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7月15日，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获任命为重庆市委书记，而十八届政治局委员孙政才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报道并未对孙政才的未来去向给予任何的表述。 英国BBC中文网称，“孙政才政治去向未明”。舆论注意到，在中国官方新闻稿中，并没有提及孙“另有任用”，也没有交代他去向——这在中国大陆官场中极为罕见。 政治观察人士认为，孙政才“政治去向未明”的另一种解读，可视为其在中国官场政治中或许式微的强烈征兆。孙政才一度被视为中共的政治新星，而与孙政才一起被舆论归为“政治新星”行列的还有黑龙江省省长陆昊等人——十九大前，这些政治新星不再受到追捧，凸显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人事选拔方面，不“唯年轻化”原则愈发明显。 不“唯年轻化” 卸任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的“政治去向”却突然成谜——这恐怕是舆论对这个“60后”的政治新星仕途做出各种猜想的肇因。 出生于1963年的孙政才仕途一直顺风顺水。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孙政才都以“政治新星”强劲势头到达同龄人的政治顶点。 1997年，孙政才从中国农业大学调任中共北京顺义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开启从政之路。2002年，时年39岁当选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任市委秘书长、兼市直机关工委书记。 2006年12月，经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名，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部部长，时年43岁的孙政才是当时温家宝内阁中最年轻的部长。 2012年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与同龄的胡春华一同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1月20日，接替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德江，兼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美国《纽约时报》在2012年报道称，如果胡春华和孙政才都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成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们将在2022年竞争中国的两个最高职务（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赢得这两个职务意味着，他和胡春华都有可能是中共第六代领导人的接班人。 然而，在7月15日中国官媒的报道中，孙政才不再兼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由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接任。日媒共同社援引香港媒体等多处消息称，“这位曾被视为第六代接班人之一的‘政治明星’很有可能已经失势”。 分析指，提到中共十八大以来，“失势”的“政治明星”显然不止是孙政才——黑龙江省省长陆昊也在其中。 201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外宣布，黑龙江省省长陆昊调任中国国家文化部党组书记，免去雒树刚党组书记职务，改任党组成员。舆论认为，这意味陆昊将重返北京，接掌文化部，预料在2018年3月新一任中国政府内阁换届时，接替雒树刚任文化部长。 政治观察人士指，1967年出生的陆昊，一度被视为团派官员中“最亮的新星”。不过在2017年4月的一轮人事调整中，他在由省长向省委书记“进阶”的过程间颇为失意——原河北省长张庆伟升任黑龙江省委书记，而陆昊并未能成功走上省委书记的职位。这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显然是“大不同”。 舆论普遍认为，陆昊2013年空降黑龙江后，其仕途原本有更多的想像空间，快速上升几乎是所有方面的共识，不过面对中国东北经济“寒冬”，陆昊主政黑龙江期间政绩平平，而发生在2016年“两会”间的龙煤欠薪事件，更被指极大消解了陆昊政治新星的光环。 2016年3月，陆昊在中国全国“两会”上声称当地最大的龙煤集团没有欠薪，话音刚落，数以万计龙煤集团工人及家属上街抗议，陆昊之后承认失言。 有评论指，在“60后”政治明星开始“失势”时，“70后”的政治明星亦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中共最年轻的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70后”刘剑，曾被认为是未来的政坛黑马，今年6月底被免去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职务，他任现职不过4个月，去向受人关注。 据新疆党建网“昆仑网”消息称，“6月30日，新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干部一处披露近期干部任免，刘剑被免去新疆民政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职务。”刘剑生于1970年，在2012年的十八大上，时年42岁的他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十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唯一的“70后”。 香港《明报》称，当新疆自治区党委2013年2月宣布他不再担任哈密市委书记时，称其“另有任用”，但这次免职通报并未称“另有任用”。媒体指，刘剑成为一个无官一身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按照中国传统语言的表述是——闲赋状态，仕途是好是坏，仍有待观察。 1980年，中国时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现那些在政治运动中重新被“解放”的中共官员的年龄普遍较大了，遂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要求。1982年12月在中共十二大上，对于“干部年轻化”的要求还被写入了会议通过的新党章。 分析认为，中共十八大后，人事选拔不“唯年轻化”原则凸显，这与中共重新厘清官员的选拔、评定标准有关——中共称，“选人用人标准中有一大天条：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不“唯年轻化”被认为是一种用人观上的进步。 省部级：审视官员的“放大器” 观察人士指，从“60后”的孙政才到陆昊，再到“70后”的刘剑，检视这些“政治明星”的个人履历——优点很明显，不过这些官员在仕途上，“省部级”这个级别成了“放大器”，优缺点一览无余。 孙政才在2017年2月曾遭到中共中央巡视组的批评，认为重庆有“带病提拔”现象，肃清“薄王余毒”不力。孙政才随后公开表示“全面彻底清除薄王思想遗毒”。舆论认为，这与孙政才的过往仕途相比，已经是“反常”现象的征兆了。 此前，在温家宝内阁期间，孙政才曾对媒体强调说，自己对中国农村是有感情的。而在重庆任职的5年时间里，中共高层对孙政才的政绩并不满意。 分析指，陆昊在2016年中国全国两会的“龙煤欠薪事件”中，过于轻率的政治行为让中共高层十分尴尬，这也表明，“干部年轻化”的另一面是政治层面的“不稳重”，这恰恰是中共政党内部最为忌讳的部分。 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官员的仕途升迁过程中，“省部级”这个级别具有“放大器”的效用，“年轻”官员在位高权重的状况下，或有“得志猖狂”、“不稳重”等问题凸显——这恐怕就是年轻官员自身的问题所在，而中共之前的“老人政治”的传统并未完全丢弃掉，“政治老人”在话语体系中的作用仍然存在并且相当完备，他们对不同“代际”的官员点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政治考察”的效用，这些都对“政治明星”的后来者具有警示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