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崔哥自曝，這些日子他凌晨還在燙手機，充足電池要跟牛逼閃閃的墮落知識分子和電影導演來記絕殺，不料誤擊豪門，引來豪門在電話裡邊哭邊跟崔哥復盤事情的來龍去脈，弄得稅務局，媒體和吃瓜群眾全都心跳加快，看熱鬧不嫌事大，收視率一路高漲。

實話實說，原罪是滾滾錢財。

說到底，人家的錢財，原也跟我們無關，“他富由他富，清風拂山崗”。但，看到人家賺錢，不費那個吹灰之力；而我等日夜奔命，並勞而無獲，妻兒老小也跟着備受社會的各種人設之罪，難免自怨自哀，怨天懟地，生出各種內傷和心魔，弄出各種抑鬱症狀，這就不是好玩的了。

如今說一個不為名不為利的醫學博士，他為了良善和真實的自己，搵食在灶台和工廠間，至今無怨無悔的樣子。

他的故事或許能讓我們的肝火降下來，讓內心平衡平衡，從而暫時放飛一下自我，忘卻這個世界喧譁煩躁的一面，享受一個清涼的夏夜。

話說二十年前，在北京一家大醫院當護士的琳達, 京居生活本是 歲月靜好，直到丈夫鐵了心，非要出國。

彼時，琳達丈夫是北京一家大型醫院的骨幹醫生。一家人在北京，房子分了，在京的生活和工作，“屬於不高不低的那種”，琳達說。

談到過去，琳達說他丈夫“死心眼”，“太老實，冒傻氣。” 收個病人家屬的紅包，他心不安，弄到晚上睡不好覺，非得給人家退回去。不僅折騰得病人家屬的心七上八下，疑竇叢生，唯恐醫生對loved ones操着手術刀心不在焉；也把收紅包的同事弄得特尷尬,內心一根筋埋怨就你龜兒子“偉光正”。

當時醫生收入不高，工作量又繁重，一般都有家庭要負擔，誰不想讓家庭和自己生活得揚眉吐氣。“換了我，就隨大流，為什麼不收呢？社會風氣又不是一個人能改的！”琳達的這番自問自答，顯得鏗鏘。

可他，偏不，枕頭風吹不動。

他的“不隨大流”“死腦筋”，難免引起同事戒心。以至醫院搞醫風醫德建設，院方收到一封號召大家拒收紅包的暢議信，他無端被人懷疑與此信有關，“損人利己”，為自己撈政治資本，人人心照不宣地自動為他掛鈎。儘管他說此信絕非他所為，私底下也是這麼跟琳達交心的，但終究發現自己一口難辨，開始處處被人提防，工作環境充滿客氣和疏遠，甚至是孤立，置他於”寡人之境“。

小氣候令人壓抑，不如離去。他因此決定赴日本留學，讀醫學博士，遠走高飛。

出國，意味着一家人舊有的生活軌道，需要拆掉，需要重新鋪設和組裝，需要動盪。

琳達帶着四歲的兒子，放棄了過去穩定的生活，“蕭規曹隨”，全家來到日本。

琳達先生從日本大學醫學博士畢業，因為在日本上小學的兒子，遭遇了被日本小朋友的各種排斥和刁難，琳達先生警覺出日本社會保守、外族不易融入和排外傾向嚴重，為了兒子將來計，決定移民加拿大。

來加後，琳達回爐護士學校讀書，最終重回老本行。

而琳達先生，因為英文、年齡和國外醫學學歷的不被認可，開始轉輾於工廠餐廳雜貨店之間。

就這樣在加拿大年復一年。生活從不為過去停留，哪怕是曾經有過的激情燃燒歲月。

琳達先生掙着一點聊以維生的工資，居然不言甘苦，不懟過去，不愁將來。

是否想過留學回國？日本醫學博士，國內應該大有用武之地。

他早就不想了，琳達說。“隨他吧，他自在就行，他受不了國內複雜的人際關係和社會風氣，還有各種攀比。”

“好在我們都上班，辛苦些，生活要求不高，還是過得去的”，琳達自我寬慰着。

有些人移民，或許為了詩與遠方；有些人移民，或許因緣際會，水到渠成；而有些人移民，卻是尋那“願得我所”之處。

即使放棄了職業的追求，迎來現實的巨大落差，琳達的先生始終守着心裡的一點點東西，在各種人設的羈絆里，做着真實的自己，哪怕勞碌在流水線上和煙火熏騰里。

在陰陽合同和一出出電影圈的歹戲之外，這種異國夜空下同胞的汗水和追求，是否讓人感受到這個夏天的夜晚，依然有一抹清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