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之死暴露了中共哪些问题？

作者: 文山

       新冠病毒“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病逝，不仅仅引爆了中国的舆论，也在全世界掀起了巨大反响。德国、英国、美国的主流大报都普遍认为，这揭露了中国体制的天然缺陷，同时也担心，这场起源于中国的疫情会殃及全世界。

柏林出版的《世界报》以“中国的真相英雄”为题，刊发评论指出，每天更新的病例数、病逝数背后，掩藏着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命运，而青年医生李文亮之死，则让“遇难者”有了一张异常清晰的面孔，也揭露了中国当局的缺陷。

“在社交媒体上，李文亮获得了高调纪念。他成为了一个北京不得不害怕的英雄。李文亮这样的人物命运，揭露出中国当局只顾保护自己的权力。李医生之死，让北京陷入了百口难辨的境地，这点从官方媒体试图将李文亮纳入自己宣传口径的做法中就有所体现。官方媒体指出，防疫工作存在‘缺失和不足’。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李医生和他的同事们，是被人故意要求闭嘴的。”

文章接着指出，早在九十年代，就有过医生向中国政府警告“艾滋村”风险、却反而遭到当局压制的案例。“而现在的李医生之死，再次让中国民众认识到，个体的生命对中国当权者而言是多么地不值一提，尤其是触及到‘永远正确的共产党形象’之时。”

“李文亮这样的英雄，不会推翻这个专制政权。但是这些英雄所做的工作却显示出，在需要为全体的福祉扛起责任时，个人会展现出怎样的无私精神，甚至能顶住一切阻力。而北京现在也无法对他们的声音充耳不闻，这至少也燃起了一丝希望。”

政治病毒

《法兰克福汇报》以“政治病毒”为题，刊发评论指出，中国当局几个星期前试图掩盖疫情、压制李文亮医生警告的行为，如今正在埋葬政权的公信力。作者问道，中国是否会因此而陷入一场政治危机？

“李医生之死，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表明，开放社会相比威权或专制政体更符合民众利益，不论它们从属哪种意识形态。威权政体的关键在于压制令人不悦的信息，当权者的主动审查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威权政体里的下级部门或官员不愿意反映问题，因为这要面临被当作刺头甚至批评者的风险。于是，每一个机构都有着掩饰不良趋势的内在动机，这一动机逐级加强之后，最终会酿成灾难性的后果。”

“专制的这种特性，并非是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才显现出来。当代历史中，已经有过许多案例，比如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苏联一直到西方国家报告环境辐射增强时，才承认发生了核灾难，但是此时已经损失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许多人因此毫无意义地被暴露在巨大的核辐射风险之中。这种做法极大地损害了苏联掌权者的公信力，以至于切尔诺贝利事故最终也为苏联垮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新冠肺炎疫情，最终又是否会成为中国政治体系的病灶呢？”

毛主席和新冠病毒

《纽约时报》以“毛主席和新冠病毒”为题，刊发评论指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背离改革开放奠基人邓小平订立的“实事求是”原则。

“中国在1978年后能够至今保持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这绝非偶然。而现在，我们读到令人悲痛的李文亮医生的遭遇时，也会回想起这段历史。12月底，李文亮就向周边人发出了新冠病毒的警告，可是中共当局非但没有倾听，反而对他进行了训诫。后来李文亮自己也在工作中感染了病毒，最终去世。他在医院治疗时的一张佩戴氧气面罩的自拍照，正在整个社交网络上刷屏。”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政府正在背离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路线，返回毛泽东的僵化意识形态。此次疫情危机，正在昭示这种转变能酿成怎样的后果。相比半个世纪之前，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强大、与全球社会高度整合的国家，这也意味着，中国自身的悲剧，也更容易演变成全球的悲剧。”

撼动中国体制的病毒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以“撼动中国体制的病毒”为题，注意到李文亮医生一个月前遭警方训诫时，曾经被要求在训诫书上签字画押保证“我能”停止“违法行为”、“明白”继续此类行为的后果。社论指出，如果在一个真正的极权体制下，李医生的这份保证，也就意味着此事不会再有后续。

“可是，中国并非极权，而只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威权国家。它能轻易地让一个又一个异议人士噤声，但是它的控制力却是有限的，尤其是面对成百上千万的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怒火时。后者为李医生之死感到悲痛，为政府没能在疫情最早期向公众披露而感到愤怒。除了关注医学话题、封城地区民众所作出的牺牲，中国民众现在尤其关注当局的信息缺失以及掩饰行为。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这非常棘手。”

“这其实并非中国政府首次在数字时代面临的公众危机。2008年的四川地震、毒奶粉事件，以及2011年的温州列车追尾事故，民众都将怒火撒向政府。中国领导层应对此类危机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他们给予民众有限的发泄空间，同时也将自己的声音注入到社交媒体之中。如今，北京派出调查组来调查李文亮事件，就是中国政府尝试控制损失的措施。”

“这次疫情是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全面挑战，将会持续几个月时间。但同时，疫情也在动摇习近平政治体制的根基。习近平一直保证，党最能明白什么才最符合全体民众的利益。可是中国民众却对这种保证产生了怀疑。”

若要向世界承诺，中国必须诚实

英国《每日电讯报》则关注了李医生之死的国际影响。该报社论以“若要向世界承诺，中国必须诚实”为题，指出如果中国不能确保疫情信息真正公开、允许独立新闻报道，就无法让世界相信中国政府确实能够管控好疫情。

“10天建造一座医院，这确实令人惊叹，但显然无法增加外界的安全感。真正需要的，是最大程度的透明，而这也是民主国家的惯常做法。要是这场疫情爆发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新闻媒体肯定会去报道每一个患病者的故事，律师、政客们也一定会掐住政府的脖子。这并非意味着美国人就一定能更好地遏制疫情，但是大家一定能了解更多疫情资讯。”

“但是这不会发生在一个共产党国家，不仅仅因为中央政府不允许这么做，也因为地方官员还不习惯公开、不习惯诚实。诚然，在需要统一调配资源时，独裁体制能够体现出极端的高效率。可是，下级官员总是倾向于报告上级所愿意听到的内容，这就会产生偏差，从而以一种微妙的、更具破坏力的方式损害效率。撇开国际社会对疫情知之甚少不谈：中国政府自己，就真的完全了解了疫情的实情吗？”

作者注意到，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当局允许民众有限度的发出批评声音。“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民众需要发泄不满情绪的渠道。21世纪的威权政体下，异议可以获得关注，也可以被操纵，还可以被压制。可是，民众需要的不只是一丝恐惧或者少许信息。中国的信息公开程度，依然和英国或美国相距甚远。信息的稀少会引发焦虑甚至癫狂，北京试图说服全世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努力，也会因此而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