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来深圳几年了。我有时忙完了安静下来，总不由得想问问自己：你觉得深圳怎样？显然，我眼中的深圳，不仅仅和深圳的实际模样有关，也和我的地位并由此决定的看世界的方式有关。 深圳是个由外地人组成的一个小世界。据说真正的“土著”深圳人不到两千，而现在深圳仅仅有正式户口的人就有几百万。因此，这里几乎没有“外地人”这一说。可以说，敢来深圳的人都是敢闯的。否则，即便在武汉，大家都在传，深圳赚钱快，深圳人有钱，但没有见到谁成群结队地往深圳跑。毕竟这里有很多未知因素，去这里无疑要冒一定风险。至于有什么风险，谁也说不清。 因此，当我来深圳后，在水生所里引起了一片哗然。很多人不理解，他们问我：“你在水生所干得那样顺，为什么要换个单位？你说人往高处走，那深圳究竟好在哪里？”这，还真的是个问题。 九八年夏天，水生所第四研究室的副主任小崔专程从武汉偷偷来到我家，仔细了解我来深圳的原因。并告诉我他想去厦门，想听听我的意见。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没有变成事实。否则水生所又要炸开了锅。 我来深圳已有一年多了，我从心里喜欢上了深圳。在最初的印象中，我看中的是深圳的快节奏。人们做事、走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做事都是高效率、高质量的。深圳人做到了三天一层楼的建房速度，并被称之为“深圳速度”。我亲眼看到帝王大厦是怎样建起来的，不仅快，而且能从下往上装修，因此盖楼和装修可以同时进行。不像其它地方，一定先要把楼盖到顶才能再从上往下装修。 记得有次毛毛来深圳。我们一起出去玩时，她仔细观察了工地上用混凝土浇灌出来的柱子。柱子表面非常光滑，显然工人们在浇灌时是非常仔细地夯实的。毛毛在湖北搞建筑，她看到这些，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这里做事好认真呀，难怪湖北的建筑公司要垮台。”她回过头来对我说：“在湖北，他们做事懒得要死，把混凝土倒进模子后马马虎虎捣鼓几下就算了。所以拆开后到处都是蜂窝一样的空洞洞，还要用水泥把它糊平。其实那只是好看点而已，强度和质量要差很多。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作风问题和管理问题啊！” 随着我在深圳生活时间的延长，我逐渐发现深圳最吸引人的还不在这里，而是管理的人性化。 什么是人性化？我开始也说不清楚，只觉得在深圳办什么事情都很方便，很顺利，很少看办事人员的脸色。但究竟什么是人性化？直到十几年后我来到北京，在那里生活了六年，并把它跟深圳比较后才悟了出来。 人性化，在我看来就是挖掘人性善的一面。在深圳管理者看来，在没有证据你是坏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好人。例如在办理用水、电、煤气、电视等手续时，只要你登记一个银行卡号就行了。所有的费用都是在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根据你的用量扣款。如果你存折上的钱不够，还会给你一个温馨提示，等待你抽空补上。而在北京，你用电和煤气都要用一个智能卡，必须事先在某个银行付款后，再把卡插进表中才能开始使用，而且一旦用完立即就给你停掉。我曾经在做饭做了一半的时候被停过煤气，也曾经在晚上十点多正准备睡觉时被停电。无可奈何而又无话可说，因为我确实是欠费了。真的很“智能”！据说在临欠费前有“温馨提示”，但仪表必须安装在室外并且在二米多高的地方，这个提示谁又能知道呢？这说明在我们首都的管理者心里，在没有证据证明你是好人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坏人。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我真的怀疑：为了防止有人赖帐所建立的智能系统而投入的费用，可能比几个赖帐的人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而在深圳，管理者根本没有考虑像北京那样，搞个高科技的监视系统来防止任何人“盗窃国家财产”。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就不怕有人赖账？ 因此，在深圳，管理者是在想方设法给老百姓方便。例如在九十年代初期，水、电、煤气、电话等都要在指定的不同银行缴费。每家深圳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存折，以对应各种不同的交费。而从九六年开始就合并成一个了。通常你只要把你的工资存折号报上去，就什么事也不用操心了。而在北京，现在的管理系统和深圳十几年前相似，要买电，需要到建设银行用建行卡，要买煤气，就得用另外一个银行卡。 在深圳的大超市里，如果你买的东西足够多，他们会免费给你送到家。如果太远，会收取一定的费用。而在北京，当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后，想叫超市送货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我愿意付钱，他们也会婉转地告诉你：我们没有开展这个业务。我不知道北京的孤寡老人买米面和纯净水等大件商品是怎么搬回家的？靠“爱心人士”？反正那几年我是仗着自己还不太老，开着汽车把它们拖到家门口，再到单位拉来平板车，喘着粗气一件一件的拖到楼上。如果再过几年搬不动了，又该怎么办呢？ 我在北京感到与深圳不同的另外一个感觉是冷漠。虽然同事们和朋友们都对我非常好，非常热情。但我在陌生人面前，到处都有冷漠的感觉。记得一次我带着两个学生乘坐公共汽车去天坛医院探望病人。半路有两个老太太上车，我那两个学生本能地跳起来让座。不料，老太太坐下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们不是北京人吧？”学生们老老实实地告诉她们，一个来自内蒙赤峰，另一个来自天津。老太太点点头说：“就是，北京的孩子从来不会给人让座！”她们说自己是天坛医院的退休医生，地道的北京人。我不禁目瞪口呆。报纸上可是白纸黑字说，北京告诉全国人民：之所以北京市的高考分数比其它地方低一百多分，是因为这里的孩子“素质高”啊！当我把这事告诉有些北京人时，他们满不在乎地说：“外地人太多了，是他们干的。”我没有反驳，只是想说，北京能和深圳比“外地人多”吗……？我在深圳特别注意了这个问题。在深圳，我坐车时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可能会有人给我让座。在北京则不到百分之二十。而且能看出来，让座的几乎都是外来的打工者。不知道我这个感觉会不会伤害到北京人的感情，或者是我的运气不够好？ 深圳的无偿自愿献血在全国最先能百分之百满足需要，这比北京至少早十年。每当深圳发生什么紧急事件导致供血紧张时，只要贴个通知，马上就会有人会成群结队地来献血。以至于几天后电视台不得不反复告诉大家：血源已经足够，请大家不要再来献血了。我也是来深圳后才开始献血的，前后共献了一千二百毫升。直到医生很客气地告诉我，你已经超过五十岁，不适合再献血了才停止。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伟大，看看那些踊跃献血的深圳人，觉得自己不过是一滴水而已。说北京的人觉悟高，这点我真的不敢苟同。 深圳紧靠香港，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多影响。在这里，民告官是最多的，也是赢得最多的。这充分体现了民主。在北京，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太太都能把你抓起来。在那里，稳定压倒一切。而在深圳，我们搞动植物检疫的人如果发现进口水产品的人干了违法的事情而把他抓起来，不，仅仅是没收了他的身份证，就可能在事后被告违规，而且肯定能告赢。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法》中没有授予检疫官员抓人和扣压证件的权利。我们可以没收水产品，可以罚款，但对犯罪嫌疑人，则只能把他们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在深圳，人们的法制意识比内地要强很多。 当然，深圳也肯定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我感到最不爽的是人与人之间似乎缺乏信任感。我猜想是否因为骗子较多的缘故？有次我把一个用坏的钱包随手扔在路边，几个小时后再走过这里，居然还躺在那里没人动过。当我惊讶地告诉同事们时，他们都哈哈大笑地说：“放一天也没人会动的，如果动了肯定是刚从外地来的人动的。”刚从北方来的同事们也有同感。出门在外，找同路的陌生人帮帮忙在北方是很普通的事情，而在深圳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据说有上当受骗的极高风险。 几十年后，深圳变得越来越漂亮，也越来越富有。不过蓝天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也开始有了点雾霾。房价也开始变成全国之首。这些也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 从外地来深圳的人几乎都有过这样的苦恼: 在内地人看来，深圳人个个都是腰缠万贯。钱可能是多得漫出来了。不知道在深圳一样有穷人。在九十年代，一样也有包吃包住每月只几百元的保安和清洁工，也有无底薪完全按照计件领工资而不得不加班加点干活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有的亲戚不停地找刚来深圳的亲人要钱，开口就要借几万，搞得人哭笑不得。自从我在下乡三十周年回过一趟荆门后，就接到过好几个老乡的电话，要求帮忙给他们的孩子在深圳安排工作。当问起这些孩子会做什么活时，他们毫不掩饰地说：“唉，什么事都不会做啊，随便搞点事做吧。一个月能有个五、六千就行了。”听到这话我几乎吓得要把电话扔在地上。我一个教授当时的月工资也没有这么高啊! 这就是深圳。我不由得想起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里的歌词：“如果你爱她，就把她送去纽约，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她，就把她送去纽约，那里是地狱。”深圳就是这样的地方。 然而，我爱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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