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六年後:什麼改變了，什麼仍然不被震動

——一個傳道人的回望與深思

文/馬永民

生命季刊專稿

音頻為郭光明弟兄朗讀：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但如今他應許說：‘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還要震動天。’這再一次的話，是指明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希伯來書12:26-27）

六年前，我曾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寫下一篇文章，題為《後疫情時代——一個傳道人的深思》。

那時，疫情尚未結束。沒有人知道它還會持續多久，也沒有人知道世界將付出怎樣的代價。我們不知道疫苗什麼時候能夠真正投入使用，不知道國門什麼時候重新打開，不知道學校、教會、餐館和辦公室什麼時候恢復正常，更不知道那個我們曾經熟悉的世界，還能不能回來。

六年過去了。

今天重新打開這篇舊文，許多當時的數字已經成為歷史，許多預測也已經有了答案。然而，當我重新讀到自己當年寫下的那些文字，我發現真正值得重新思想的，並不是我們當初究竟預測對了多少，而是：經歷了那場震動世界的疫情以後，我們究竟改變了什麼？

更重要的是：當許多我們以為牢不可破的東西都被震動以後，什麼才是不能被震動的？

一、當整個世界突然被按下暫停鍵

2001年“9·11”恐怖襲擊發生後的第一個主日，美國不少教會突然湧進了許多人。災難讓人意識到，生命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牢靠。當鋼筋水泥的大樓轟然倒塌，當昨天還活生生的人突然消失，人會開始追問一些平時不願意面對的問題：生命是什麼？死亡之後是什麼？人究竟可以依靠什麼？

將近二十年以後，一場規模遠遠超過“9·11”的危機席捲全球。

2020年，一個肉眼看不見的病毒，幾乎讓整個世界停了下來。工廠停工，學校關門，餐館關閉，飛機停飛，街道空了，教會的大門也關了。

那時候，我腦海中出現過一個畫面：仿佛在日月星辰之上，有一隻我們看不見的大手，在高速旋轉的地球上突然按下了一個巨大的暫停鍵。

人類曾經如此自信。我們可以把人送上太空，可以通過互聯網瞬間連接世界，可以進行器官移植，可以解開基因密碼，可以建造摩天大樓和超級計算機。到了今天，人工智能正在改變許多腦力工作的方式，自動駕駛和機器人也在不斷拓展機器可以承擔的工作邊界。

可是，一個微小到肉眼無法看見的病毒，卻讓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同樣陷入慌亂。

這大概是疫情給現代人上的第一課：人的能力可以很大，卻從來不是無限的。

二、一個科學家的問題

疫情期間，有一件小事我一直沒有忘記。

一位經常和我一起打乒乓球的球友，有一天突然問我：“你是一位傳道人？”

我說：“是啊。”他放下球拍，不再打球了。

他是一位在美國從事科研工作三十多年的科學家，也算事業有成。可是那一天，他告訴我，疫情給了他很大的衝擊。

他說，美國科學技術如此先進，醫療設備如此發達，醫學研究如此深入，可是在一個突然出現的病毒面前，人類能夠採取的辦法竟然如此有限。醫院爆滿，床位緊缺，醫護人員疲憊不堪，死亡數字不斷上升。

他說：“我開始覺得，也許人的上面真的還有一位生命的創造者和主宰者。”

於是，我們的話題從病毒談到了生命，從科學談到了信仰，從死亡談到了救贖。

那次談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文中我寫了一句話：

人的盡頭，或許正是神的開頭。

今天再讀，我仍然願意保留這句話。

科學當然重要。醫學、疫苗、公共衛生以及無數醫護和科研人員的努力，後來挽救了無數生命。信仰不應該成為否定科學的理由。

但科學回答“病毒怎樣傳播”“疾病怎樣治療”的同時，還有一些問題並不屬於實驗室：為什麼生命值得珍惜？苦難有什麼意義？死亡是不是生命最後的句號？當我們失去控制的時候，我們還能夠把自己交託給誰？

科技越向前，這些關於生命終極意義的問題，反而越無法迴避。

三、一隻小小的口罩，照見了人的局限

我在2020年的舊文中花了很大篇幅談口罩。

今天回頭看，其中一些判斷帶着疫情初期的局限，也帶着當時社會激烈爭論留下的痕跡。現在我不想再重複那些政治爭論，更不願意簡單地用“東方勝過西方”或者“西方勝過東方”來總結那段複雜的歷史。

但我仍然想保留“口罩”這個例子。因為一隻小小的口罩，照見的其實不只是公共衛生，也照見了人的認知是多麼容易受到文化、政治、習慣、恐懼和偏見的影響。

2020年2月29日，我曾經在Amazon上以遠高於正常價格的價錢訂購50個普通口罩，結果直到7月份才收到。

今天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但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不會忘記：口罩、N95、防護服，甚至衛生紙，一度都成為緊缺物資。

更有意思的是，當時圍繞“要不要戴口罩”，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甚至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爭論得不可開交。原文正是從這件“小事”出發，討論疫情怎樣衝擊人的固有認知。

六年以後，我反而覺得真正值得反省的不是“當初誰對了”，而是：為什麼人在事實尚未完全清楚的時候，常常已經確信自己一定是對的？

疫情讓我們看見，人類最大的局限之一，不只是知識有限，而是我們常常不知道自己的知識有限。

不知道並不可怕；真正危險的，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四、我最終沒有走上前去

2020年11月，我從美國中部返回東部，途中去了肯塔基州的 Creation Museum (創造博物館)。

當時疫情仍然嚴重，公共場所入口都提醒人們佩戴口罩。我進入一個4D電影院，看到右前方坐着一家六口：一對四十歲左右的夫妻，帶着四個孩子。最大的孩子大概不到十歲，最小的只有兩三歲。

一家人都沒有戴口罩。我看了看周圍，其他人大多戴着。

電影結束以後，我跟在這一家人的後面參觀，心裡一直有一個聲音：要不要過去提醒他們？

我甚至想好了怎麼說。如果他們沒有口罩，我可以到門口替他們拿免費的；或者把自己背包里那袋還沒有開封的口罩送給他們。

可是幾次想走上前，我最後都停住了。

因為就在前兩天，我住處的房主被確認感染了新冠。雖然我當時沒有明顯症狀，自己的檢測也是陰性，但在那個年代，我無法百分之百確定自己沒有攜帶病毒。

如果為了表達自己的“正確”和“善意”，反而走近那四個孩子，把危險帶給他們呢？

於是，我最終沒有過去。

六年後，我越來越覺得，這個沒有發生的對話，比當年許多激烈的爭論更值得我記住。

有時候，愛不是證明我是對的；愛是即使我認為自己是對的，也仍然知道怎樣克制自己。

知識需要謙卑；真理若失去了愛，也很容易變成傷人的武器。

五、疫情真正震動的，是我們的“確定感”

疫情之前，我們擁有許多確定感。

我們以為明天一定會和今天差不多。買一張機票，就可以飛到世界另一邊；孩子早晨出門上學，下午就會回來；主日到了，弟兄姊妹自然會來到教會；春節、感恩節、聖誕節，一家人理所當然可以團聚。

疫情突然告訴我們：原來這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

我們曾經把“正常生活”當成自己的權利，疫情以後才發現，正常本身就是恩典。

一個擁抱是恩典。

一起吃飯是恩典。

自由呼吸是恩典。

能夠陪伴父母是恩典。

教會弟兄姊妹能夠面對面敬拜也是恩典。

甚至有一天，當我們重新可以不戴口罩走進朋友家裡，坐下來喝一杯茶，那種曾經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也突然有了不同的重量。

疫情沒有創造生命的脆弱。它只是把我們一直不願意看的脆弱，擺到了每一個人面前。

六、教會的門關了，另一扇門卻打開了

2020年3月，北美許多教會關閉了實體聚會。對於一個傳道人而言，那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經歷。禮拜堂還在那裡，講台還在那裡，椅子還在那裡，但是人不能進來。

然而實體的大門關閉以後，另一扇虛擬的門卻打開了。許多教會開始使用Zoom、YouTube、網絡直播、線上查經、線上家庭小組。

我當時就在思考：這場疫情是不是也在迫使教會重新認識“教會”是什麼？

教會究竟是一棟建築，還是一群被基督呼召出來的人？

原文中我曾提出“教會在後疫情時代的小型化、家庭化、網絡牧養化”的問題。

六年以後，我更加相信，疫情真正留給教會的挑戰，不是“線上還是線下”這麼簡單。

真正的問題仍然是：我們有沒有把人帶到基督面前？

技術會改變，聚會形式會改變，傳播方式也會改變；但福音不能改變。

七、六年以後，我終於明白“後疫情時代”意味着什麼

2020年，我以為“後疫情時代”首先意味着一種新的世界秩序、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會認知。

六年以後，我覺得還不夠。真正的“後疫情時代”，首先應該發生在人裡面。

如果經歷了那麼多死亡，我們仍然不知道生命寶貴；

如果經歷了那麼長的隔離，我們仍然不知道陪伴珍貴；

如果經歷了那麼多爭吵，我們仍然不知道謙卑；

如果經歷了那麼大的無助，我們仍然認為人可以成為自己的上帝；

那麼疫情雖然過去了，我們卻可能什麼也沒有學會。

回頭看，我不再願意簡單地問：疫情改變了世界什麼？

我更願意問：疫情改變了我什麼？

它讓我更加知道人的有限。

讓我更加珍惜家人。

讓我重新理解教會。

讓我知道科學的重要，也讓我更加清楚科學不能回答生命所有的問題。

讓我看到政治和意識形態可以把人分開，卻也看到苦難能夠讓完全不同的人一起流淚。

更重要的是，它讓我重新思想：當有一天，我所熟悉的一切再一次被震動，我究竟站在哪裡？

結語：使那不被震動的常存

六年前，我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寫下那篇文章，最後用了四個字：“未完待續。”沒有想到，這一等就是六年。

現在我越來越覺得，“未完待續”也許不只是指那篇沒有寫完的文章。原來，我們每個人的生命，本就是一篇“未完待續”的文章。

疫情過去了，還會有新的危機。今天讓我們憂慮的問題會過去，明天又會出現新的問題。

世界從來不會停止震動。我們也無法要求一個永遠不震動的世界。聖經沒有應許我們地不會震動。恰恰相反，希伯來書告訴我們，有一天，不只是地，連天都要震動。

問題從來不是：“怎樣才能使我的世界永遠不震動？”真正的問題是：“當一切可以震動的都被震動以後，我的生命里還剩下什麼？”

六年以後，我再次寫下自己的答案：

我的答案仍然是：我願意做一個傳道人。仍然願意在這個不斷變化、不斷爭論、不斷震動的世界裡傳講福音。

我不是任何主義的“鐵粉”，也不願意把自己的靈魂交給任何地上的政治偶像。如果一定要說我屬於誰：我屬於耶穌基督。

如果一定要說餘生還有什麼願望：我願意成為主手中的器皿，在一個仍然充滿恐懼、孤獨、衝突和不確定的世界裡，把自己所領受的盼望帶給更多的人。

因為疫情六年以後，我比六年前更加相信：世界會改變；時代會改變；我們也會改變。然而，那不被震動的，仍然常存。

馬永民 牧師，現在美國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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