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力帮助自己的太太实现她的梦想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一生中做对的一件事情。太太是复旦学士，上交硕士， 最终在1995年又获得了马里兰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博士。1994年，太太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便承担起了读博士和做母亲的双重担子。当时太太仍享受全额奖学金，而我的导师却遇到了经费缺口。太太为了支持我继续攻博，表示愿意放弃读博，先找个工作，挣钱养家育儿。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深知读博是太太的梦想，也深信她的潜力。我决定，一边继续读博，一边去乔治城大学医学院做实习生来贴补家用。我是太太博士论文的第一个读者，也是她博士答辨试演的唯一听众。 她的全家族为她而骄傲， 俩儿子都认为他们的妈妈有所作为，而我也很高兴为此做了一点点贡献。因为这段亲身的经历，以及它所带给我的延续至今的快乐，我竟成了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