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力幫助自己的太太實現她的夢想是很重要的。這也是我一生中做對的一件事情。太太是復旦學士，上交碩士， 最終在1995年又獲得了馬里蘭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博士。1994年，太太生下了一對雙胞胎的兒子，便承擔起了讀博士和做母親的雙重擔子。當時太太仍享受全額獎學金，而我的導師卻遇到了經費缺口。太太為了支持我繼續攻博，表示願意放棄讀博，先找個工作，掙錢養家育兒。我沒有同意，因為我深知讀博是太太的夢想，也深信她的潛力。我決定，一邊繼續讀博，一邊去喬治城大學醫學院做實習生來貼補家用。我是太太博士論文的第一個讀者，也是她博士答辨試演的唯一聽眾。 她的全家族為她而驕傲， 倆兒子都認為他們的媽媽有所作為，而我也很高興為此做了一點點貢獻。因為這段親身的經歷，以及它所帶給我的延續至今的快樂，我竟成了一個堅定的“女權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