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这既是美国现代战略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美国未来一个时期全球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特点的描述，值得我们重视。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安全方面的双重压力，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整体安全态势一度有所好转。但随着美国建立世界帝国战略的实施、重拾冷战思维，以及中国的快速发展“脱出”了美国对中国的“设计”轨道，因此，美国战略东移，妄图围堵中国。世界政治格局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安全形势整体上又陷入了复杂而严峻的状态之中。

　　今天，在中国沿海，几乎集结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海陆空天兵器，各类针对中国的战争预演从太平洋一直延展到印度洋。就在外部战鼓擂响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上也连续发生多起围攻军人和爱国人士、曲解国家政策，甚至造谣煽动、误导公众的网络事件。由于国内大型门户网站几乎全部有外资背景，其网络动员能力巨大，甚至可以任意制造舆论并以此绑架民意。近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虽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网络执法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网络空间、打击了美国“第五纵队”的嚣张气焰和隐藏在互联网中的不法分子，但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文化搏杀、思想争夺，网络大战虽无硝烟炮火，但一样惊天动地、惊心动魄，其对中国安全领域的威胁也将日益凸显。

　　联想到20年前，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和近400万大军的苏联军队，被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的信息思想战彻底侵蚀、肢解的场景；联想到不久前，被“推特”（Twitter）轻易“推”倒的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等国，国家政权倾覆始于思想瓦解，网络时代“政权一夜垮台”的事实，都让人不寒而栗。正所谓“静水流深”，中国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引发境外“非民间力量”大举进行网络攻击等，已经让这种新形态战争初露端倪。而美国总统候选人洪博培试图依靠几亿中国手机用户和网民“扳倒中国”的公开演说，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新型“第五纵队”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关注点。

　　二战以后，美国几乎每一次战略转移都包含着一场由新技术应用引发的世界军事革命，冷战是核武器，海湾战争是信息化。此次，美国战略东移包含着的是由网络技术引发的网电空间战和信息思想战的混合物。前者被局限在传统军事领域，而后者隐然成形的战争形态则突破了一般的军事概念。当中国人开始重视并认真打量这个逼近眼前的对手和威胁的时候，战争的模样已经似是而非：看起来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轮廓还在，但实际上真正发生着的却是信息思想战。这是一种似曾相识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中国人清清楚楚地看到眼前躺着苏联和中东列国的“尸体”，但一些人就是不肯相信中国可能会遭遇同样的“战争”。

　　毋庸置疑，这的确是当今中国面临的真正的“现代”战争，而且这种战争正在不分昼夜地进行着。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还在准备着飞机对飞机、航母对航母，甚至卫星对卫星、导弹对导弹的战争。当然，这也是必须准备且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当前情况下，从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角度而言，只准备此类金属武器的战争，有可能会像“马其诺防线”里的法国军人，手握枪炮，却没有等到德军坦克出现在阵地的正前方。因为，战争理念的落后与不对称，有可能在你一闪念间，原本固若金汤的阵地后方早已燃起了“熊熊烈焰”。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往往导致“后院失火”“不攻自破”，苏联的解体便是前车之鉴！

    苏联的解体和中东、北非事变表明，新战争的确已经来临。这不仅是一个需要新技术的时代，还是一个需要新思维的时代。当互联网技术出现，战争不仅从此将进入“无名将”时代，而且与传统战争相比，战争平台和战役、战术的概念都将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原本泾渭分明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概念，则可能混合成为一个力量综合体。国防的界线早已被突破，战争已经超越军队和军事层面，省略肉体血战阶段，直取对方的人心意志……

　　二战后，美国国家战略已经根据时代的最新特点，从军事帝国主义转向经济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对苏冷战胜利之后，又在中东进行了文化帝国主义和军事帝国主义配合使用的实验。现在，美国将这三种帝国主义战略同时用于对中国的立体夹击。也就是说，中国不仅面临着“五维一体”的物理空间的威胁，还面临着超物理空间的社会和心理空间的全方位合击。对此，只从纯军事层面强调国防意识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安全现实。中国的经济需要抓住新型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技术特征布局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需要从抵御入侵、捍卫族群特征的角度重建、振兴，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一种政党政治教育，而应是国家和民族安全的重心。中国的军事，因此也已成为一个具有许多新内涵的大安全概念。

　　在这个时候，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话听起来就如暮鼓晨钟了：“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因此，我们也理解了伟大的毛泽东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跨时代意义。

　　由于网络把世界事实上组织在一起，世界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和政治理念、不同价值观念对某一个国家传统意识形态的冲击，已远远大于对一个国家领土、领空、领海的直接武力威胁。换言之，在政治安全领域，远比一般性国防安全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更严峻、更复杂。因此，加强“心防”，就成为国防建设的第一要务。

　　习主席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性强调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安全方面的双重压力，需要有两支专门的抵御力量去支撑和化解。对于外部的军事威胁，中国已有完备的军事体系，足以应对；而在“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我们尚需从思想认识、理论研究等初始阶段，尽快着手锁定主要威胁，有的放矢地构建防控力量体系。

　　威胁中国“内部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代理人即新型“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是国际政治学界一个通称的俗语，用来描述那些隐藏在敌人（国）后方的内应力量。他们不属于正规军队编制，但却起着远比正规军队更大、更广泛的破坏作用。他们也不是一般性间谍，中性地说他们是敌方政治思想盟军更贴切些，其受害母国一般称其为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

“第五纵队”一词来自西班牙内战时期。佛朗哥的一位将领率领四个纵队的法西斯军队，进攻共和军控制的首都马德里。战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该将领说他会用四个纵队围城，但另外还有一个潜伏在城内的纵队会做内应。从此，“第五纵队”就作为敌后内应力量的总称流传开来。希特勒非常钟爱使用“第五纵队”。从二战前期几次不流血的征服，到二战全面爆发后对众多国家的大规模入侵，德军每次行动几乎都能得到不同国家内部支持纳粹的“第五纵队”协助。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是德国“第五纵队”的直接培育者和指挥者。他认为，就算在对手内部不存在这股力量或力量很小，也要虚张声势，造成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第五纵队”的假象，以扰乱对手阵脚。

　　其实，二战中德国内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纳粹势力，但同盟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及时加以利用，而是把过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支援沦陷区游击队的工作上，因此，错过了好几次可以缩短二战进程的良机。

　　二战后，美国对国际政治的本质有了全新认识，其世界观和战略理论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形成以经济、文化力量为主，以军事力量为辅的征服形式。这是冷战的根本原因，也是二战后近70年，世界没有发生以军事对决形式为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而实际上，以苏联被解体、东欧和中东社会发生根本性政治剧变为标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当前，美国的战略东移和对中国的战略围堵，是以网络为主战场，以心理战和思想战为主战样式，以传统军事力量为佯攻和辅攻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它与解体苏联和里应外合解决中东国家的样式，从战略上说有类似之处，但在技术手法上又有所不同，主要是依据中国的特点，更加重视各类反政府、反华势力组成的“第五纵队”的思想文攻和舆论围攻，借助美资控制的中国互联网舆论和经济平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争夺人心和经济控制权，伺机策动社会动荡，挑起民族内斗，最后以武力介入的方式，完成其征服中国的战略目的。

　　伴随着美国的战略东移，我们绝不能只看到其人员、装备、基地的东移，更要看到其隐蔽战线的重心东移。现在，我国整个信息产业几乎全部被美国控制，从高校到互联网的主流舆论声音也不时被美国的思想同盟军操纵。美资控制的一些经济网站，已经基本具备控制中国金融和销售市场的实力。美国在朝鲜半岛、日本和南海地区施加的压力更像是明修栈道、声东击西；而其利用互联网的压倒性优势，培养“第五纵队”，对中国进行无声无息、无休无止、无时无刻的进攻，才是暗度陈仓、釜底抽薪！

　　美国现在借助互联网优势，正在对中国展开全面战略进攻，“第五纵队”在中共十八大后以近乎总攻的姿态，一边展开宪政攻击，一边疯狂制造网络谣言，绞杀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保卫者。

　　美国在互联网方面对于中国的优势，远远超过核武器和信息化军事体系的优势。在这样的新型战争面前，中国的核武库、中国庞大的常备军将无用武之地，有劲也使不出来。苏联解体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新时代的新战争模式下，网络舆论思想战远比军队之间的任何作战样式都现实。“第五纵队”通过他们的言行，利用强大的互联网优势，每时每刻都在把中国的一些青年变成他们的“ 媒体战士”，并进一步将其塑造为下一步社会动乱的主力。如埃及那样的“傻子革命”的炮灰。“第五纵队”的威胁，已经超过美国的核武器和美国的传统军事威胁，成为中国政治安全领域的心腹之患。

　　美国的文化帝国战略和对“第五纵队”的战略性重视

　　因为长时间的隔岸观火，美国从双方的整体性国家对抗中发现了不少战略秘密，并通过一个叫摩根索的德裔美国学者深刻地揭示出来：

1.普世价值不存在。摩根索认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国际政治领域从来就不存在，它只是强国用来美化自身、控制对手的策略。

2.国际法、跨国经济合作靠不住。和虚假的普世价值不同，国际法、经济合作是真实存在的，但都靠不住。国际法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真正的世界警察和世界军队，所以，国际法的裁决无法落实，最终沦为强者的游戏。至于经济合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战前的英德，二战前的日美，经济合作和相互依赖程度非常深，但丝毫不妨碍二者刺刀见红，拼个你死我活。

3.帝国主义正在由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过渡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是最隐蔽、最持久、最有效的帝国主义形式。

4.普世化的民族主义最可怕。就像前面所说的，摩根索不相信有普世价值，但很多国家在标榜自己代表普世价值。摩根索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普世化的民族主义更具有攻击性和欺骗性，是未来国际社会中的重大隐患。

　　因此，摩根索提议美国必须有自己的文化战略和“第五纵队”，要严防被别国鼓吹的普世价值所欺骗、蛊惑，但要不停用美国版的普世价值去迷惑和欺骗别的国家。

　　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崛起为世界性帝国，和苏联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霸战。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美苏两大阵营的庞大常备军虽跃跃欲试，但谁都不敢先跨第一步、打第一枪，只能通过代理人“推推搡搡”。谁都知道，核国家间的战争必将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战争和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在这个前提下，核大国之间的战略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都十分尚武的美苏，在争霸中选择冷战模式的根本原因。

　　于是乎，双方情报系统则大显身手，中情局和克格勃不相上下，除了基本的暗杀、窃密之外，双方博弈的重点就是煽动对方阵营国家的社会动乱，在对方政府内扶持自己的力量，推翻自己不喜欢的政府，做的其实都是操纵“第五纵队”的事情。不同的是，美国有着清晰的理论做指导，而苏联则没有。

　　摩根索针对冷战的新形势指出，在后殖民时代，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存在先天缺陷，可供“第五纵队”进行渗透。美苏中三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取决于谁能更有效地渗透、颠覆、控制最多的新生国家。这个研究成果很快引起了美国官方和学界的重视，他编写的《国家间政治》一书也成为风行美国高校数十年不衰的黄金教科书，为美国国务院、五角大楼、中情局、兰德公司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力量。

　　核战争烟幕下的心理战争：美国经略的“第五纵队”是打垮苏联的主力军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苏对峙态势初现。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参加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办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民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杜勒斯说：“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民族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中的真实感人故事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在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的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1947年，美国冷战教父乔治·凯南的那篇著名的8000字长电报《苏联行为探源》，堪称是美国战后对外战略的“奠基石”。凯南敏锐地发现，苏联高层的政治权力移交并不稳固。他在电报中说：“一种巨大的不确定因素给苏联的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那就是把权力从某个人或一批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批人手中的难以预测的局面。”当政治权力从列宁转移到斯大林手中后，斯大林用了12年时间才巩固这次权力转移的成果，为此，苏联“牺牲了几百万人的生命，动摇了国家的基础，余震波及整个国际革命运动，对克里姆林宫本身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可以想见，类似的不稳定以后还会周期性出现，而每一次动荡都是美国的机会。

　　苏联后来的历史印证了凯南的判断，苏联最高权力转移一再出现“难以预测的局面”，先是出了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后来是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美国则趁机利用这些人大作文章，最终将苏联肢解。

　　凯南还注重观察和研究苏联政党和民间的问题。他说：“必须作出以下推论，即使是在一个像共产党那么纪律严格的组织里，在新近加入这个党的人和一班自我延期、盘踞高位的少数人（这些新党员绝大多数跟他们从未见过面、谈过话，不可能建立政治上的亲密关系）之间，在年龄、观点和兴趣方面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一旦分裂因素侵入了党的肌体并使之陷入瘫痪状态，俄国社会的动乱和弱点就会以难以想象的形式暴露出来。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苏联政权只不过是掩藏着一大群乌合之众的空壳。最终的结果是，一旦发生任何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么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由最强变成最弱、最可怜的国家之一。”在此基础上，凯南明确建议，美国不应坐以待变，而是要主动地影响苏联国内的发展，美国必须给全世界民众造成这样的印象，美国的体制是成功的、有活力的，借此来打击共产主义支持者的热情和希望。

　　美国在摩根索理论的基础上，完全采纳了凯南和杜勒斯的主张，制定了分化中苏同盟，肢解社会主义阵营，进而渗透苏联，实施“第五纵队”颠覆行动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