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是20世纪50－60年代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因无情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提出“三和两全”理论、挑起国际共运“大辩论”、破坏中苏关系而闻名世界，他的名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应该说，赫鲁晓夫的一生就像他死后的墓碑所显示的那样，是“黑白相间”的，他既做过一些好事，也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从事国际活动时，往往随意发挥，口不择言，鲁莽行事，给世界落下许多笑柄。

其中最有名的是三件事情。一是他起先脑子发热，信口开河，面对西方说要“埋葬资本主义”，后来则不断地进行辩解，到1963年11月6日，他又在接见美国资本家时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二是赫鲁晓夫亲自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 1960年联合国大会，有一天他在辩论中情绪失控，竟不顾礼仪，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同西班牙代表大吵起来，导致警卫人员干预。三是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先是心存侥幸，投机取巧，冒险地把苏联导弹偷偷运进古巴，企图威胁美国，后来又在美国的压力下节节败退，灰溜溜地从古巴撤走导弹。

赫鲁晓夫的上述政治笑柄，早已被历史记录在案。但最近几年，有的媒体在谈到这些丑闻时却走了样，甚至对此提出质疑。例如，《环球时报》2003年2月17日就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赫鲁晓夫到底有没有用皮鞋敲桌子？》文章说，美国档案馆没有找到这样的录象资料或照片，当时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也“没有看见赫鲁晓夫敲打皮鞋”，只是看见他举起皮鞋摇晃了一下，然后把皮鞋摆在桌子上。结论是：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新闻是“美联社写出来的，而其他报纸照搬照用”，“于是敲桌子的新闻就扩散开来”。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仅仅是一种主观推测。难道美国没有找到录象资料或照片、有的在场记者或服务人员未能亲眼看见，就能证明事情没有发生吗？下面列举两条第一手材料，借以说明此事的历史真相。

一是“皮鞋敲桌”的当事人赫鲁晓夫，曾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赫鲁晓夫说，在离开莫斯科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请他帮一下忙，“寻找一个机会让佛朗哥政权丢脸”，因此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殖民主义问题发言时，谴责了佛朗哥“反动的、残暴的政权”。而当西班牙代表上台进行答辩时，苏联代表团“开始大声叫喊地吵起来”，“我甚至脱下皮鞋来敲桌子”。他承认，他采取的是一种“不合议会规则的做法”，后来成了“笑话”，印度领导人尼赫鲁“就说我不应当使用这种方法”。他还说，“当这位西班牙代表回到座位上时，我们互相讲了一些粗话”，情绪激动地吵了起来，于是，“一名警察向我们走来……一个彪形大汉，可能是美国人，他走到我们跟前，像一座塑像站到这位西班牙人和我中间”，以防双方“用拳头打起来”。（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第704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二是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对此还有更精彩的说法。他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的发言中说：“当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发出了侮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挑衅性言论时”，苏联代表团就鼓噪起来，“用拳头敲着桌子以示抗议，拳头累了，便找其他方式来制止那些伪君子和骗子手”。他接着说：“有一次，有一个西方外交家发表挑衅性演说时，赫鲁晓夫同志脱下了皮鞋，用它来敲打桌子，也许这使西方世界的外交女士们认为有伤体面，但是这简直是妙极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笑声）”；“而且赫鲁晓夫是这样拿着皮鞋的（我们代表团前面坐的是法西斯西班牙的代表团）：皮鞋尖几乎碰到了佛朗哥的外交部长的脖子，但又未完全碰到。在这里表现了外交灵活性！（笑声，暴风雨般的掌声）”（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下册第1087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应该说，赫鲁晓夫本人所说的情况是真实的，他不会无中生有地杜撰出这种对自己不利的“不光彩”事情来。阿朱别伊当时是苏联政府主办的《消息报》的总编辑，他经常随同赫鲁晓夫出访，与赫鲁晓夫关系特别密切，也最了解内情。他在苏共二十二大这个最高级会议上的正式发言，正是一个知情人对赫鲁晓夫“皮鞋敲桌”事件的重要证言，只是他竭尽吹捧奉迎之能事、故意把“丑事”说成“美事”罢了。（王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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