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王军涛

王军涛：依国际法打响回国权之战

【大纪元3月9日讯】(大纪元特约记者贾楠迟采访报导) 3月6日，由民运人士王丹、杨建利、胡平、王军涛等十六名海外流亡者发表了归国权问题的声明，要求中共当局遵守国际义务，尊重海外流亡者的公民资格和权利，并将依照法律和国际惯例，力争回国权。

此声明的发出即成为传媒关注焦点，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奥运前夕，如果越来越多的因信仰和政治等因素而流亡海外的人士加入起诉的行列，中共当局如何处理呢？为此，3月7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此次回国权声明的参与者和策划者之一，中国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王军涛先生。

记者：王先生好！今天各华人媒体都报导了王丹，杨建利，胡平，还有您等十六位海外民运人士发表的回国权声明，据说，您是策划者之一，是否可以说明这件事情的缘起？

王军涛：欢迎记者采访！ 您很敏感；抓住了一个重要事件。这个事件是今年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事件；做好了，将对中国的政治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记者：为什么这样说呢？

王军涛：今年中国将举办奥运会，中国政府想通过这个事件向世界展示崛起的中国，并以此向国人证明国际社会对其治理的赞许和支持。因此，中国是关注重心；中国的成就和问题都是关注重心。归国权问题将提出一个角度去检验和评估中国的发展的成就和中国崛起对于国际社会的正负意义。

记者：那么，国际社会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

王军涛：首先，中国的发展是畸形发展，经济虽然发展，但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没有保障。我们被剥夺了回国权利，实际上是未经任何司法程序被剥夺了所有公民权利，不仅包括选举、被选举权和公平诉讼权利，还包括居住、就业和教育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有些权利是与中国公民与生俱来的，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程序可以剥夺的。其次，中国政府对于国际社会并不负责，中共领导的崛起会威胁世界的安全。因为不许公民回国，客观上制造无国籍难民，在国际政治中是危害国际安全的行为。

记者：您们的诉求是什么？您们有的人是偷渡国境出国，还有的还有合法护照，怎么还可以提出回国权问题呢？

王军涛：我们的诉求是三条，第一，持有合法护照出国后被拒绝延长护照的公民，要求依法延长护照并保障回国的权利；第二，因躲避政治迫害而逃离中国因而没有护照的公民，要求补办护照并保障回国的权利；第三，那些有合法有效护照的公民应当被保障自由安全进出祖国和在祖国行使公民权利。

记者：您们的回国权概念与大家理解有些不同？

王军涛：是吗？我们的回国权，就是要政府尊重和保障中国公民可以合法地自由安全进入祖国，在祖国充分享受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仅仅可以回国，还不是完整的回国权；作为公民回国，是要充分行使公民的权利的；包括合法反对政府的权力。我们的概念是正确的和正当的，也是文明社会造就确认的常识概念。但是，这个概念确实在中国成为陌生的和有些痴心妄想，这主要是中国政府从来不尊重中国公民的权利，并且严厉镇压那些要求正当合法权利的公民。这样的流氓治国，使得一些天经地义的常识都成为非分之想。这是中国公民的悲剧。

记者：那么，您们的诉求的意义超出维护自己的权利了？

王军涛：对！我们的目的是将中国建成中国公民的安全家园和全球华人的精神故乡。只有可以自由安全进出并充分享受公民权益的中国，对中国人才是安全家园。现在，中国政府滥用权力迫害公民，是比任何犯罪对公民都危害更大的犯罪。我们就是要制止这种犯罪。只要中国还有公民被迫害，中国政府就不仅让一些中国人感到祖国是梦魇，而且是让全球华人蒙受羞辱！

记者：那么，您们准备怎样推动中国政府尊重您们的权利呢？

王军涛：我们不仅在国内起诉，而且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中国政府蓄意制造无国籍难民；向国际奥委会控告中国政府违背申奥时的承诺，歧视不同政见和信仰者，不许他们观看北京奥运会。

记者：除了这些诉讼和控告外，您们还将会有哪些行动呢？

王军涛：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使得我们有许多新的手段实现我们的目标。在媒体上和电子网络上宣传造势，是一个有效传播理念的方式。还有一些自由民主国家公民运动中普遍采用的方式，也会使用。我要强调，因为我们是推动中国进步，而不仅仅是为改善个人权益状况，这些造势可以增进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提高对宪政、法治、人权、自由和民主等认识水准。

记者：在国内通过合法程序诉讼可以理解，但是诉诸国际力量会不会让中国以及海外的华人认为是一种给中国抹黑的行为呢？

王军涛：恰恰相反！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消除中国的阴暗问题，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更有尊严和威信。中国政府的政治迫害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和对中国崛起担心的最主要来源。一个公民敢于对抗强权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尊严的国家，可以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而一个公民帮助政府掩盖迫害的事实的国家，不仅被人唾弃，而且会被视为制造国际冲突的危险的根源，被整个世界所警惕。这才是中国和中国人的羞辱。

记者：据您估计，现在海外有多少因信仰和政治因素不许回国的人呢？

王军涛：现在还不知道确切地数字，不仅因为许多人没有告诉外界，而且这个数字是变动的。在不同的时期，中国政府有不同的数字。此外，如果本人愿意接受违法的条件，就可以在某个时段进入中国。不少中国公民已经加入外国国籍，中国政府仍然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政治态度不准许他们进入大陆。但是，他们不再被归入无国籍难民的群体。现在，法轮功学员应当是最大的流亡群体。他们中间包括上述所有情形。

记者：您们的行动的参与者会包括那些有条件、受限制和已经入外国国籍的不准进入中国国境的人吗？

王军涛：我们设计的方案中包括所有人的权利。因为他们都是被中国政府剥夺或干扰行使我们前面介绍的回国权。此外，我们还想包括那些真正的外国人，他们因为中国政府将他们当作敌人而禁止进入中国。

记者：您对您们的行动的结果乐观吗？中国政府会怎样反应？

王军涛：短期内不会有实质的反应。但是，对某些单独个案肯定会做些工作。我说的实质反应是指，纠正失误，充分尊重和保障我们说的回国权，即：自由安全地进出中国，在中国享受充分的合法权益。从长期看，我们的行动与其它公民的行动一样，会对推动中国进步作出贡献。而且，我们相信，我们对代表历史的正确一方，肯定会最后成功。

记者：您希望向我们的读者表达什么样的希望和信息呢？

王军涛：我希望每个中国公民和关心中国进步的国际友人，都支持我们的工作。虽然我们是少数群体，但是我们的权益问题与所有中国公民的权益问题是有关联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可以为其它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

3/9/2008
http://www.epochtimes.com/gb/8/3/9/n2038031.htm

图：王军涛(左)、王丹(右)

台湾当局资助王丹王军涛等海外“民运”分子

　　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在显著位置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

　　“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17个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部门扯上了关系。王炳章1948年生于沈阳，1971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学习医学。他在纽约创办《中国之春》杂志，引起了台湾“情报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编为“军情局”）的注意。台“情报局”立即派人与王炳章取得直接联系，王炳章则派其私人代表宁嘉晨到台湾商谈合作事宜。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显示，台“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展开秘密合作，进行反大陆的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3万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连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主席。台湾“情报局”每年向该组织提供6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此外每月还发给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资。但台湾方面对王炳章并不信任，派林樵清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随着“民运”分子纷纷跑到国外，“民运”分子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一开始国民党当局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干脆把“民运”组织变成了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当时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地区。胡平，1947年生于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后获硕士学位，1987年任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以他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专案”，经费由专案补助。王军涛，1958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89年因参与“民运”被捕，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他参加了所谓的“中国战略研究所”，被台湾方面列入“致广专案”。已被大陆安全部门抓获、判处间谍罪并驱逐出境的李少民，当时被台湾当局列入“志翔专案”，经费由个案申请。台湾当局把收买的“民运”分子作为情报员，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负责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民运”推动工作；“联干”是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特工；“民干”是专门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员；“工作对象”则是准备发展吸收的人员。例如，在台湾“军情局”的档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军”，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运”分子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台湾“军情局”为了拉拢他们，不得不四处撒钱。据透露，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民进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等人。王丹则向陈水扁提交“工作报告”

　　2000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幻想，因此对海外“民运”分子兴趣越来越小，台情治部门也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在此之前，一些“民运”分子曾通过当时的台湾“总统府资政” 姚嘉文说情，但仍无济于事。后来，民进党经过进一步评估，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于是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1962年生于山东，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等人。

　　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民进党当局与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正式接触始于2001年，地点在美国波士顿。当时，台湾当局派出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民运”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陈小平和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等人。这次会议商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即不一定打着“反共”的旗号，但要拉拢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海外留学生，构筑“反对党”雏形。他同时建议，在大陆设立民间政策研究所，经费可以从台湾先转到北美，再转到大陆。由于王丹的这些主意“有建设意义”，所以很顺利地得到了台湾方面的认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军涛到了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秘密碰头。他们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双方还决定由王丹出任“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则出任“理事长”。此后，民进党当局打着“资助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海基会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十六大为名，陈水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新台币，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新台币，交通费共10万元，座谈会车马费还有2.4万元。

　　2002年3月，双方再度在纽约碰头。他们这次讨论的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杂志，作为在北美公开活动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该杂志董事会；介绍台商资助潜藏在大陆的“民运”分子等。2002年4月，杨建利使用朋友的护照溜回大陆，被依法拘捕并判处入狱5年。剩下的王丹、王军涛就成了台湾情治部门重点拉拢的对象。 2002年11月，双方又聚集到韩国汉城交换情报。

　　2003年2月，王丹和王军涛向民进党当局提交的“宪政协进会工作总结”称：“我们决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时机到来时，能大规模地迅速展开力量，推进形势，打开体制，并通过现代政治运作，将中共挤出政治舞台……我们希望能继续得到支援并尽快落实承诺，以保证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需要。”2003年7月8日，台湾当局得到了一份《二王专案报告》，其中列举了王丹、王军涛的“良好成绩”：每月举行大型讨论会；拟定了政治反对派纲领以及正在大陆动员筹建网站等。这份报告同时指出，2003年台湾已资助“二王”150万元新台币，要求再追加350万元，同时要求资助刘军宁的大陆“民间研究机构”1万美元，并希望未来每年资助《北京之春》6万美元。

　　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

　　尽管不断给“民运”分子出钱，但台湾情报部门对他们并不放心。据《中国时报》报道，在台湾“国安局”绝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国安局长”蔡朝明于2004年2月26日交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水扁的公文。这份公文非常具体地说，今后台湾资助海外“民运”的三大目标，即在“民主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大陆形成国际压力；筹组并扶植大陆“海外反对党”；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的亲友，拓展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同时，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如“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分子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区分。台当局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

　　台湾“国安局”所提的“八点原则”与民进党一贯的风格颇为吻合：如果它愿意，就会给海外“民运”“一块牛肉”；而这块牛肉的代价就是等待海外“民运”分子对“台独”的回报。这正是“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的真正内涵。海外“民运”如果不认同“台独”的价值观，不为“台湾独立”奔走呼号，那就会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养虎之患”。这些“民运”分子口口声声说要民主，但“3·19枪击案”却已将台湾的“民主”打入地狱。由此人们可以看出，陈水扁当局与海外“民运”分子勾结在一起，究竟是要干什么？

环球时报 吴薇
2004年0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