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楚在中唐，本可成为一流文学家，中年后累历显职，文学为官名所掩。他早年曾得多位前辈提携，中年官显，以擢拔人才为志，李商隐就出自其门下。他在党争中的作为颇多争议，但史籍说他处事深得大臣之体，给以肯定。

刘禹锡像

令狐楚的早年经历

令狐楚出生大历元年 （766） ，也就是杜甫移居夔州的那年。这时盛唐诸大家渐次衰歇，社会在战乱后渐恢复元气。楚少年时期随父迁徙，先居简州阳安，后居太原。

从贞元十年到元和三年 （808） ，令狐楚在太原河东幕府任职十五年，河东节度使也先后换了李自良、李说、郑儋、严绶四任，他的职务也渐升至节度判官。

其间与他关系最特别的是郑儋。郑儋 （741—801） ，自号白云翁，依母家，明《左氏春秋》。代宗大历四年登进士第，初为太原参军事，后历仕中外。贞元十六年因前帅李说遽亡，儋以河东行军司马继掌节帅，仅十月即因病暴卒。楚对儋深怀知遇之感，自号白云孺子，编在河东幕府所作为《白云孺子表奏集》，明其为学及诗文深得儋之传授。儋之诗文罕有传世，仅从同时在太原幕府做客之欧阳詹所作诗题《陪太原郑行军中丞登汾上阁中丞诗曰汾楼秋水阔宛似到阊门惆怅江湖思惟将南客论南客即儋也辄书即事上答》 （据宋本《欧 阳行周文集》卷九） ，可录出儋《登汾上阁》：“汾楼秋水阔，宛似到阊门。惆怅江湖思，惟将南客论。”知儋为南迁士族，认苏州为故乡，诗亦蕴藉多情。儋暴卒，未及处理后事，军中喧哗，令狐楚在白刃胁迫下草成遗表，读毕令三军感泣。他的声名也因此为世所重。

《元和三舍人集》发覆

宪宗元和三年前后，父卒，令狐楚守丧去职。《立秋日悲怀》大约是守孝期间所作：“清晓上高台，秋风今日来。又添新节恨，犹抱故年哀。泪岂挥能尽，泉终闭不开。更伤春月过，私服示无缞。”无尽的悲恸，无尽的思念，秋日多愁的时节，令诗人更感到切肤之痛。难以起亡者于地下，泪哭干了又能如何！

服阕入朝为右拾遗，历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刑部员外郎。这时他已四十五岁了，时时感到沉沦下僚之失落。

元和九年，令狐楚五十岁，转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唐代重学士，有内相之目。令狐楚在学士任，与同僚王涯、张仲素受命编《翰林歌辞》，估计是为朝会演奏的乐府歌辞。

唐·佚名《宫乐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涯年长于令狐楚三岁，登第晚一年，入相则尤早，甘露事变牵累大逆而遭族诛。令狐楚对王涯之死，史籍记载有分歧，或说令狐楚认为王涯该死，或说令狐楚曾为涯辩解，真相难明。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甘露事变后，令狐楚建议收葬王涯及其眷属的尸骸，给予礼葬。次年上巳，赐百僚大宴曲江亭，令狐楚“以新诛大臣，不宜赏宴，独称疾不赴，论者美之”。宦官专权时，难以究明是非真相，但无论如何，朝中四相被杀，不值得喜庆。史称令狐楚立身深得大臣之体，于此可知。

《断金集》：与李逢吉一生的友谊

元和十二年，宪宗支持裴度讨伐淮西叛乱，取得重大胜利，同时，宰臣李逢吉则反对用兵，令狐楚与逢吉关系密切，时共进退，令狐楚于此时进为翰林学士承旨，与宰相仅一步距离。

唐宪宗像

唐中后期党争激烈，李逢吉、令狐楚是所谓牛党的前期核心人物。史书对令狐楚尚臧否兼有，对李逢吉多斥为奸臣，多加诋毁。其实政治人物之复杂，在于他们既各自有群体势力，有政见分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君主的提线木偶，扮演不同角色。世俗之见，喜分忠奸，其实从宦之时，每人都有各自的抱负与见解，希望有所建树。具体论政及践行中，为国为民或是为私为利为小团体，差别很大。就各自立场来看，则无不抱有高尚情怀。从李逢吉、令狐楚二人唱和中，即可看到这一真情。

令狐《南宫夜直宿见李给事封题其日所下制敕知奏直在东省因以诗寄》，为元和六年李任给事中时作，时令狐为礼部员外郎，关注李之举措，末云：“在朝君最旧，休澣许过从。”旧友难得，约休澣日小聚。

李逢吉《和严揆省中宿斋遇令狐员外当直之作》：“致斋分直宿南宫，越石卢谌此夜同。位极班行犹念旧，名题章奏亦从公。曾驱爪士三边静，新赠髯参六义穷。竟夕文昌知有月，可怜如在庾楼中。”也作于元和六年。严揆是楚旧主严绶，时任右仆射，李和严诗，以为旧帅僚属相会班行，别是盛事。

元和十三年，令狐楚坐累贬华州刺史，李在东川 （在今蜀中） ，作《望京台上寄令狐华州》：“祗役滞南服，颓思属暮年。闲上望京台，万山蔽其前。落日归飞翼，连翩东北天。涪江适在下，为我久潺湲。中叶成文教，德威清远边。颁条信徒尔，华发生苍然。寄怀三峰守，歧 （岐） 路隔云烟。”对令狐的遭际表示关心。这年李已六十一岁，感到暮年衰颓，东川距离华州太远，看到万山遮前，看到落日飞鸟可以远行，看眼前的涪江似乎也理解自己的悲切，他要表达的是，万水千山不能阻隔彼此的友谊。

令狐楚与李逢吉从贞元初在太原相识，那时两人都未入仕，都在为科名拼搏，就已经结下深厚友谊。此后到大和九年初李去世，其间约绵历五十年，历经贫贱到荣显的种种变化，但友谊不变，情怀始终如一，其间并无诡诈，也不含阴谋，所有的只是为人为政之道，思念关怀之谊。所有的公道私情，也都可以向世人展示，至于史家妄说忠奸，与二人交往的实情并无太大关系。

《彭阳唱和集》：与刘禹锡超越政见的友情

从政治立场来说，刘禹锡是永贞党人，长期遭到贬谪，牛李党争中与李党魁首李德裕私交甚笃，似乎应该与牛党大佬令狐楚保持距离方好。其实不然。刘比令狐年轻六岁，进士及第仅晚两年，到贞元末年已经有文字交往。二人在长庆元年于衡州第一次见面。那时刘经历朗州、连州长达十五年的贬谪，内迁为夔州刺史，令狐则经历学士、承旨、宰相的高就，遽贬衡州，跌入谷底。荣辱虽异，感怀则同。刘禹锡回忆往事，仅用“输写蕴积，相视泫然”来描述。从此以后直到令狐去世，两人保持了十七年的友谊，诗歌唱和频繁。

二人唱和的起点是长庆四年，令狐楚改镇宣武，到任改月即作《到镇改月二十二韵》致刘，刘和诗回赠，诗长不录。不久，刘更作《客有话汴州新政书事寄令狐相公》：“天下咽喉今太宁，军城喜气彻青冥。庭前剑？朝迎日，笔底文章夜应星。三省壁中题姓字，万人头上见仪形。汴州忽复承平事，正月看灯户不扃。”这时已是次年初，刘指出汴州地当天下咽喉，为南北通道，责任重大，他借客人的叙述，写令狐文武全能，军镇安宁，朝廷与百姓皆颂赞其政绩，汴州呈现承平气象。

这是很好的赞誉，令狐楚当然高兴，《节度宣武酬乐天梦得》是对前诗的回应：“蓬莱仙监客曹郎，曾枉高车客大梁。见拥旌旄治军旅，知亲笔砚事文章。愁看柳色悬离恨，忆递花枝助酒狂。洛下相逢肯相寄，南金璀错玉凄凉。”其间，白居易赴苏州任刺史，在汴州停留五日，刘禹锡自和州北归洛阳，也在汴州暂客，这是“曾枉高车客大梁”之本事。其次写当时汴州景象，兼写彼此。然后说别后的思念，特别怀念花枝助酒之愉快。

令狐与刘的友谊，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刘禹锡的最后一首诗，用了很长的题目，标点如下：

“令狐仆射与予投分素深，纵山川阻修，然音问相继。今年十一月，仆射疾不起闻，予已承讣书，寝门长恸。后（数）日，有使者两辈持书并诗，计其日时，已是卧疾，手笔盈幅，翰墨尚新，新词一篇，音韵弥切。收泪握管，以成报章。虽广陵之弦，于今绝矣，而盖泉之感，犹庶闻焉。焚之穗帐之前，附于旧编之末。”

二人诗歌来往，由家仆传递，是私事，于路不免耽搁。刘说得讣数日方收到令狐最后的赠诗，且是病中亲笔所书。见诗更忆故人，他立即和诗，让来人携归焚于令狐之灵帐前。诗云：“前日寝门恸，至今悲有馀。已嗟万化尽，方见八行书。满纸传相忆，裁诗怨索居。危弦音有绝，哀玉韵犹虚。忽叹幽明异，俄惊岁月除。文章虽不朽，精魄竟焉如？零泪沾青简，伤心见素车。凄凉从此后，无复望双鱼。”以后再收不到你的赠诗了，这是何等的可惜。这是对二人友谊的最后总结。

提携李商隐与临终大节

李商隐比令狐楚年轻近四十岁。大和三年，商隐年十七，在洛阳受知于令狐楚。

开成二年，李商隐二十五岁，方因令狐楚力荐，进士登第。这一年令狐楚七十二岁，生命之火快燃尽了。李商隐本拟归济源省亲后再入令狐幕，闻令狐病重，即驰赴兴元探望。令狐楚临终，神识不乱，召李商隐助草遗表。可以说，没有令狐楚全力之关心与提携，就不会有李商隐今后之成就。至于李商隐后来与令狐楚子绹不相得，都在令狐楚身后，与令狐楚无关。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楚传》述令狐楚临终一节，最能见其人克己奉公之精神：

前一日，召从事李商隐曰：“吾气魄已殚，情思俱尽，然所怀未已，强欲自写闻天。恐辞语乖舛，子当助我成之。”即秉笔自书曰：“臣永惟际会，受国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褒赠；有弟有子，并列班行。全腰领以从先人，委体魄而事先帝，此不自达，诚为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长辞云陛，更陈尸谏，犹进瞽言。虽号叫而不能，岂诚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镜清，是修教化之初，当复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已来，贬谴者至多，诛戮者不少，望普加鸿造，稍霁皇威。殁者昭洗以云雷，存者沾濡以雨露，使五谷嘉熟，兆人安康。纳臣将尽之苦言，慰臣永蛰之幽魄。”

书讫，谓其子绪、绹曰：“吾生无益于人，勿请谥号。葬日，勿请鼓吹，唯以布车一乘，馀勿加饰。铭志但志宗门，秉笔者无择高位。”

“前年夏秋”，特指甘露事变以来，其间牵扯众多家族和高官，包括令狐楚之老友王涯。牛李党争之是非难以判断，就对甘露涉事诸家言，李德裕讨泽潞时仍追杀到底，其行为较令狐楚逊色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