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的愛國賊是打着愛國的旗號反人道，余杰卻是打着人道主義的旗號反人道。在對待美國遭受襲擊的問題上，他搬出非暴力的真理痛擊反美人士，自稱“今夜我是美國人”，好一副悲天憫人的模樣；而談及他從感性上厭惡至極的日本，他以東郭先生與狼作比，露出了種族主義者般猙獰的面目。跪在自由女神下向星條旗頂禮膜拜的余杰似乎對這樣一些事實視而不見：二戰結束後，正是他衷心熱愛的美國為了自身戰略利益包庇了日本最大的戰犯昭和天皇，並且以隱瞞731部隊罪證、縱容其首犯石井四郎終生逍遙法外為條件獲取了日本的生化武器研究資料。中國文人中不乏見風使舵的善變之人，只不過郭沫若、臧克家之流是在不同的時間用相近的方式對不同的主子搖尾乞憐，而余杰的變臉卻是在同一時空下以完全矛盾的邏輯對待他喜愛或討厭的事物—變臉之快，連他家鄉的國寶川劇變臉大師都要相形見絀。看起來這個三番五次揮動筆桿勒令某某名流懺悔、拷問靈魂（見《余秋雨，你為什麼不懺悔》）的青年才俊，從來捨不得花點時間拷問自己的靈魂—不然，怎會寫了如此之多自打耳光的文章還渾然不覺。余杰的恩師錢理群教授曾經這樣論述流氓文人：“對於他們來說，理論、信仰、語言等等，都是隨手拈來，拋來拋去，他自己則穿行於這種混亂的制度和混亂的語言當中。”（《論演戲》）余杰曾把這句妙語用來揭露余秋雨，卻不知道他是否願意重溫這句話，立此存照呢？畢巧林評論說，“余杰文章最可貴的地方就是他對知識分子真純品格及真誠追求的呼喚。因為作為人類精神的守望者，知識分子首先要信仰自己所傳播的精神，必須用自己的心、自己的靈魂來寫作。” （《余杰的意義》）余杰的“變臉”至少說明了，這樣的讚譽即使不是肉麻的吹捧，也是天大的誤會。什麼人道主義、非暴力，對余杰來說與其說是真理，還不如說是用來與論敵過招的兵器，即使勉強說人道主義是他信仰的真理，這個“真理”在他心中的地位也卑微得可憐，對余杰而言，個人對事物的直覺和主觀好惡遠遠高於客觀事實，也遠遠高於那個所謂的真理。套用余杰修理張某某的名言，那就是人道主義和非暴力是一頂余杰自己給自己加冕的紙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給自己製作的皇帝的新衣。請這樣一位變臉有術的“才子”來守望人類精神，豈不像請狼來守護羊圈一樣荒唐。余杰這個以憤世嫉俗來表現獨立精神的北大秀才，無論他如何標新立異，最終證明他不過是帶有義和團基因的“紅旗下的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