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央視一套正在播馬列革命連續劇《鐵血紅安》，家鄉人象過節似地奔走相告，每天都要接不少家鄉親友打來的電話，囑我千萬莫要錯過收看《鐵血紅安》。

　　飛駿實在理解不了家鄉人何以對這部連續劇那麼興奮？撇開有幾成真實性不說，單就 “正能量定位” 通過嚴格篩選宣傳出來的“革命事跡”，也找不出多少值得興奮自豪之處。

　　一個人口才48萬的山區小縣，為那場馬列革命就付出了14萬人的生命代價，那可是絕大多數青壯年啊！

　　悲劇的是：這些人不是死在抗日戰場，也不是死於衛國戰爭，而是死於“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內鬥。

　　更為悲劇的是：那些革命幹部多數不是死在國民政府手裡，而是死在自己人手裡。

　　沒有解密的史料不說，只說紅安烈士陵園“鄂豫皖蘇區革命烈士紀念館”公開展示的資料。

　　紀念館裡犧牲的紅軍軍政高幹，紅四軍軍長曾中生、鄺繼勛、鄂東北道委書記徐朋人等都是自己人肅反的。只有徐向前一人倖免於難。

　　紅軍營以上的政工幹部，絕大多數也是死於自己的肅反。

　　1931年冬，張國濤在鄂豫皖蘇區掀起整肅“改組派”、“AB團”、“第三黨”運動。團以上的紅軍指戰員被屠殺一空，6000多名紅軍官兵和紅色幹部身首異處。 
　　1931年冬鄂豫皖蘇區的紅四軍不到2萬人，這一下就殺掉了三分之一。
　　紅軍軍政幹部死於自己人之手的，遠遠多於國民黨正面戰場死難人數。
　　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雖然倖免於難，但他的妻子程訓宣也被打為反革命，受盡酷刑之後，在肅反主刑場之一的紅安縣七里坪鎮王錫九村的黑窪被石頭砸死。
　　被石頭砸死的紅軍幹部遠不止徐向前的妻子！死難的六千名冤魂都沒有享受“子彈痛快”的好運，絕大多數都是用石頭砸死，鋤頭挖死，大刀砍死。
　　那是一種極為痛苦的死法！相比之下死於國民政府刑場的公開槍決到是一種高級享受。
　　飛駿的大伯爺，老家第一支紅色武裝“戰鬥團”第一任團長，被國民政府押往當時的區政府所在地呂王鎮（劉華清故鄉）河灘槍決時，還能象英雄一樣慷慨激昂高呼口號：“老子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被肅反的6000多名紅軍官兵是絕對沒條件高呼口號表演英雄氣慨的，上刑場前嘴巴都經過特殊處理髮不出聲。
　　紅軍在八字還沒一撇，隨時都可能全軍覆沒的逆境下，為何還要為敵復仇大規模屠殺自己人呢？
　　我想主要是為了製造一種高度恐怖氣氛，讓活下來的人恐怖到喪失最基本的思想和主見，只能麻木被動地跟隨領頭人走。
　　極端恐怖才是馬列革命的精髓！
　　徐向前身為紅四方面軍總司令，保衛局抓他的美麗妻子時正在前線和國民政府軍交戰。當保衛局通知他妻子是反革命必須鎮壓時，高高在上的他居然不敢為妻子說一句公道話，居然贊成組織鎮壓他的妻子？
　　那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怖！
　　…………
　　接下來從道義方面分析那場革命：
　　紅安革命烈士紀念館裡陳列有一位革命大英雄王秀松，他的英雄事跡居然是親手殺害了自己的父親？
　　他父親並非殺人放火坑蒙拐騙的流氓地痞，也不是欺男霸女為害鄉鄰的西門慶、小霸王周通，唯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地主身份，地產比鄉親略為多一點。
　　殺父歷來都是滔天大罪，連禽獸都不如！可禽獸不如的人居被譽為革命英雄？
　　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我們今天還在革命紀念館裡慷慨激昂宣傳王秀松殺父的光榮事跡？
　　在馬列革命史中，殺父之罪遠不止王秀松一人。那位列入中小學教科書可歌可泣的大英雄方志敏，也曾下令殺害了自己的親叔叔。
　　李立山身為黨的一把手，他老家的黨居然把他父親鎮壓了？他這個總書記居然連抗議也沒一個，默認了這種“英雄行為”？
　　一個六親不認殘殺至親的革命是什麼革命？這樣的革命能把中國推向何方？
　　只要脖子上頂着個腦袋的人都能想明白，除非他脖子上頂的是尿壺。
　　…………
　　可馬列中國居然有不少脖子上頂着個尿壺的人。
　　紅安在新世紀被列為紅色革命旅遊景點，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前來接受革命傳統教育。
　　進入烈士紀念館的參觀者，看到王秀松殺父和張國燾血腥肅反的“光榮傳統”後，出來時本應心情沉重。
　　然後痛定思痛反思暴力革命的反人道反文明性，從此推動中國告別暴力革命的惡性循環。
　　令人痛心的是：絕大多數參觀者興高采烈的進去，紅光滿面地出來，很難看到一張表情凝重的臉。
　　有一個周末飛駿有意識在烈士紀念館門口的石階旁坐了整整一天，目睹了幾千名參觀者進進出出。幾乎都是唧唧喳喳進去，眉飛色舞出來，沒一個例外。
　　我們的民族已經喪失了反思的能力！
　　喪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然周而復始重複同樣的災難。
　　我們一邊在花費超軍費巨資“維穩”，一邊在大規模從事暴力革命傳統教育？一邊嚴防群體性事件，一邊鼓動人民聚眾鬧革命？
　　暴力革命的幽靈依舊在中國上空徘徊。
　　…………
　　紅安人民為馬列革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多數青壯年在那場革命中死於非命。
　　問題是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值得嗎？
　　今天的紅安並沒有繁榮富庶文明進步，依舊貧窮落後，是國家有名的貧困縣。
　　不僅是紅安，當年的紅色蘇區今天基本都是國家級貧困縣。
　　可多數紅安人並沒有反思，依舊為那場革命感到無限光榮自豪。
　　當《鐵血紅安》終於上了央視時，多數紅安人民為之歡欣鼓舞。
　　我想未來某一天，如果有哪個傳銷高手來紅安宣傳暴力革命，依舊會有很多紅安人不假思索喝下傳銷者遞上的暴力革命毒酒。那時他們的兒女會再度倒在自相殘殺的血泊中。
　　喪失反思能力的人群很容易第二次跌倒在同一個歷史巨坑裡。
　　一個喪失反思能力的民族必有大災難！
　　…………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和一群文學青年去紅安七里坪採訪紅四方面軍的光輝業跡。
　　我們的第一站是王錫九，當年紅四方面軍保衛局所在地。
　　保衛局就是肅反的指揮機關。
　　那時的現場親歷者還有很多仍活在世上，他們向我們講述的紅色往事不是什麼紅軍和國民黨英勇作戰場面，也不是革命烈士在國民政府的屠刀下堅貞不屈的事跡；而是紅色幹部自相殘殺的恐怖舊事。
　　然後我們從王錫九上行到河南新縣，走遍了當時的四方面軍大本營——七里、紫雲蘇區，採訪了很多七八十歲的老人。
　　老人向我們講述的紅色往事，幾乎千遍一例都是紅四方面軍血腥肅反的恐怖回憶，從他們口中根本聽不到國民黨三個字。好象當時紅軍不是在和國民政府交戰，而是在和自己人作戰？沒一個例外。
　　同行的文學青年一路上興趣盎然，只有一個美女詩人是例外，她一路上表情凝重。
　　她後來寫了一首詩：《你的屠刀為何砍向自己的同志？》
　　中華女子在關鍵時刻往往表現得更智慧更勇氣更有民族責任心。
　　所以文革期間出現的民族脊梁幾乎都是女子！林昭、張志新、李九蓮……
　　九大決議把國家主席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時，就一個人拒絕舉手，她就是共和國女將軍陳少敏。
　　男人則出了郭沫若，賦詩《毛主席你就是我的親爺爺！》
　　…………
　　當年飛駿全家參加了紅色革命。
　　老家拉起的第一支紅色武裝既不叫紅軍，也不叫赤衛隊、游擊隊，而是叫“戰鬥團”，大伯爺是第一任團長。
　　紅軍戰鬥團成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家劫舍，武裝攻打富人村寨籌糧籌錢。
　　那時的中國人民有持槍權，槍枝子彈很容易買到。富裕點的村莊為了防範土匪，都自行組織起持槍民兵保衛村莊的安全，大村莊還建有圍牆。
　　因為村莊自衛能力很強，紅軍早期攻打富庶村寨並不那麼容易得手，僅塗家灣就攻打了十多天，死了很多人之後才攻破。
　　如果那場革命發生在今天，紅軍打富人就容易百倍了。攻方有槍有刀守方連菜刀都實名制，守方就只有等死的命，暴力革命者會快速做大做強。
　　大伯爺們搶了財產殺了富人觸犯了當時的政府法律，只好躲進山里走上不歸路。
　　有天大伯爺想家想得厲害，就決定摸黑下山回家看看，沒想到被一位鄰居看見了，就去區政府報了告。
　　區政府派兵連夜包圍了我家，把大伯爺抓到了呂王鎮。
　　紅安五區版圖當時包括劉華清的故鄉——大悟縣呂王鎮，區政府所在地也在呂王。
　　因為殺人搶財證據確鑿，大伯爺也好漢做事好漢當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沒什麼複雜的審訊程序，第三天就把大伯爺押往河灘刑場公開槍決。
　　大伯爺死後沒幾天，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紅軍武工隊摸下山為大伯爺復仇，把告密的那家人全部殺光老幼一個不留，看以後還有誰吃了豺子彈敢告紅軍的密。
　　那時的口號是“你殺我一個我殺你十個！”
　　恐怖措施很有效，以後再也沒有鄉民敢向政府報告紅軍行蹤了。
　　我的四曾祖父是紅區決策層常委，被自己人肅反掉了，用紅纓槍在水塘里活活扎死的。
　　我爺爺參加紅軍時只有15歲，個子太小背不動刀槍，被安排在部隊當號兵。
　　大伯爺死後，我家成為紅軍的交通站，王樹聲、徐海東、鄭位三等共和國將軍常常出入我家。
　　我的紅軍爺爺和叔爺有次下山去為紅軍搞子彈，被國民政府發覺，交通站也隨之被破獲。
　　爺爺和叔爺因此被國民政府判了刑，在湖北省第二監獄當了四年政治犯，國共合作抗日後才被釋放。
　　沒想到爺爺因禍得福，因此躲過了張國燾血腥肅反，否則八成讓自己人給肅反了，因此給我家留下了一線血脈。
　　當時我家所在的紅五區，53名紅軍軍政幹部全被肅反鎮壓，沒一個活下來。
　　…………
　　更悲劇的往事還在後面：
　　49年馬列共和國成立後就開始土改，每個村都要按一定的指標劃分地主、富農。
　　飛駿老家以一條山脈為界，山脈的西邊多是富人聚居；東邊則是窮人聚居。山脈東邊貧窮人家多租種山脈西邊的富人土地。
　　山脈東邊有一個村莊，全村都是佃農身份，各家各戶都租種山脈西邊一個大村塞的土地，別說地主、富農，連中農也沒一個的。
　　但上面的政策是必須按比例劃出一定數量的地主、富農。沒有地主、富農，就從佃農中劃出地主、富農。
　　於是沒有文化的村民用無計名投票的方式，來決定誰家該劃為地主、富農。那時一次真正的民主投票。
　　出人意料的是：那次投出的四戶地主、富農全是三十年代的紅軍家庭，因為幹了很多不該幹的事觸犯眾怒，被村民推出來戴上地主、富農帽子。
　　有一家是國民黨的三青團員，居然被村民投票選為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
　　這一反常現象說明：當時的馬列革命並沒有多少民意基礎。
　　土改幹部對村民推選出的地主、富農居然照單全收，他們也知道這些地主、富農當年都是紅軍家庭。
　　這一反常現象充分說明當時劃分階級成份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為了社會公平，而是為了把平民百姓分成對立的兩派，好方便官府操縱“群眾斗群眾”的把戲。
　　這些紅軍地主在毛中國受盡欺凌痛哭無告。
　　歷史就是這樣的滑稽。這也許是天道在起作用吧！
　　類似的滑稽劇遠不止這個村，紅軍地主在全國各紅色蘇區都不是什麼新鮮事。
　　紅軍地主才是馬列革命最最深重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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