变换威胁或计诱之妄念”。《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的表现和蒋介石迥然不同。他赞成并拥护近卫声明。28日，他从河内致函蒋介石，认为日方的三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要求蒋把握“不可再失之机”，以之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29日，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诸同志公开信，主张对近卫所提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此函通称《艳电》。《艳电》的发表，立即在国民党中央和各地爱国将领、官吏之间激起了愤怒的声讨波澜。

【三】从劝汪赴欧到开除汪的党籍

　　最初，蒋介石确曾企图挽救汪精卫，至少，要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12月25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要龙对汪离开昆明前所述“与日方有约”等语保密，“勿为他人道”。《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5日。蒋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为汪精卫留出余地。26日，他在发表声明严辞驳斥近卫的同时，还在为汪精卫打掩护，声称汪之赴河内，只是为了转地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思考，是否应该派人去河内劝说汪精卫。《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26日。能否“以至诚感动之”。《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27日。

　　第二天，蒋介石召见汪精卫在重庆的朋友彭浩然，嘱其转电汪精卫，驻港不如赴欧。这一天，蒋介石自感心跳加急，精神极为不佳，但仍勉强办公。同日，他再次致电龙云称：近卫声明，“全为对汪之讨价，彼竟不察，而自上其当。幸此时尚未失足，尚可为之挽救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79页。又致电香港《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要求该报在批评汪精卫时，不要把话说绝：“务当为之宽留旋转余地”，“并本于爱人以德之义，从舆论上造成空气，防止其万一失足之憾。”蒋特别关照，“不可出以攻击语调。此中机微，兄所明悉。”《事略稿本》，1938年12月27日。28日，他接受王世杰建议，通过王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及驻美大使胡适，请二人劝汪：1勿公开主和；2勿与中央断绝关系；3勿住港，但不妨赴欧。

　　汪精卫的《艳电》于12月31日发表于香港《南华日报》，南洋华侨代表陈嘉庚当日即致电蒋介石，指斥汪精卫“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要求蒋公布其罪状，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旅美华侨于同一日通电支持，要求“凡主和者请一律以汉奸论罪”。蒋介石也激愤地在日记中指斥汪精卫，“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汪出逃之初，他担心连锁反应；现在，则觉得是好事。日记云：“此后政府内部纯一，精神团结，倭敌对我内部分裂与其利诱屈服之企图，根本消除，吾知倭寇不久必将对我屈服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8年12月31日。

　　1939年元旦，蒋介石在遥祭中山陵之后，召开谈话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下午，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暨驻重庆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会上，曾有人主张明令通缉，因蒋介石反对而罢。汪精卫被开除，蒋介石当日日记云：“实足为党国之大庆也。”不过，他还没有确定对汪的处置办法。1月3日，他在日记“注意”栏中写道：“汪以后之行动与处置。”这就说明，他还在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