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2年薄熙来事件发生以来，重庆市的重要人事变动，总会引来世人关注。近日重庆市前市委书记孙政才去职，仕途成谜，贵州省前省委书记陈敏尔接任，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和持续猜测。

在中国近十年来，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前，存在着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争论，可以看作是中共内部执政思路之争在地方的具体实践。当时的两地“一把手”曾经隔空对话，展开了有关“蛋糕论”的著名争论。

重庆的薄熙来认为要在做好“分蛋糕”的基础上“做大蛋糕”，而广东省的汪洋认为要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二者似乎各有道理，也都存在不同的问题。

如果从思想路线上看，一个代表着公平优先，另一个代表着效率优先。

孙政才落马 重庆会走怎样的路(图源：Getty)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渐进地往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成了一些体制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导致经济和社会畸形化发展，积累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多。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冲突集聚，社会危机高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0年前后，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形成共识。但如何推进改革，存在两种不同的选择。

一种是偏“左”的思想路线，主要强调平等的理念。现实社会中普遍的贫富两极分化，低层民众的生活困难和强烈不满，人们对社会平等的诉求越来越强烈。重庆模式的出台，正是顺应了这种社会心理。

重庆模式针对现实中存在的两极分化，低层民众的生活困难提出了一些改善民生问题的方案，比如住房保障改革等。

但重庆模式存在着弊端也有目共睹，如政府权力的滥用、寻租问题，破坏法治、打压民企的做法，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治。

依靠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虽然简单直接，迎合了民众对平等的渴求，但因为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造成了对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侵犯。

第二种是偏“右”的思想路线，还是强调要以效率优先，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广东模式较多地是延续了这条改革思路。2011年7月，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的讲话说，“做大蛋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这个说法不乏道理。要知道，今日中国固然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固然有北上广深这样的国际化都市，固然有每年遍及世界的旅游团，但这些只是中国的一个面向，甚至还不是最主要的面向。

因为在这个面向的背后，中国还有大量落户的乡村，还有数亿为生活苦苦挣扎的穷人。所以对于当前中国来说，发展才是负责任的态度，将蛋糕做大无疑也是执政者的重要责任。

不过反过来讲，分配同样十分重要。因为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然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越来越渴望公平。

以此逻辑来审视广东模式的话，会发现广东模式本身并无问题，但考虑到中国公权力缺乏制约的现实，“把蛋糕做大”有可能会造成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拉大贫富差距，让普通人难以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陈敏尔主政重庆 如何走出一条兼顾公平和发展的新路受到期待(图源：VCG)

陈敏尔的贵州模式

习近平自上台以来曾明确要求中止中共发展路线的左右之争，坚持超越左右的新发展道路。

2015年6月，习近平到贵州调研时对陈敏尔嘱托：“要努力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

陈敏尔在表述贵州的发展道路时说，既要不断把“蛋糕”做大，又要不断把做大的“蛋糕”分好，实现有温度、可持续的发展，后来这被媒体总结为“贵州模式”。

陈敏尔主政贵州的一系列动作，都围绕这一路线来走，精准扶贫、五个全面、教育、基建、生态、旅游、互联网+……各个领域步步推进，在经济和民生上都取得了不俗成绩。

陈敏尔探索的贵州模式可以看作是习近平改革路线的最新实践成果。正如多维新闻《仕途看涨 陈敏尔主政重庆的一步好棋》中分析的，陈敏尔入主重庆，显然是要在重庆更好地实践习近平的改革路线。

当贵州模式遇到曾受薄熙来影响的重庆，能否实现预期的效果，就要看陈敏尔接下来的表现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对于重庆的希望，肯定是一条超越左右，兼顾公平和发展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