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嘲笑美国的抗议活动是出于对本国人民的恐惧

作者: Kevin Slate  编译: 欧阳剑

       2014年2月17日工人聚集在中国浙江省温岭市政府总部前的一个广场上抗议，此前，对工作场所安全标准的广泛镇压迫使关闭了4,500多家制鞋厂（路透社） 

     6月22日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发表了题为“北京嘲笑美国的抗议活动是出于对本国人民的恐惧”的文章，以下为原文译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30日在推特上发文 "我无法呼吸"，回应美国国务院对香港国家安全法提案的批评。这一回击精准地反映了中国官方媒体和官员最近急于放大乔治-弗洛伊德游行，批评美国政府的警察暴力和种族主义。

当美国因警察对美国黑人施暴而爆发全国性的示威活动时，中国官员正利用美国的动乱来转移对其虐待中国自己人民的谴责。他们可以随时指责美国没有履行其崇尚的原则，是 "虚伪的双重标准"。

但深究起来，这些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对中共（CCP）来说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领域。虽然它想把这次动乱诬陷为对美国民主的控诉，但现实是，全美范围内为政府问责而采取的集体行动就是民主的具体表现。

我们暂且不说，正如洪浩峰（Ho-fung Hung）最近在《外交政策》中指出的，中共不是一个可信的人权盟友。我们也会把华春莹在发推”我无法呼吸 "两天后，莫名其妙地发了一条 "所有生命都很重要 "的推特，以及中国本身对少数民族和在华非洲人的种族主义历史做个记录。

更重要的是，中共急于把乔治-弗洛伊德的抗议活动描绘成失败的标志，这说明中共对社会运动的焦虑。事实上，大范围的示威活动在中国是显而易见的缺失。

这并不是说中国公民不抗议。远非如此。最新的中国官方公布的所谓 "群体性事件”（中共对未经批准的集会和其他社会动乱的说法）数据显示，2010年大约有18万起此类事件。这个数字过去曾经定期公布，直到中共认为这个数字风险太大，不能再公开。2016年，研究人员鲁宇宇（音）和李廷玉（音）因收集和发布有关中国抗议活动的频率、规模和性质的数据而被捕。在失去自由之前，二人记录的仅发生在2015年的群体性事件就有近3万起。学者张瀚（音）和Jennifer Pan通过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分析微博帖子，发现2010年至2017年间约有13.6万个群体事件。

鲁和李的研究发现，大约一半的示威活动是由工人和农民领导的—这一比例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一致—抗议对劳动权利的侵犯、强制拆迁和腐败的地方官员。这些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约有5.6亿人口，他们大多从事低工资工作，被剥夺了一些城市居民的权益。至少有五分之一的示威活动是由被开发商欺骗或抗议环境恶化的城市居民领导的。有些人最终到政府信访局上访，加入了数百万上访者的行列，他们为了一个不太可能成功的上诉机会，要忍受多年的等待和警察的虐待。

虽然中国并不缺乏冤屈或异议，但党国早已磨练出一套专门用来防止局部活动发展成大规模运动的安全机制。它通过使用监控、严厉审查网络言论和瓦解活动人士等手段来防止抗议形成规模。当抗议活动出现时，警方则采用镇压和谈判相结合的方式，尽早遏制和压制骚乱。学者李清群（音）和张永红（音）把这种制度称为 "讨价还价的专制主义"。中共美其名曰地将其称为 "维稳"，2018年拨款近2000亿元用于维稳，超过或相当国防预算。

其后果是，中共当局如愿以偿地遏制了可能为政治让步制造筹码的跨地域、持续的动员。除了一些民族主义抗议活动是例外—中共允许甚至鼓励有限的民族主义抗议—社会运动在启动之前就已经被党国扑灭。尤其是2012年习近平接任中共领导人后，对独立的公民社会进行了更多的限制，巩固了党对政治话语权的垄断，并强调维稳压倒一切。

在党国如此不遗余力地压制集体行动的背景下，中共热衷于评论乔治-弗洛伊德的抗议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思考近期中国一些从未发生过的运动。

2013年初，活动人士开始在多个城市组织抗议活动，要求官员公开披露他们的金融资产。他们在网上发布活动照片以传播信息。示威活动受到法律学者许志永创立的 "新公民运动 "的启发，该运动倡导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到了3月，警方开始逮捕示威者，最终有数十人被判处多年监禁。这发生在习近平承诺反腐的几个月后。对这些活动人士的镇压表明，他并不打算让公众在反腐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任由运动发展，也许人们的注意力会转向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高层领导人家族积累的巨额财富上。

2019年12月，一些反腐示威者在出狱后，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讨论政治问题。几周内，警方以 "煽动颠覆 "的罪名将参加会议的几人围捕，其中包括许志永。仅仅因为一次私下讨论，这些活动人士就可能面临数年监禁，这反映了自2013年运动以来，当局对不同意见更加不能容忍。

中国女权主义者在最近建立运动的努力中也遇到了障碍。直到五年前，一个活动家网络还能在全国各地进行表演抗议，以提高人们对性骚扰和性别不平等的认识。但在2015年国际妇女节之前，五名主要的女权主义者因为计划在多个城市的公共交通上派发有关性骚扰的贴纸而被拘留了37天。

此后，女权主义者通过将运动搬到网上，适应了更严格的街头示威环境。2018年1月，一场#MeToo运动通过 "网络游击运动 "在微博和微信上迅速扩大，该运动依靠分散的发帖和创造性地使用编码语言来规避审查。最终形成了一份由8000人签署的请愿书，要求大学解决校园性骚扰问题。此后，政府在民法草案中引入了反性骚扰条款，取得了初步胜利。

当局采取的报复措施是大量删减与#MeToo运动相关的词汇，并在2018年国际妇女节当天，关闭了女权主义之声和反性骚扰（ATSH）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两个重要的女权主义平台有数十万粉丝。当局在2018年12月关闭了一个女权非政府组织，并在2019年10月拘留了ATSH的创始人黄雪琴（音）。

2018年8月，一名参与#MeToo运动的女权活动人士岳昕（音）也被拘留。但这个借口与另一场扼杀劳工权益运动的努力有关。2018年7月，深圳佳士科技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反对逮捕想在该公司成立基层工会的工人同胞。包括岳同学在内的数十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到了深圳，与工人们一起抗议。其他大学生也在校园里示威声援。随着佳士抗议活动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关注，政府做出了严厉的回应，在随后的11个月内拘留了130多名工人、学生和劳工活动家。至少有10个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受到波及。

如上所述，劳工不满是中国抗议活动的常见驱动力。佳士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工人们通过一个正常运作的工会来要求工作场所的权力，它迅速吸引了跨地域、跨阶层的团结。按照国际标准，这是一场初生的、小规模的劳工行动。但它包含了社会运动的足够成分，值得党国为此进行广泛而彻底的镇压。中共肯定没有忘记，八九民运是工人和学生组成的强大联盟。

岳昕明白党对天安门运动的记忆，在被捕前几天，她发表了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信中保证说："我们（学生维权人士）不是外国势力，也不是学生运动，我们没有任何政治诉求。我们只是想为佳士工人讨回公道。" 但即使是这些温和的要求，也是令人望尘莫及。中国人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组织起来发表意见从底层推动社会变革，这种想法让中共不寒而栗。

这种焦虑，从乔治-弗洛伊德抗议开始，就促使党国在面向国内的媒体上强调抢劫和暴力事件，淡化更大的社会运动。这样的导向促成了以 "美国骚乱 "为标签的微博帖子累积了50亿次的浏览量。中共必须将抗议活动描述为混乱的政治失败，因为担心中国自己的经济或社会弱势群体可能会认可集体行动的潜在力量。

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