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姥从我出生就来到北京和我父母一起居住。我爸爸61年刚刚经历了骤然失去父母的痛苦，马上就把我姥姥，真诚地接纳为他自己的妈妈一样了。
我姥姥，是一辈子吃尽苦头的，善良热心肠的农村女人。所以最开始的城市生活的几年里面，她和所有的邻居，都是极为交好的。
文革时期邻居们人与人的紧张状况，是我故事里面的重点之一。
66年到74年之间，我们大院的战争特别的多，多数是派系斗争到家庭的延续，少数是经济压力的原因。最严重的时候，也发生过腥风血雨的械斗。。。
首先，和北屋同为农村出身的张阿姨，姥姥就是一见如故。
北屋张阿姨年轻的时候，虽然大字不认识一个，却绝对是个少有的美人坯子。等我记事之时，张阿姨虽然是人过三十五，且有六个孩子的母亲了，在我们院的女人里面，也还是很有些动人姿色的。
但是邵伯伯家太穷了，穷到两口子要常年从孩子们嘴里面夺吃食，逼小孩子们四处捡破烂的地步，这让守寡半世的姥姥，实在太受不了了。而且，邵伯伯在他们家里，是绝对说一不二动不动就雷霆万钧拳脚相加的皇帝老子，六个孩子们和如花似玉的老婆，可以说，都是给他一个人，一手暴打成人暴打到老的。
我出生一两年以后的64年，刘少奇短暂主持中央工作，农村58年大包干再次全部没收土地之后，首次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可以钟瓜种菜养鸡养鸭去城里面销售做小买卖了。于是一时间，市场上各种物资从新开始露面，钱又好用了，鸡蛋甚至一毛钱可以买到四个五个了。
63年中央机关号召为国家节约开支，所以我爸爸主动提出来减低工资一等级，变做了月工资76元，加上我妈妈的56块，这每月132大元，近二十年一成不变地到80年代初没有更改过。
不过，64年两个妹妹没有陆续出来的时候，我们家仍然还继续保持着院子里面殷实之家的地位。终于可以用钱买到鸡蛋肉了，各家的锅里面开始有油水了，不过呢，每次我姥姥做了好吃的，小六大墻傻大岗什么的，都会自己围过来，眼巴巴地看着姥姥。你说说，面对如此六七八岁的小孩子们，大人怎么能忍心呢！
每家私自空间的厨房那时候是根本不存在的，都是在门前窗户边架个煤球炉子。除非冬天，夏天春秋天哪家做什么饭，都躲不过邻居家小孩子饥饿渴望的眼睛的。
就为了这一口半口的施舍，还有小六儿姐姐可以摸摸我的洋娃娃，张阿姨就把我姥姥，当活菩萨一样地巴结着，成日的感激流涕的。
然后呢,第二我姥姥最为交好的,是斜对面的苏阿姨。
苏阿姨虽然贵为中国某大将军的亲侄女，又就职于中国某大部委高级职员，本身却是从湖南省最贫穷落后的山区，在大伯略微的帮助下，唯一一个出来北京念书，然后高就国家官员的。苏阿姨是某大将军的长弟家的长女，湖南老家里还有七个八个穷困的弟弟妹妹什么的，每个都矮矮的，身高不足一米三一米四的。每过两年，苏阿姨的弟弟妹妹一类的，就会结伙来北京看姐姐，看大将军什么的，带来一包一包的辣椒竹笋之类的土特产。
姥姥和苏阿姨，苏阿姨老家的众多妹妹们，就都处得好朋友好亲戚一样的。原因很简单，当年那些淳朴的乡人们泥褪子们进了城，看见自己的同类，都是忍不住住感觉很亲密很近乎的。
苏阿姨和姥姥最初几年交好的原因之一，还因为，姥姥从某种程度，扮演了苏阿姨的心理医生的角色。
因为，一身戎装道貌岸然的汪冬坊叔叔，是当年远近有名的采花大盗。从他儿子的幼儿园老师，到小学的钢琴教师，甚至外院西屋守活寡和丈夫两地分居的陈涟儿的妈妈，都是他床上的俘虏。
那时候汪叔叔着样经常上报纸的上流社会成功人士，还没有酒店开房的物质条件，所以，经常性地，风流约会就是背着老婆，在我们里院小屋里面自家的木床上上演的。。。
为此，姥姥成为苏阿姨的精神医生，苏阿姨有了心病发现了头发什么的蛛丝马迹，就会三天两头地，在我家哭诉。
和那个时代很多的红色婚姻一样，我的爸爸妈妈在结婚前绝对衡量的是彼此的条件，没有多少现代意义的感情因素的。
估计他们婚前是没有花前月下的，可能彼此连手都没有碰过。我至今不得而之，因为父母对于他们当年的故事，是绝口不提的，陆陆续续，我都是从姥姥那里听来的。
他们婚姻中第一次不愉快，是发生在新婚之后不久。有天来了妈妈一小长大的最好的朋友，当年没有他们，我妈妈在北京根本没有落脚之处。爸爸竟然对人不礼貌，人家走的时候他连送都不送送，原因仅仅是，人家家庭是地主成分的。
而事实上，那位阿姨一直是我妈妈从小最好的朋友。她的地主爸爸是在五十年代末去世的，老家田地都冲公了，但是在北京还拥有一个小的四合院，五十年代末期才被没收的。
五十年代中我妈妈来北京念大学，最初就是在这个地主女儿的好友家落脚的。
但是，偏便隐瞒了自己家庭中农身份的爸爸，却不能人性地对待妈妈的这个好朋友。
不仅如此，爸爸也很冷淡地对待南屋的江薛夫妻，原因是，江叔叔的母亲，是旧上海的一个小商铺的老板。
总的来说，自己影子并不是很正，前途看起来一片美好的爸爸，时时刻刻非常革命地表现自己，哪怕是在自己家里，也随时端着革命家一样的大架子。也许我想，那和爸爸家庭出身家庭成员有严重问题，以及他亲自经历了57年反右斗争的残酷有关系。他的一个大学同窗了五年的好朋友，一个24岁的女孩子，因为一句多言，成为右派，被发配内蒙古草原几十年。
随时带着一个革命大大壳子，也许是爸爸哪个年代人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包括对同床共眠的妻子不能够说真言。而恰恰这些，多多少少，为文革初年我爸爸遭遇的没顶之灾，埋下了种子。
前面说的那次新婚后首次的不愉快,妈妈有两三天没有理睬爸爸。
这也是妈妈年轻时候，性格里面重要的一个特点，也就是说，妈妈不高兴的时候，从来没有和爸爸大吵大闹过，妈妈的武器，就是不理睬你。
我们小时候，也许见过几次这样的时候，也许小孩子的心思比较粗糙，对于爸爸妈妈之间半天一天的互补理睬，不会有什么感觉。妈妈从来没有对爸爸大声喝斥或者争吵过，爸爸也基本没有那样过分地对待过妈妈，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了。
因为院子里面夫妻揪扭在一起满床甚至满地打滚的，都有得看的呢！我的爸爸妈妈之间这样声平浪静的夫妻生活，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呢。
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了。。。
我三岁半了，所有我开始有了记忆的，童年的故事，都开始纷纷地在我们小院大院，在我们胡同，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地上演了。。。
原有的一切的祥和，安宁，和平静，都在那个时候，慢慢地，被打破了。。。
三四岁的时候，我记忆里最早的一次冒险，是和南屋大我半岁的江虹小姐姐，去一里外的，美术馆的树林子里面疯跑了一回，两家的大人，甚至全院的大人们都急坏了，到处跑着找我们。
东屋王阿姨65年生了儿子李升，苏阿姨生了老二女儿小霞。。。全里院这些小屁孩子，都归北屋七八岁的小六儿姐姐领导。她上小学了呀，在我们眼里，好了不得起好伟大呀！
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些亲切平和的空气，就都一夜之间消失了！
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里院突然涌进来了大批的满腔愤怒人群，塞满了整个里院的每个角落，红旗飘飘插在我们家房檐上，每个人都一脸严肃，动不动就挥动手臂喊声震天。。。张阿姨满身乱抖地带领小六儿姐姐，躲在我家屋里。
十二岁参加革命的老红军邵伯伯，突然变成反革命了，而且，当天，就被那些戴红袖章的人押走了。
邵伯伯的坏脾气，终于让他自己成为了最早的一批走资派。
而且，居然是对面东屋的李叔叔，在背后领导了这些最初斗抓邵伯伯的大规模行动吗？
很多年以后，层出不穷不断发生的邵李两家的斗嘴战争中，我们一家夹在两家要好的邻居之中两头为难，无所事从。李叔叔今年也是将近七十的老人了，因为两家一直密切，我离开中国以后，还一共见过他五六次。但是我从来没有勇气，提出这个当时让全院人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事实是，李叔叔的消消发迹，就是毫无痕迹地，从那几年开始了的。
邵伯伯几次被抓，几次又被放回来，有两三年甚至被停掉了工资。小六儿姐姐那时候好可怜呀，他们几个大哥哥大姐姐都停课，成了狗仔子，所有的孩子们都要四处去捡破烂拾煤球什么的。甚至我才五岁，就居然开始，经常性地，帮助小六姐姐捡破烂去了。
我的大妹妹是六六年生的，妈妈姥姥都顾不过来我，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半的个野孩子了。那年月，也没有什么人拐卖儿童的。
后来呢，大杂院的批斗会越来越多，经常会从这家那家扔出来高跟鞋旗袍什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