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匆匆離開成都官邸，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在大陸土崩瓦解，徹底失敗，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在台灣，蔣介石對自己的失敗，如骨鯁在喉，箭穿於心。其實早在兩年以前，蔣介石就曾說：“自從戡亂以來，我個人每經一次戰役，對於這次戰役的成敗利鈍，無不加以詳細的研究和檢討，而且每一天、每一時刻，我都在研究我們國軍所遭受犧牲的原因。”但據蔣經國敘述，他父親真正思考和研究失敗的原因，是在引退於奉化之後。這樣，蔣介石在台灣“復行視事”後，便根據他研究的“原因”，在陽明山舉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批集訓高級幹部和高級將領，蔣介石親自主持，親自督導，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訓詞”。在這些訓詞及其他各種演講中，對國民黨的失敗有痛切的指陳。
首先，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削平匪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匪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蔣介石的這種分析，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黨政軍學，無一倖免。說“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似已稍有過分，而國民怎麼就“不成其為國民”了呢？國民黨以“國民”為號，國民政府以“國民”為記，如果“國民不成其為國民”，那麼這個黨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又成了什麼呢？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志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軍隊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麼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在指責國軍的作戰不力時，蔣介石對高級將領的批評尤為嚴厲。他說：“我們此次大失敗的恥辱，不僅是由於一般黨員喪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義，尤其因為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蔣介石歷來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對那些臨戰而未“成仁”的將領特別憤恨，即使是嫡系親信，亦不肯有所寬宥。以湯恩伯為例，他稱得上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1954年湯恩伯在日本病逝，蔣介石卻發表演說道：“假使湯同志當時能夠在他指揮的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的悲壯，對革命歷史將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在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歷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機會。”真是天威難測。
又次，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於知識分子。他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的癥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外圍，成為敵人的工具。”此外，對於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還認為“不在於歷次的戰役，而在於兩度的和談。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談，抵消了國軍在東北、在華北以及在蘇北的戰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談，斷送了北平和天津，敞開了長江的門戶，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戰局。”蔣介石對這一觀點，曾經不厭其煩地反覆申述。第一次和談，是蔣氏親自參與的，故只能指桑罵槐地指責赫爾利、馬歇爾等人。第二次和談，是他被迫“引退”之後進行的，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藉口。
蔣介石對國民黨失敗的檢討，不能說沒有一點積極意義。但是，從總體上來講，蔣介石的檢討，只是一種憤怒的宣泄，一種責任的推諉，一種自我洗刷與自我標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歷史的總結。這種檢討只能誤導國民黨由錯誤走向錯誤。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推翻滿清封建皇朝後，相繼建立的兩個革命政黨。兩黨的理想、宗旨雖有不同，但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大目標上是一致的。蔣介石的根本錯誤，就在於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政策，把共產黨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也導致了他在大陸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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