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癌斗争史 （下）

卤煮南北

我决定亲自研究一下甲状腺。先买了一堆医学书籍回家，又上网查，中文的，英文的，主要查.edu和.org的网站，可靠一些。幸亏认字，还懂点儿英文。经过几天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甲状腺是内分泌器官的一种，是有用的。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分泌的量必须恰到好处，多了少了都不行，都是病，多了叫甲亢，少了叫甲低，都会造成内分泌混乱。具体症状有消瘦、食欲亢进、心慌、怕热多汗、手抖、失眠、脾气急躁、不育、月经紊乱、性功能异常、眼球突出，等等。

我认识一位先生，得了甲亢，性情变得十分暴躁，回家经常揍儿子。后来动了手术。不料手术没动好，割多了，又成了甲低，看什么东西都是双的。从此儿子幸福多了：一巴掌打过去，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可以打着。

第二，甲状腺上可能长瘤子。瘤子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就是癌。如果得了癌，就要切除。切除后，要吃药，以补充甲状腺激素。药量要刚刚好，不然就会出现以上症状。所以，没有了甲状腺，每天都要吃药，就是残废了。

如果断了药，譬如说哪天走进罗布泊里，或内蒙古大草原上，被大风吹走了随身携带的药品，要么就死了，要么就要惊动无数有同情心的人，帮忙找药、送药，可能还要动用直升飞机，或者改动火车时刻表什么的。电影都是这么演的。

第三，甲状腺上长了瘤子，可以由以下几种方法判断是否是恶性的。

首先要看瘤子的数量。如果有多个瘤子，恶性的可能性小。如果只有一个，恶性的可能性大。我的甲状腺上有七八个小瘤子，良性的可能性大。其次要看有无症状。恶性肿瘤会伴随迅速消瘦，疼痛等症状。这些我都没有。再次要看瘤子是否迅速长大。

第四，至于治疗，有以下三种方案。

观察法：不做任何治疗。隔一段时间用彩超检查一下，观察瘤子长大的情况。甲状腺癌症是不会迅速扩散的，所以不会耽误时间。

穿刺活检：如果有症状，瘤子又比较大，可以用针刺瘤子，取出一些组织化验，确认是否是恶性的。穿刺可以与彩超同时进行，可以非常准确地刺到要检查的部位。张大夫说活检可能造成癌症转移是不对的。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癌细胞不是向日葵籽，葵花籽种在哪里，哪里就能长出向日葵。癌细胞却不会沾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长出一大片癌来。

手术：如果活检确认是恶性肿瘤，要手术切除。手术切除也不是要把甲状腺都割掉。人有两块甲状腺，左右各一。手术可以割掉某一边的一部分或全部，其余的留着，比完全切掉甲状腺好。

心中有了底，病就容易看了。我当然喜欢“观察法”方案，于是去了不同的医院，看了不同科的不同的大夫，请了不同的大夫做彩超。我到底要看看有没有人同意用观察法。

终于，有一个彩超大夫建议我用观察法。于是我就认准他是好医生，隔些日子就去他那里做一下彩超，观察一下瘤子。

在继续叙述看病过程之前，先说说医院的情况。

看了几个月的病，对医院了解了许多。医院里的医生有许多级别，从低往高有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副主任和主任医师叫专家。还有一种叫教授级专家，是最高级的，但不是职称，就是有时到医学院课堂上讲讲课的主任医师。门诊也有许多级别，有普通门诊、专家门诊，还有高级门诊，叫做特需门诊、高干门诊、外宾门诊什么的。虽然名称不一，但只要交钱，什么人都可以去高级门诊看病，不非得是高干、外宾，或真有“特需”。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不同级别医生的挂号费是不一样的，同一个医生在不同的门诊看病的挂号费也是不同的。高级门诊不但挂号费贵，检查、化验、拿药也都贵，贵好几倍。但是贵有贵的好处。高级门诊的环境好，就像我先前看到的一样。这里的大夫们态度和蔼，有耐心，比如普通门诊五分钟看一个病人，在这儿可以和一个病人聊半个钟头。看病可以打电话预约，不用排队。检查用的设备虽然与普通门诊共用，但也不用排队，由护士带着去加塞儿，享受正在排队的病人们愤怒的目光。

医生各有各的风格，有平易近人的，也有牛皮哄哄的；有用浅显的语言哄孩子般地解释病情的，也有用搀杂着洋文的语言不着边际地胡侃的。所有医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特别喜欢开药。我每次去看甲状腺，都顺便看些别的病，像头疼脑热一类的。每次医生都给我开一大堆药，开药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介绍各种新药，进口药，而且每次都能把我说动，自愿地去尝试世界医学的最新成果，以表示对自己身体的负责。下次再去看同样的病，再继续尝试其它的最新成果。

我还找到了一些省钱的办法。比如做彩超，一般情况下，要先挂号看门诊大夫，开一张彩超单，再去交彩超费和彩超医生费。等拿到结果，想让门诊大夫看看说几句，要重新挂号。后来我发现可以直接挂彩超医生的号，这医生也可以开彩超单，这样就可以省去一次门诊挂号费。

虽然我已经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了自己的病，但心中仍不踏实，终归我不是医生。于是又想起有一个朋友是大夫，一问才知她是一家医院的内科主任。我把我的各种检验单给她看，她又找她的同学们研究了一番。她和她的同学们都是治愈过无数疑难杂症，刨开过无数胸膛肚皮，锯掉过无数胳膊大腿的大牌医生。这就相当于一次大型专家会诊，最后的结论也是用观察法，说是等有了症状再说。

症状说来就来了。

一日感到胸闷，有些疼痛，咽喉也有些疼，食欲不振。我立刻想到了脖子上的瘤子，还有我抽烟的习惯。是不是得肺癌了？

赶快去医院。这回是李大夫，教授级专家。大夫检查得很仔细，在我的胸上又听又敲的，然后洗手，坐下准备开检查单子。我问，您是不是要让我去照个肺部的片子？他说，不是照X光片，是做CT。我问为什么，他说，CT比X光片要精确得多，也多花不了多少钱。我就同意了。大夫写着写着单子，忽然停下来，问，切厚点儿还是薄点儿？我一头雾水，问是什么意思。李大夫对我解释了好一会儿，大概的意思是X光是从人的正面看肺的立面图像，而CT是看与人体轴线垂直的肺的横截面的情况。切得薄一些可以多看几个截面。

我心中非常不高兴，说，如果您弄块羊肉放在桌子上，问我怎么切，我还能说出一二：涮着吃，切薄点儿；炒着吃，稍厚点儿；如果红烧，切几个大块儿就可以了。至于如何切我的肺，我确实不知道。切片儿的事得您说了算，您是大夫，我不是。

听了我的话，李大夫也不生气，开了一张单子让我去做CT。等结果出来了，上边写着：“肺部纹理清晰”，如婴儿一般。我急忙把结果拿去给李大夫看，他看了看说，切得不够薄，看不完全，也不能说明问题。我险些晕过去。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其一，看病这件事，西洋叫看医生。这里医生是一个人。病人有了病，看医生，把病交给了那个医生，于是这个病便成了那个医生的事情，那个医生就有责任把这个病弄清楚，治好。咱们这里，看病就是看病，病人永远拥有他自己的病。这里虽然有医生参与，但医生不是一个人，或者说医生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医生只是一个参谋，只是一个支招儿的，不负任何责任。当病人走出了诊室，医生便永远不必再去想那个病人了。病人不可以奢望医生会来分担自己的痛苦。当然有些医生特别好，追着病人把病治好。这是这些好医生的高尚品德，而不是他们的本分。因此病人在忍受着病痛的同时，还要努力分析自己的病情，做出各种决策。所以在咱们这里，病人必须先学会给自己看病，否则要想有效地治好病是不可能的。

其二，本来检查肺部拍个X光片就可以了，有没有阴影一目了然。非让我去做CT，只能看到几个不连续的横截面，各截面之间的部分被遗漏了。白做了一次检查，可能还要再去拍X光片。

其三，这是我后来在报纸上发现的。报上说应该尽量少做CT，因为做一次CT人受到的辐射量是拍一次X光片的一百多倍。这使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早年忆苦思甜的时候，有一本小册子。讲的是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在中国建了一座医院，叫协和医院。那里面有披着白大褂的豺狼。他们把许多中国人弄来做实验。其中有一个叫董小永的被他们用X光反复照脑袋，直到照死。小册子中有许多关于董小永所受痛苦的描述，还有一张董小永头骨的照片，头骨上有多处裂纹，花瓜似的。至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暂且不论，但是那个可怕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对放射线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这一次，我自己也被狠狠地照了一回。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医生朋友，不料遭到她的一顿训斥：你不要一点儿事就去医院，人家看你长得肥头大耳的，不宰你宰谁？

甲状腺瘤子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

这时已经是今年八月了。正好我到美国去出差，于是在波士顿约了一个专看甲状腺的医生。这个医生除了开诊所之外，还是哈佛医学院的副教授，按咱们这里的分类法属于教授级专家。

我把那一堆检查结果翻译给医生听，医生听了后好像有些紧张。她在我的脖子上捏了一阵子，问了一大些症状，又走到门外让一个护士打了好一阵电话，然后回来对我说：我还是不知道你的甲状腺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我要你做几项检查。明天，做彩超，验血，拍一个X光胸片---你不是说胸也有毛病吗？后天，做穿刺活检。这个项目做的人很多，预约时间早已安排满了，因为你要回国，所以特殊地插了进去。

第二天上午，做了各种检查。彩超做得非常仔细，检查了三十分钟，在国内都是十分钟以内。

下午，医生打来了电话说：我现在明白你的情况了。你的甲状腺上的有好几个瘤子，最大的只有十毫米，不用做穿刺活检了。最好六个月到一年以后再去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你的肺很好，什么毛病也没有。我听了后很高兴，百般感谢医生。

医生又说，有一件事我还是不明白。当初在任何症状也没有，用手也摸不到瘤子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去做彩超检查甲状腺呢？我说，那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年度体检，其中有这么一项。那医生还是不依不饶:普通体检里就没有这么一项。我只好向她解释，我们那个地方彩超机器特别多，闲着也是闲着。

至此，长达十个月的抗癌斗争暂时告一段落。我不由得想起一句古话：“子之所慎，斋、战、疾。”至理名言也。

2006年11月15日至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