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阴影 （八）父亲被遣送下乡

1970年初夏的一天，灾难降临了，我家头顶上的那片天突然“塌”下来了！

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的父亲扛着大大的行李，背包摞伞的由两个人押送着回到了我们农村的家。父亲被革委会定为“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及反动技术权威”而被开除了铁路的路籍，并遣送去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十里暴土扬长的旱路，背的挎的扛的，大行李包括棉被，厚厚的褥子，枕头还有一些自己的个人用品书本等等，是怎么弄回来的？空手走十里路都累，何况带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不扔掉大行李，只带重要的少量的东西回来？路上总能遇上大马车的，为什么不搭车回来呢？那两个押送的就不能搭把手帮帮忙拿点小件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进了屋，那两个人说走累了，又渴又饿，让我母亲给做了两大碗面条涡鸡蛋，然后又押着我父亲去大队部报到了。他们出示了铁路革委会开除我父亲路籍的证明信，还有“判决定罪”的证明信，以及请求贫下中农监督管制改造的信等。 

父亲尽管一天没吃没喝，忍负重担艰难跋涉，为了安慰我们的不安心里，还是笑呵呵的对我们说：“我自由了，从此不用蹲牛棚了，我解放了，可以和你们天天在一起啦！” 当我们问起为什么不扔掉行李，父亲说好好的丢掉了可惜，再说，我是扛一会儿，拖拉一会儿，累了在歇一会儿。诚实的父亲撒了个大谎，直到有一天，屯子里一位车老把儿对我母亲说起那天在路上遇见我父亲并要父亲上车，可是两个押送者说：“这个人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不能让他污染贫下中农的马车！” 后来父亲承认，本来已经把大行李仍在了路旁的田边，但是那两个人又命令父亲取回来，说这是对反革命的惩罚，让父亲遭点应该受的罪！ 

父亲突然被遣送回来，令我们惊慌失措，我们一下子都懵了！人人都说铁路的工作是铁饭碗，父亲学的是铁路水利桥梁设计，二十多岁就在伪满新京铁路任给排水段的段长。一辈子把知识贡献给中国铁路建设的父亲，如今铁饭碗没有了，一个知识分子从此能端起这泥饭碗吗？ 父亲有能力用泥饭碗养家吗？ 当年父亲考大学时，我的太爷（曾祖父），父亲的爷爷，听说有一肚子的墨水，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学究，曾在道德会讲学，还有我的爷爷，父亲的父亲，也是以教书为生，是师范院校的校长，二位长辈都劝父亲考文科，毕业后当老师，老师的职业是永远不会失业的。可是年轻且接受了新思想的父亲坚持考了工科，励志当铁道工程师。爷爷和太爷都说：铁路修完了，你也就失业了！此话灵也！中国铁路从晚清修建第一条线开始经过民国，包括满洲时期加上共产党十七年的建设。 如果把1865年，英国商人Durand自資修建的0.5公里長的一小段“展览铁路”也算上，那就差不多是百年铁路史！全国铁路网基本形成，工程师没用啦，“磨”都卸了还留着“驴” 嘎哈（干什么）用呀！

父亲的农民改造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在那个年代，人们把一介书生，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有文化的人群统称为“臭老九”。队里的社员们认为“反革命”是罪人，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而现行是知识分子。农民对“臭老九”却还是有几分敬意的，因为那是指文化水平很高的人，当地的老乡称之为有“文化水儿”，一般的“文化水儿”还不够级别称“臭老九”呢，越臭越说明“文化水儿”越多，所以队里的社员们都善意的叫我父亲“臭老九”。 

干农活，尤其是与队里的社员干一样的农活，对父亲来说是太难了。“五、七干校”的那段经历与真正农村的农活相比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朱队长尽可能的给父亲派最简单最轻松的活计，比如：踩格子，就是跟在点种子的人后面走，把土踩实；背个喷雾器喷洒农药；除草、割地的时候，别人拿六根垄，父亲拿两根垄。父亲非常努力的去学，认真的去做，不嫌脏也不怕累，可就是不如一个“小半拉子”劳力。我们那里的“大办拉子”给计2/3的工分，“小半拉子”只计一半的工分，父亲虽然没干“小半拉子”那么多的活儿，但还是按照“大半拉子”计工分。好在，大家都能理解“臭老九”是半路出家的“新农民”，所以没有人催父亲快点儿干活，也没有人和父亲比工分，就是有也会被队长给骂回去。当然，父亲也不肯接受多给的工分，但在队长坚持下，父亲就多做些其它的力所能及的事来补偿，记账，打扫队部的卫生等等。 

父亲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胆子也小，特别害怕大队的民兵，其中有几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也是民兵，他们经常找黑五类的麻烦，借点理由就会打人的。有一天晚上，父亲从队里开会回来，天已经黑了，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巡逻的二流子民兵，他们手里拎着大棒子，拦住了父亲问：

“站住！你是什么人？”

--- “我是一队社员” 父亲吓的声音都变了。 

“别逗了，俺这旮瘩哪有你这样文明口音儿的社员，老实说，你到底是谁？”他们边说边挥舞着手中的大棒子。

--- “我是下放户老王家的，刚开完会回来，你们想干什么？” 父亲的双腿已经被吓得发抖了，这一棒子抡下去就会要了命的呀！

“啊，你就说是下放户不就行了吗，还社员，你算个屁社员， 会种地吗？行啦，好好改造吧，赶紧回家吧！”

还好，他们对下放户还是比较客气的，因为他们明白，一是可能呆不长，二是不知来头有多大。多数下放的人原来都是当官的，所以，他们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那个年头，黑五类被打纯属于白打，活该，没地方告，没地方说理。这是真的，因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所以父亲才这么胆小害怕。夏天的时候，父亲刚下放回来不久，我们大队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住在我家前面一条街的一个老光棍，是地主出身，黑五类子弟。1969年春，屯子里通了电，这个老光棍在家的后院种了几颗果树，为防止小孩子爬墙翻进院子里偷他家树上的果子，他就在自己家的后院墙头上安装了电网。小孩子爬墙时被电了一下，但没什么大事，于是家长就汇报给了大队。大队的一位领导，记得是方会计，马上就来到了光棍家的后院，双手搭在墙头上，打算用双手支撑身体，猛劲一跃就可以看到墙内的情形，谁知，刚一用力，还没等跃起身，就被强烈的电流而击倒了。孩子们立刻喊大人把方会计抬到大队的卫生所，结果还是没抢救过来。当时听说是“双手触电，通过心脏”？反正我们都不懂医学，可能是很外行的说法吧。大队的卫生所不具备抢救的设施，也没有专业的医生，大专毕业的李医生也是尽最大的努力了。 

事情发生的当天，大队的几个民兵去了老光棍的家，就在他的家里把他吊在了房梁上，几个人轮流着抽打，当晚就打死了。 

方会计是个好人，正直善良，高高的个子，浓眉大眼的，很帅，在我们屯子里真的是出类拔萃的，非常优秀的人才，四十岁不到，英年早逝，实在可惜！但是老光棍触犯了法律是应该报警的，由公安部门来处理，而我们大队的民兵就这样给处理了。 

我们家还算庆幸，大队和小队的领导并没有认真的把父亲当成反革命对待而实行监督和强行劳动改造。只是偶尔大队有召集地富反坏右训话时，父亲还是要去的，无非是警告不要搞破坏，不要腐蚀拉拢革命干部与革命青年，尤其知青。所以，父亲从来都是避开人群，远离知青。其实，父亲也很寂寞，也非常想找人说说话，父亲很喜欢那些年轻知青，只是不敢，怕给他们惹麻烦。父亲对我们队里的那些老高三知青感到十二分的惋惜，说他们正是才华横溢的好年华，算起来现在应该刚好大学毕业，当科学家，医生，工程师，他们可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栋梁，国家的宝哇，好可惜！ 

父亲对他人生的巨大变化，在嘴上是完全接受的。父亲永远都是笑呵呵的进家门，进了门就开始自我表扬，又有了啥啥啥的进步，还说：双手老茧，大字不识的农民（1970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都能上大学，我当然也能反之当农民！父亲是在安慰我们，是呀，人们常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享不到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