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年底，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即将结束的后期，我出生在北京东城，离著名的王付井大街，不足五公里的，一个标准的老式四合院里面。
我那小巧玲珑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可以吃到的，就是老玉米面，高梁米茬子，和些许最最简单的咸菜。妈妈老是说，那个时候，不要说鸡蛋，肉类，街上垃圾桶里面，连一个白菜帮子，也是无从寻找的。
所以，我足月出生的时候，严重缺钙和营养不良，不仅体重只有四斤八量。而且，我的头盖骨到后脑勺都没有并拢。。。甚至我自己的热量，根本不足以维持生存所必须的体温。所以，姥姥在我没有满月的日子里面，需要日日夜夜把我兜在她的怀里面温暖。
我的爸爸妈妈是六一年春天的时候结婚的。
一结婚，他们就从我爸爸工作的五机部，分到了这个四合院西屋的两间房子。确切的说，我们大杂院，是原来各不相关的三个四合院，角对角串在一起的，北京私人四合院多数公有化之后，统一归属国家某大机部管理。院子里面的邻居，也基本都是中央七个机关的员工和家属。
事实上，我的父母在六十年代初的时候，是属于比较高工资阶层，我爸爸月工资是87元，我妈妈56元，作为新婚夫妇，他们的收入，是远远高于当时北京普通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
问题的关键是，那个时候，你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超过指标的粮食，更加不可能，买到什么肉和鸡蛋。
而我们周围的邻居，大多数人是比我们家更加凄惨的。因为，很多邻居，不仅有四到六个孩子们，而且妈妈往往是全职太太，全家依靠爸爸一个人的收入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都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之间，响应毛主席人多好办事的号召，连续性出生的。
所以几分凄凉地说，那个时候，有些常年吃不饱的父母，是会和那些三四岁，六七岁的孩子们争粮食吃的。
我们院，或者按照当时我们那些大人孩子们的叫法，我们里院，是修建于十九世纪初年的，典型的一个老北京普通殷实小户人家的，标准四合院。
院子原有产权属有者的孙女，就是我妈妈医院的一个阿姨。
不过遗憾的是，北京大多数私人四合院归属国有之后，一般产权都无法再归还给后代了。个人一直以为，北京四合院无法实现私有化，是它们迅速败落的原因只一。
也许是文革浩劫中，所有老北京资产阶层的地契房契一类的文件，都被彻底销毁了？为什么上海的很多流亡海外的老资本家，后来可以要回来他们祖辈的房产，而北京人竟然不能？原因我不得而知。
我们里院的布局如下：
北屋上房为大灰瓦人字屋顶房三间，每间房四米宽七米纵深。上房东侧与东房之间，是一个六七平方米，只有门没有窗户的平顶小柴房。北屋西侧，是一十二三平方米的平顶小耳房，和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封闭给北屋上房的独立小天井。
西屋东屋离北屋的距离大约是四米左右，各为两排三间的大灰瓦人字屋顶房，不仅高度要比正房矮三四尺，包括地基底层，房子的高度也要相应地矮下去，而且纵深不过三米，每间屋子不过十一二平方米左右。东西屋南侧，各带一个平顶小耳房。
南屋和东西屋距离也是四米左右，同样高度，也是三米纵深，三间屋各为十一二平方米。南屋西面，同样是平顶小耳房，东面，则是高出院子一尺多的门楼房。。。里院封闭之后，被改为一间十二三平方米小屋，从记事的时候起，那里就是我父母的卧室了。
我理解，北京老式四合院这个盖法，是当时家庭成员的等级，以及主人佣人住屋等级阶层的体现。主人住北屋上房，那么家庭其他成员居住的房间，就不能高过主人的居室，而佣人的住房，就更加要体现出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低下。我们小胡同大胡同有很多各种规模各种阶层的四和院，也都是一种严格的，社会阶层地位不同划分的体现，后面我会一一介绍。
我们里院的上房，住着老革命邵伯伯一家。
邵伯伯十二岁参加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打蒋介石抗日打鬼子什么的，身经百战遍体伤痕脾气暴燥。八二年他六十岁的时候暴病身亡，刚好是我第一个在男厕所里面发现他断气的。算起来，他应该是1922年生人。
不足小学文化的邵伯伯在解放前夕，娶了十七八岁如花似玉大字不识的家乡姑娘张阿姨做老婆。从49年开始，他们夫妻连续在49，50，52，54，56，58年，生下了大姐姐，大哥哥，二姐姐，傻大岗，大墻，小六儿，三男三女六个孩子。
这家子将是我故事的主要描写对象之一。因为，不仅仅，我们家和他们家最好后来恩怨也很多，小六儿也是我童年，少女初期的精神领袖。
大字都不识一筐的老革命邵伯伯，因为没有文化，加上戎马生涯几十年养成的暴燥脾气，一辈子都不过是四机部一个区区处级的小干部。
不过，国家给他们的个人待遇还是不错的。邵伯伯的工资，一直是我们全院首屈一指的，是每个月130人民币。要知道，那个年月，毛主席拿的全国最高级别工资，也就是300元而已。邵伯伯家而且占住着我们里院最好的上房三间，加北屋东侧小柴房，西侧小耳房和独立小天井。
但是，邵伯伯一家活得还是很艰难，因为孩子们多且密集，他的老婆大字不识一个，几十年在北京可以找到的工作，都无外乎是建筑工地临时工，厨房帮厨，街道办事处糊纸盒一类的，断断续续，时有时无，而且，工资七块八块，最多不会超过20块。
所以，不仅邵伯伯张阿姨困难时期会跟六个小孩子们抢饭吃，而且，从我三四岁有记忆开始的时候，就见小六姐姐，傻大岗哥哥，大墻哥哥，每天都出去捡破烂，主要是各种废纸烂铜铁，回来小山一样堆在北屋东侧小柴房里面。
爸爸妈妈新婚住进来这个串在一起的大杂四合院的时候，至上还有几家是类似邵伯伯家的情况：
中院北屋住正房一间侧院耳房一间的司机许年家，有51年59年出生的两个女儿，三个儿子。
中院北屋住上房两间耳房一间的知名科学家林伯伯家，有48年到57年间出生的三男两女。
中院西面住两间西屋一间回廊后屋的锅炉工大老郭家，有53年到63年出生的一个女儿四个儿子。
外院北屋侧偏院北屋住三间小上房小艺家，有55年到64年出生的一个女儿，三个儿子。
除了老科学家林伯伯家，其他几家，穷得连一张床都没有的。
所以，我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算是大院里面的富裕人家了。
其实，爸爸和妈妈结婚的时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爸爸的父母，是一分钱没有给的，相反，爸爸大学毕业婚前婚后一直资助农村老家，一直到66年。
事实上，60年初夏，爷爷奶奶病危，爸爸回了一趟甘肃老家，带给他父母未婚妻的照片，那时候，爷爷奶奶已经高度浮重进入脱水瘦死状态。爸爸回来北京后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双双饿死了。
妈妈的妈妈，也就是姥姥，送了一个木制尿桶，两床被子，大舅送了一个水暖壶。
或者，也许爸爸是61年春新婚以后,才回去甘肃看望病危的爷爷奶奶,带给他们新婚妻子的照片的。关于这一点，我的记忆不是很清楚了。
爷爷奶奶死前吃的都是红蔬叶子干草根，在北京国家机关领取高工资的爸爸却无法帮到他们。三年困难时期甘肃非自然减人口30%，爸爸见了很多死人的残骸，回来却和新婚的妻子一个字都没有提。
另外，爸爸的三哥从54年，关在监狱里面，因为宗教帮派的原因。他的老婆带着四个孩子苦苦挣扎，这些爸爸都是隐瞒了妈妈了。
妈妈嫁给爸爸，是因为他根正苗红政治前途好。。。但是，爸爸确依仗老家遥远，对妈妈隐瞒了很多事情！
妈妈是三五年生人，比爸爸小三岁。
我的姥姥二十四岁开始守寡，独立拉大了当时只有四岁的妈妈。靠了整夜地纳鞋底做针线，不仅养大了唯一的女儿，而且还让她五岁开始念私塾，后来解放后把她送到北京，念了医科大学。
革命的年代，我那小巧玲珑长象秀丽的妈妈一心只知道努力干工作，完全不解人间风情。二十四五岁以后，先是人家介绍了一个不求进步的英俊青年，被妈妈拒绝了。后来，妈妈的病人，高干病房的某部长，给妈妈介绍了爸爸。
爸爸结婚前认识妈妈时候的工作职务，是中央某大机部团委组织委员，负责全部机关团员的人事组织工作。那时候他不到二十八岁，也是国家第一批自己培养的大学毕业生，所以，还算是年轻有为的青年吧！
但是，他向未婚妻隐瞒了兄弟入狱的严重问题。仅管妈妈不反对爸爸长期资助老家兄弟们。。。文革事情暴露的时候，我妈妈姥姥有点被骗婚的感觉。
妈妈很快同意了某部长介绍的这门亲事。于是六零年夏天，有了爸爸当年定婚，送给妈妈的唯一一张照片：爸爸一头浓密的波浪自然卷发，站在北海公元的莲花湖畔，意气风发地笑着。。。后面写了，送给XXX（妈妈名字）留念，致意革命的敬礼，XXX（爸爸名字）年月日什么的。
作为回礼，妈妈也送了爸爸一张近照，同样写了革命敬礼一类的屁话，嘻嘻。她那时候有着两条粗粗的超过大腿的大辫子，眉目清秀，身高不过一米五二，不过，我一直觉得，妈妈比我年轻的时候要漂亮一些。
除了前面说的几件嫁妆，爸爸妈妈新房里面，还有两个一米到一米二长五六十公分宽，三十公分高的帆布箱子是爸爸妈妈各自婚前自己私有的。其他的家具，一律都是跟机关里面申请，免费领取回来的。
大致我还可以数出来，爸爸妈妈结婚时候的家具。里屋有一张九成新的木制双人床，一张三抽屉的长条红漆桌子,两把红漆木椅，一个一米一高九十公分宽的小书架，外屋有个一米二高，八十公分长，五十公分宽,上面有着两个抽屉，下面有着一对开门，和一层格板的小柜橱。
这些就是全部了，都是单位免费给的。其实单位也不是买回来的，是斗资本家分家财没收回来的。等我们姊妹陆续出生姥姥搬过来的时候，爸爸又陆续申请到其他半新家具，也都是不要钱的。社会主义就是好哈。。。
我家对门东屋两间，被划为一个独立开门的居住单位。原来据说住了一个画家夫妻，有三两个孩子的，不过我没有印象了，因为他们后来搬走了，64年住进来新婚夫妻李叔叔王阿姨。
李叔叔是某大机部的小职员，文革后发迹。王阿姨在丈夫做官前，是东单某粮店卖粮食的兼会计员。他们夫妻在我们里院住了将近十年，是我家最要好的邻居之二，至今两家人来往密切。
东屋靠南边的一间，和东屋小耳房串为一个居住单位，里面住着汪冬坊叔叔，和苏夏冰阿姨一家人。汪叔叔是虽然受伤但是却没有光荣退伍的军人，常年住中央某大机部的军代表。苏阿姨就职外交部，是中国某大著名将军的亲侄女，他们的大儿子59年出生。
这一家后来成为我们家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小时候里院有至少一小半的战争故事是我们两家之间发生的。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他们家逐渐将此处的房屋空置。
南屋的上海人江叔叔薛阿姨夫妻，是和我父母前后脚结婚的。
他们的大女儿二女儿三儿子，刚好比我们姐妹三人大半岁到一岁。
我们家和他们家大人的关系不咸不淡，小孩子们的关系又非常的好，因为我和他们家江虹小学中学都是同班同学。
后来，和汪苏家结下怨仇大恨以后，因为他们两家逐渐交好，我们家的大人也和江薛家极度恶化了。
另外还有些短暂的住户，故事里面就不大提及了。比如最初西屋另外一间，住着曾老太太和艳帧姐姐，那姐姐她比我们大很多。。。老太太死了以后，姐姐出嫁，大概65年，那间西屋就归我家了。
后来我家不断扩大领地，八零年到九零年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们家在中院里院，一共拥有六间房子。
总之，比起四合院周围邻居，我家那时候是富足之家了。兄弟姐妹多的那些邻居们，一般除了父母睡床，孩子们都睡木板和条凳搭起来的床的，家具更加不成样子，几乎很多人家是空空如也的。
而我呢，在两三岁之前，据说，是经常可以吃到那些装饰了小鸭子的奶油蛋糕的。可惜那些味道和享受，我有记忆的时候，都已经不记得了。
另外，我还有一个洋娃娃玩具，这是其它小孩子们绝对绝对没有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