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2年薄熙來事件發生以來，重慶市的重要人事變動，總會引來世人關注。近日重慶市前市委書記孫政才去職，仕途成謎，貴州省前省委書記陳敏爾接任，引起了輿論廣泛關注和持續猜測。

在中國近十年來，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以前，存在着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的爭論，可以看作是中共內部執政思路之爭在地方的具體實踐。當時的兩地“一把手”曾經隔空對話，展開了有關“蛋糕論”的著名爭論。

重慶的薄熙來認為要在做好“分蛋糕”的基礎上“做大蛋糕”，而廣東省的汪洋認為要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二者似乎各有道理，也都存在不同的問題。

如果從思想路線上看，一個代表着公平優先，另一個代表着效率優先。

孫政才落馬 重慶會走怎樣的路(圖源：Getty)

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漸進地往市場經濟體制轉軌。但進入21世紀，隨着經濟的發展，生成了一些體制性的既得利益集團，導致經濟和社會畸形化發展，積累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多。貧富兩極分化，社會衝突集聚，社會危機高企。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2010年前後，社會上要求改革的呼聲高漲，形成共識。但如何推進改革，存在兩種不同的選擇。

一種是偏“左”的思想路線，主要強調平等的理念。現實社會中普遍的貧富兩極分化，低層民眾的生活困難和強烈不滿，人們對社會平等的訴求越來越強烈。重慶模式的出台，正是順應了這種社會心理。

重慶模式針對現實中存在的兩極分化，低層民眾的生活困難提出了一些改善民生問題的方案，比如住房保障改革等。

但重慶模式存在着弊端也有目共睹，如政府權力的濫用、尋租問題，破壞法治、打壓民企的做法，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治。

依靠政治權力對社會財富進行分配，雖然簡單直接，迎合了民眾對平等的渴求，但因為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造成了對公民財產權和人身權的侵犯。

第二種是偏“右”的思想路線，還是強調要以效率優先，以經濟發展為中心。

廣東模式較多地是延續了這條改革思路。2011年7月，汪洋在廣東省委十屆九次全會上的講話說，“做大蛋糕仍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說分蛋糕不是重點工作，做蛋糕是重點。”

這個說法不乏道理。要知道，今日中國固然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固然有北上廣深這樣的國際化都市，固然有每年遍及世界的旅遊團，但這些只是中國的一個面向，甚至還不是最主要的面向。

因為在這個面向的背後，中國還有大量落戶的鄉村，還有數億為生活苦苦掙扎的窮人。所以對於當前中國來說，發展才是負責任的態度，將蛋糕做大無疑也是執政者的重要責任。

不過反過來講，分配同樣十分重要。因為經過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發展，中國已然是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生活於其中的人們，越來越渴望公平。

以此邏輯來審視廣東模式的話，會發現廣東模式本身並無問題，但考慮到中國公權力缺乏制約的現實，“把蛋糕做大”有可能會造成實際經濟運行過程中拉大貧富差距，讓普通人難以共享經濟發展成果。

陳敏爾主政重慶 如何走出一條兼顧公平和發展的新路受到期待(圖源：VCG)

陳敏爾的貴州模式

習近平自上台以來曾明確要求中止中共發展路線的左右之爭，堅持超越左右的新發展道路。

2015年6月，習近平到貴州調研時對陳敏爾囑託：“要努力走出一條有別於東部、不同於西部其他省份的發展新路”。

陳敏爾在表述貴州的發展道路時說，既要不斷把“蛋糕”做大，又要不斷把做大的“蛋糕”分好，實現有溫度、可持續的發展，後來這被媒體總結為“貴州模式”。

陳敏爾主政貴州的一系列動作，都圍繞這一路線來走，精準扶貧、五個全面、教育、基建、生態、旅遊、互聯網+……各個領域步步推進，在經濟和民生上都取得了不俗成績。

陳敏爾探索的貴州模式可以看作是習近平改革路線的最新實踐成果。正如多維新聞《仕途看漲 陳敏爾主政重慶的一步好棋》中分析的，陳敏爾入主重慶，顯然是要在重慶更好地實踐習近平的改革路線。

當貴州模式遇到曾受薄熙來影響的重慶，能否實現預期的效果，就要看陳敏爾接下來的表現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對於重慶的希望，肯定是一條超越左右，兼顧公平和發展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