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我带你去神户，把你介绍给那些支援革命的人．．．．．．”

    “熏，我第一次见你时，你还是个叫喳喳的小丫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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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不为人知的风流艳情

    两个被革命家爱过的日本女人

    孙中山。

    当年在国家贫瘠、列强侵凌、为推翻满清政府实现三民主义的政治背景下流亡日本，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同盟会的历史，几乎所有上过学的中国人，大概都还有印象，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孙中山在日本为革命筹集资金运筹革命的同时，也曾深深地爱过两个柔情似水,花容月貌的日本女人――并且，还有了“孙中山的后代”。

    “我一生只关心三件事――革命、读书、女人”

    孙中山当年在日本交结朝野人士，曾经向当时的“宪政党代议士、国会议员、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心腹人士”这样表白过自己的人生。

    读书，那是革命家的资质，毋庸置疑；而女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似乎只有宋庆龄的名字与孙中山响亮地连接在一起，作为孙中山最后的女人，近代史也许应该为革命喝采，然而，在史诗般的领袖情感中，为革命生涯做过配角的女人，其实早在宋庆龄之前，还另有三人，她们分别是∶卢慕贞(华人)、浅田春(日本人)、大月熏(日本人)。

    孙中山34岁的时候，以“自己为革命出生入死，无法照应三个幼小的孩子”为由，与当时小他一岁的结发之妻卢慕贞提出离婚，那年，孙中山的大儿子孙科１０岁，大女儿孙金炎六岁，小女儿孙金惋五岁。当卢慕贞接受那个凌云般宏壮的革命理由时，幼小孩子们的妈妈，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早在孩子们的父亲提出离婚之前，孙中山就已经在日本横浜，与一名１6岁的、叫做浅田春的女子相恋多时了。而妩媚可爱的浅田春则更是万万也意想不到，当中国的革命领袖与自己“过着夫妇一样的日子···幸福的感觉像泉水一样从心底涌出来”的时候，他竟又暗恋上了当时只有12岁(看上去好像15岁)的大月熏，六年后，正式娶之为妻，还生下了“孙中山之女――富美子”。

     一九八七年，浅田春15岁。

“圆脸儿、浓眉、鼻梁挺秀，性情温顺早熟，从外表到人品，都是男人很容易喜欢上的那种类型”。(《孙文的女人》西木正明著，文艺春秋出版)

    孙中山当时蛰居在横浜华侨恩炳臣先生的家中。

    急需找一位贴身女佣，条件是∶“年轻。美貌。品行端庄。有能力，会讲英语”。年轻，不难找；美貌，也不成问题；会讲英语?这在明治三十年的日本，可真是大难题一个!然而，当时代邂逅革命，小女子便应运而生。浅田春，被孙中山身边的朝野人士，硬是从静冈县清水町，完好地移植到横浜，水灵灵地，捧到了孙中山的面前。

    明治三十三年(1900)九月十八日。深夜。

    一连几个月奔波于神户－香港－上海－横浜的孙中山，突然把浅田紧紧拥入怀中。

    “HARU(春)，从明天起，我又要启程。这次离开，恐怕时间较长，去神户送我吧。我把你介绍给那些支援革命的人．．．”

    次日下午六点半。

    孙中山、浅田春、恩炳臣三人，乘上了开往神户的列车。

    浅田春“身着中式上衣，裙长至脚踝，外面披一身萌黄色的风衣，戴一顶荷叶边白帽，这些，都是孙中山为她从上海买来的。她原来的发型是栉卷(用发簪冠住)，现在梳起了唐式髻，开始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旅程”。

    二十日上午，两人投宿于神户市相生町加藤旅馆，孙中山以他热血男儿的激情，倾注了他对浅田春的柔爱．．．．．．

    明治三十四年(1901)四月九日，孙中山乘上了由横浜出航的《日本丸》，直奔夏威夷，与卢慕贞提出离婚。一周以后，返回横浜。

    七月一日。

    孙中山以“中山二郎”的名字，与浅田春住进了神户市荣町三丁目的“西村旅馆”。这是唯一1次只有两人的出游，浪漫而惬意，完全没有外人伴随，纯粹是两人的游玩。

    但是，也正是从那次出游以后，“浅田春这个名字，从此在警察的监视中消失．．．”。

    明治三十六年(1903)八月。

    三十七岁的孙中山与十七岁的大月熏正式订婚。

    那时，大月熏还是“横浜高等女校的学生。眼大、嘴大、细鼻梁、个子高挑、丰满健美，长得像个欧美女子，名副其实的大美人一个”。

    “17岁的少女一袭白底向日葵花的布和服，在横浜海岸通附近的海边，与孙中山一起拾蛤蜊。孙中山挽起裤脚，手里捧着大箩筐，兴致勃勃．．．”

    九月下旬。

    孙中山乘上了途径夏威夷的邮轮驶向了欧洲。

    明治三十七年(1904)二月，孙中山的政治推断果然应验，日俄战争爆发。

    七月十九日。横浜港栈桥。

    漫长的梅雨季终于过去。水洼还零星残存于各处。孙中山手拎一只旧皮箱，自日本邮船《春日丸》舷梯中缓缓走下来。岸边，早已等候的三人迎上前来――恩炳臣、大月金次(大月熏之父)、大月熏。

    “十八岁的大月熏一身紫绢和服，亮丽优雅，与六年前孙中山第一次见到的大月熏相比，俨然已成长得楚楚动人。红润的脸庞色香辉映。”

    横浜市山下町121番地。

    深灰色的砖小楼。

    二楼打点得井井有条。从这一天起，大月熏就是孙中山的妻了。这一天夜晚，“年龄近39岁的孙中山与大月熏激情缠绵，直到窗外泛白．．．”。

     “尽管这样，早上八点，孙中山早已整理妥当，准备出门。大月熏从睡意朦胧中惊醒∶又要走吗?孙中山颔首相告∶日俄战争结束后，革命局势迅速高涨，我应借此东风，乘胜追击”。

    孙中山匆匆来到东京四谷番众町宫崎寅藏先生的家中。宫崎寅藏是孙中山的至交。孙中山在日本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经常与宫崎探讨。在宫崎家中，孙中山借宿了10天，开展各种活动宣传革命。他召集留学生传播革命理论，会见为革命集资的日本支援者，四处辗转，之后，于七月底返回横浜，与大月熏共渡蜜月。

    八月一日，孙中山与大月熏双双戴上了巴拿马小帽，两人在横浜的浅间神社拜了天地。

    从浅间神社可以眺望，伊势佐木町一带的远景尽览无遗，海风吹来阵阵的凉爽。

    大月熏指着前方，对孙中山说:“先生，您看见了那座桥吗?那是新吉田桥呀。那里有我少年时的家。可是被一场大火烧了，我们全家借宿于您寓所的二楼，真没想到，今天嫁给了一楼的领袖!”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叫喳喳的小丫头哩!”

    “没那事，我从小就是个害羞的女孩，性格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先生您宠的!”

    “这么说，还多亏那场火灾呢！”

    浅间神社里，轻柔地，传出一阵只有蜜月中的人才会有的笑声。

    “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着――激情蜜月，并没有影响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总是一大早出门，为革命四处奔波。”直到十月七日上午九点，孙中山踏上了大月熏心境莫及的征途――由横浜大栈桥乘上法国邮轮，途径香港，返回了上海。

    从那以后，大月熏再也没有见到过孙中山。

    十一月二日，由恩炳臣代笔，大月熏给孙中山寄出一封家信。

    “拜启。您好吗?我一切安好。今致涵有一事相告∶我怀孕了。预产期是明年五月，知道您很忙，但是，我还是高兴地盼望着您能够在那个时候回来。这边不用记挂，父母一切代劳，只望您回信。敬具。熏。”

    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孙中山没有回信。

    五月，孙中山的女儿顺利出产。

    大月金次为她取名叫文子。又过了好久，孙中山还是毫无音信，大月的家人给孙中山的女儿改名为富美子。

    明治四十四年(1911)十二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两年后，袁世凯就任，大革命失败的孙中山回到阔别的日本，投宿于东京帝国饭店的孙中山见到了久别的老友恩炳臣，并提起了当年由恩君代笔的那封信。

    孙中山问∶后来怎样了?恩炳臣报之“孩子健康成长，已经七岁，但是．．．，大月熏已改嫁，嫁给了静冈县银行总裁的弟弟”,孙中山平静的回答∶“这样也好。她可以过平稳的日子了。”

    孙中山请恩炳臣转告大月熏，他想见见她，还有七岁的女儿。

    三天后。

    在内幸町华族会馆举行的“孙中山欢迎会”上，作为贵宾列席的恩炳臣走到身穿燕尾服的孙中山身旁，俯耳低语∶“她拒绝了”。

    孙中山颔首沉默了片刻，然后，阔步走向会场。

    明治四十五年(1912)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一九一二年四月卸大总统一职，袁世凯窃据大总统职位后阴谋复辟帝制，孙中山乃于一九一三年发动“二次革命”反袁。    

    一九一四年在日本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

    大正四年(1915)十月二十五日中午。

    东京大久保百人町梅屋庄吉邸二楼的“大广间”。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宴在此隆重举行。那年，孙中山49岁，宋庆龄２５岁。梅屋庄吉先生是日本最早的电影公司“日活”的创始人，也是那个时期，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最大援助者。

    大正十四年(1925)，孙中山逝世，享年五十八岁。他以“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嘱，结束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后记。画外音∶

    浅田春

    在与孙中山神户出游的时候，向孙中山倾吐了真情――原来，孙中山的一举一动，都由她亲自向警方做了汇报。那本不是她的意愿，她一直是“从心里敬重先生的”，只因警察说，他们要保护孙中山才必须需要这些资料。浅田春发觉自己的行为有点怪了，终于，在两人游旅神户时，向孙中山和盘道出了真相。

    宫崎寅藏

    浅田春是他为孙中山千辛万苦找来的。可是，向警察通报的人决不是他的安排。他本人也是警方监视的对象。当真相大白后他仍疑惑地坚持∶“天下只有浅田春这样的女孩干不出那样的勾当!”

    大月熏

    改嫁过两次。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当她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用很大篇幅刊出的孙中山照片以及醒目的“孙中山去世”的大字标题时，突然想起了十年前，恩炳臣曾经转达过孙中山想见她和女儿一面的音讯。可是，先生呐，“这些年，您在革命的时候，偶尔也想过我们的女儿吗?”

    宋庆龄

在孙中山去世后长达半世纪以上的寡居生涯中，曾有多少次回忆起在东京举行婚礼的那一刻?在十年的婚姻里，自孙中山的眼神中，从未流露过一抹他对神户对横浜的眷恋和思念?如果，在孙中山的遗物里，她看到了一张戴着巴拿马小帽、与孙中山谈笑的十八岁芳龄的日本少女照片时，又会想些什么?如果，她终于知道在孙中山的爱情里，曾有过浅田春这个名字连着一件“萌黄色的风衣”时，她会有到神户市荣町三丁目的“西村旅馆”亲走一趟的念头吗?如果，宋庆龄仙逝于一九九○年五月八日之后，在英文的报章中，无意读到了来自日本的消息∶“孙中山的女儿宫川富美子去世”的报道时，会百感交加吗?

    宫川富美子，毕竟，那是孙中山的骨肉。(《孙文的遗儿――宫川富美子去世》的报道请详见１９９０年5月8日的《朝日新闻》)。

    恩炳臣

    几乎所有的孙中山“中文史料”中，没有这个名字。

．．．

    历史只有延续，没有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