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世界銀行在特定曆史背景下提出的這一概念的語義，“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許多國家在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將會進入經濟停滯期，出現貧富懸殊、環境惡化、社會動蕩等現象，最終長期徘徊在高收入國家的門檻之外。深究這個概念，可以發現其缺乏嚴謹的理論論證，存在不少“邏輯陷阱”。
　　一是“統計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國民總收入（GNI）這個單一指標來衡量發展水平，但GNI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國民生活質量、精神狀態等。從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國民幸福指數排名看，被視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的排名顯著高於法國、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屬於中低收入國家，但有關調查卻認為它是“全球最幸福國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調查顯示，在高收入的西方發達國家，對未來表示樂觀的國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在孟加拉、巴西、越南等發展中國家，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的國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瑪蒂亞·森、羅伯特·巴羅等著名經濟學家都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現象，並沒有經濟學方法論支撐，因而相當片面。
　　二是“對照陷阱”。“中等收入”標准往往是與美國對照、用美元衡量得出的。比如，按美國經濟學家胡永泰的說法，人均國民總收入是美國水平55%以上的國家為“高收入國家”，相當於美國水平20%—55%的為“中等收入國家”，是美國水平20%以下的為“低收入國家”。通行的中等收入標准是按照彙率法計算、用美元衡量的，例如，人均國民總收入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間的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這樣的對照和衡量方法有失偏頗，並不能全面反映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三是“曆史陷阱”。目前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觀察，主要局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1世紀初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許多發展中國家剛剛實現獨立，處於現代國家成長的初級階段與發展探索期，難免會有不少國家走彎路。因此，不能過早地對這些國家蓋棺定論，認定其會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實，能否盡快跨過“中等收入”這道坎，關鍵在於能否保持持續發展的勢頭。而且，成為高收入國家也並不代表著未來就會高枕無憂。目前，有的高收入國家已經陷入低增長困境，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徘徊不前。因此，需要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等收入陷阱”。對當下的中國來說，如何營造有利於平穩健康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才是更有意義的討論話題。
　　中國不會重蹈一些拉美國家覆轍
　　在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中，一些拉美國家常常被視為典型案例。這些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後所暴露出的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開發、科學技術落後、貧富差距懸殊，既無法與低收入國家競爭，也難以縮小與高收入國家的差距。而觀察中國不難發現，我們早已吸取一些拉美國家發展中的教訓，不僅沒有走上拉美國家的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的新路，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大力轉變發展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綠色發展，是我國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生動體現。近年來，我國綠色金融蓬勃發展。具體而言，綠色金融通過信貸、債券、基金、保險等工具和政策，將資金引導到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築等項目中。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已經對綠色投資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正在加快建立。
　　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些拉美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由於政府公共職能缺失，導致城市化進程與工業化發展水平不相適應，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卻找不到工作，出現了許多貧民窟，引發了很多社會矛盾。相比之下，我國的城鎮化始終在有序推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優化城鎮布局，努力創造更多城鎮就業崗位，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加速形成。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切實措施提高城鄉居民衣、食、住、行水平，並且實施精准扶貧、精准脫貧，到2020年將使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這一系列舉措極大提升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