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王丹(左)、吴钊燮(右)

王丹等十六人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暨所属使领馆的公开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暨所属使领馆：

    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凭合法护照来到海外。但在十多年中先后被中国政府的驻外机构吊销护照或者拒绝护照延期。我们写此信是要求中国政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及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义务，给我们恢复或者延期中国护照，以便自由进出中国，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我们被中国政府吊销护照或者拒绝办理护照延期，并被禁止进入中国，都是因为中国政府所认定的政治原因。我们曾多次分别提出要求，但是至今中国政府并没有依法解决问题或给我们做出合法解释。现在，我们集体提出要求并重申我们要求的合法理由及我们的行动决心。
   
    我们的合法要求是
   
    依法恢复、延续或更换我们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尊重我们自由进出中国的权利   
    保障我们在中国及海外享受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 
    依法惩办那些由于渎职或进行迫害侵害了我们公民权利的官员
   
    我们的要求的依据是
   
    对公民吊销护照或拒绝护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入境，都是处罚措施。根据中国宪法和法律，任何国家机构对公民的处罚措施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款并通过法定程序作出和执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体系中，没有剥夺公民护照和禁止公民入境的处罚条款和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保障中国公民享有一系列公民权利，这些权利非经合法程序不得被剥夺和侵犯，如果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权侵害和剥夺公民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吊销护照或者拒绝护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出入国境，事实上剥夺了中国公民的所有合法权利，因为公民无法进入中国享受权益。
   
    由于各类迫害导致的国际难民是对国际安全的威胁。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有责任维护国际安全，防止出现国际难民。吊销护照或者拒绝护照延期，以及禁止公民自由入境，事实上制造无国籍难民。这与中国的国际责任不符。
   
    今年中国将举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据奥林匹克章程，任何国家不得以政治和宗教为由歧视某个群体的人们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中国政府在申办奥运会时承诺接受和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以拒绝公民入境作为政治迫害手段，是事实上歧视政治异议人士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违背国际奥委会章程。
   
    根据宪法和行政法规，中国公民依法提出要求、意见以及申诉，国家机构应当及时依法答复，纠正错误，惩办渎职和违法官员。
   
    如果外交部暨所属使领馆继续无视我们的合法要求，在一个月内不依法纠正错误，满足我们的正当合法要求，我们将依照法律和国际惯例，利用各种方式，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和人类正义
   
    我们将依法在国内控告外交部和公安部  
    我们将依法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申诉  
    我们将依照国际法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控告中国政府制造无国籍难民  
    我们将向国际奥委会控告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奥林匹克宪章  
    我们将呼吁中国各界支持我们的合法要求，采取各种方式要求中国政府尊重我们的公民资格和权利，遵守中国的国际义务   
    我们将呼吁世界各方面关心中国和人类正义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要求，采取各种方式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国政府尊重我们的权利，遵守大国的国际义务
   
    最后，我们宣布，如果在一个适当期限内中国政府继续漠视和拒绝我们的合法正当要求，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回到自己的祖国，行使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将由中国政府有关方面承担责任。    

中 国 公 民   
    王丹 杨建利 胡平 郭罗基 陈一咨 吾尔开希 张伟国 刘刚
陈小平 吴仁华 刘念春 傅申奇 易改 蔡桂华 魏泉宝 王军涛
2008年3月06日

台媒披露：台湾当局勾结“民运”分子

    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在显著位置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

    “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17个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部门扯上了关系。王炳章1979年到加拿大留学，在纽约创办之后《中国之春》杂志，引起了台湾“情报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编为“军情局”）的注意。台“情报局”立即派人与王炳章取得直接联系，王炳章则派其私人代表宁嘉晨到台湾商谈合作事宜。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显示，台“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展开秘密合作，进行反大陆的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3万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连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主席。台湾“情报局”每年向该组织提供6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此外每月还发给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资。但台湾方面对王炳章并不信任，派林樵清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随着“民运”分子纷纷跑到国外，“民运”分子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一开始国民党当局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干脆把“民运”组织变成了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当时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地区。胡平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专案”，经费由专案补助。王军涛参加了所谓的“中国战略研究所”，被台湾方面列入“致广专案”。已被大陆安全部门抓获、判处间谍罪并驱逐出境的李少民，当时被台湾当局列入“志翔专案”，经费由个案申请。台湾当局把收买的“民运”分子作为情报员，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负责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民运”推动工作；“联干”是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特工；“民干”是专门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员；“工作对象”则是准备发展吸收的人员。例如，在台湾“军情局”的档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军”，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运”分子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台湾“军情局”为了拉拢他们，不得不四处撒钱。据透露，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民进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等人。王丹则向陈水扁提交“工作报告”

    2000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幻想，因此对海外“民运”分子兴趣越来越小，台情治部门也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在此之前，一些“民运”分子曾通过当时的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说情，但仍无济于事。后来，民进党经过进一步评估，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于是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1962年生于山东，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等人。

    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民进党当局与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正式接触始于2001年，地点在美国波士顿。当时，台湾当局派出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民运”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陈小平和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等人。这次会议商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顺利地得到了台湾方面的认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军涛到了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秘密碰头。他们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双方还决定由王丹出任“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则出任“理事长”。此后，民进党当局打着“资助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海基会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十六大为名，陈水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新台币，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新台币，交通费共10万元，座谈会车马费还有2.4万元。

    2002年3月，双方再度在纽约碰头。他们这次讨论的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杂志，作为在北美公开活动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该杂志董事会；介绍台商资助潜藏在大陆的“民运”分子等。2002年4月，杨建利使用朋友的护照溜回大陆，被依法拘捕并判处入狱5年。剩下的王丹、王军涛就成了台湾情治部门重点拉拢的对象。2002年11月，双方又聚集到韩国汉城交换情报。

    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

    尽管不断给“民运”分子出钱，但台湾情报部门对他们并不放心。据《中国时报》报道，在台湾“国安局”绝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国安局长”蔡朝明于2004年2月26日交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水扁的公文。这份公文非常具体地说，今后台湾资助海外“民运”的三大目标，即在“民主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大陆形成国际压力；筹组并扶植大陆“海外反对党”；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的亲友，拓展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同时，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如“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分子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区分。台当局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

    台湾“国安局”所提的“八点原则”与民进党一贯的风格颇为吻合：如果它愿意，就会给海外“民运”“一块牛肉”；而这块牛肉的代价就是等待海外“民运”分子对“台独”的回报。这正是“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的正内涵。海外“民运”如果不认同“台独”的价值观，不为“台湾独立”奔走呼号，那就会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养虎之患”。这些“民运”分子口口声声说要民主，但“3·19枪击案”却已将台湾的“民主”打入地狱。由此人们可以看出，陈水扁当局与海外“民运”分子勾结在一起，究竟是要干什么？

（记者 吴薇）
环球时报 2004-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