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萧西之水

日本总让人好奇又让人费解。去日本旅游总会有暖心的小细节，但在日本生活却常常感受到冷漠，总也看不清日本人例行的微笑背后到底想什么；日本建立完整的英式议会制，但这并不能阻止世袭议员一次次进入国会，甚至近10位首相中有6人出身政治世家；日本与世界交流如此频繁，国民乃至首相却始终说着难听的日式英语；日本几乎年年有人荣获诺贝尔奖，但诺奖获得者却对日本的教育体系多有批评；日本女性择偶主张“三平”（平均收入、平凡相貌、平稳性格），但真到了相亲一定会问对方年收入。

一进入日本社会与文化海洋，就很容易被暧昧不清甚至互相矛盾的信息所迷惑，每个人都可以截取一部分社会现实为日本的“高素质”“匠人精神”“勤奋好学”甚至“阴谋诡计”立论，但如果想驳斥这些论调，日本社会也有丰富的反面样本以供选择。总之，想搞出包打天下的“日本人论”并不现实，甚至还会自相矛盾。

为了深入剖析日本，西方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就有多部着作研究，常驻日本的荷兰资深记者卡瑞尔·范·沃尔夫伦就是其中一员。他与日本各界人士打了几十年交道以后，在1985年撰写《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他并没有完全从日本人的自我宣传或者书本知识出发，而是深入考察日本人行为模式，寻找日本人自己都很难总结或不愿总结的行为逻辑。

以“和”为贵：反叛也要讲“仪式”

“以眼还眼，加倍奉还！”

看过电视剧《半泽直树》，一定会被半泽直树身上的热血与敬业感动。他面对有权有势的上司从不畏惧，遭到挫折越战越勇，一步步击败欺压自己的上司，实现最初的梦想。

然而对于日本社会，《半泽直树》只是沃尔夫伦所谓“安全阀”。让饱受欺凌的上班族通过文艺作品发出“压力锅般的嘶吼”，总比他们真在现实中真的“以眼还眼”甚至报复社会好得多。每周日晚间黄金档播出一部励志热血的中二电视剧，本质上相当于给日本上班族进行一次去除“污秽”的“仪式”。

书中多次提到“仪式”二字，用来说明为什么上千来年有许多新思想进入日本，却始终没有改变日本。二战后，日本左翼运动昌盛，争取工人利益的呼声强烈，但左翼团体一般只在约定俗成的固定范围开展小规模游行，甚至会主动与破坏法律的激进派划清界限；明治维新期间，日本解除三百年的基督教禁令，但日本主流仍与基督教保持距离，基督教对现代日本的影响，只是让新婚夫妇愿意身穿婚纱进入教堂，说两句“I DO”；16世纪的战国时代，日本大面积引入葡萄牙火绳枪装备军队，但这并未启动军事革命或工业革命，只是为弓箭找到替代品而已。甚至于追溯到日本刚刚接纳佛教的时代，佛教并未替代本土的神道信仰，双方只需要妥协即可：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的化身，信佛信神乃是同一件事。

日本应该是保守主义者最喜爱的国家了，每一种新思想的诞生与传入都不会妨碍旧思想的存续。多少年过去，等到新思想不再新，会以某种形态成为日本社会的组成部分，大家都严守一条看不见的界限，不越雷池一步。即便在本书发布后30多年新崛起的群体，比如沉浸于动漫、游戏等虚拟世界的“御宅族”也逐渐成为另一项“传统”，有着属于自己的仪式与活动范围。正面来说，日本保留着来自全世界的多元文化，并把这些文化当作本国文化一样珍视，实现“君子和而不同”；但反面来说，任何崭新思想都没办法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反叛”逐渐沦为仪式，形成一个又一个活化石。

沃尔夫伦提到，日本虽然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但“几乎所有这些组织都被这个系统出于自身的考虑加以吸纳和管理”，甚至“举不出对政治秩序进行不断反抗的先例”。每一个群体或许最初都想打破既有权力系统，但在得到一定程度的容纳后，他们也都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生存。新成员不但不会攻击系统，反而会与系统之间遵守“以和为贵”的原则。

“和”是日本社会最核心的追求，甚至于日本民族都以“和”自称，乃至有了“和服”、“和食”、“和魂汉才”（具有汉学功底的日本人）这些词语。但日语的“和”已经从汉字本意一路延伸下去，变成许多词语的混合体，比如秩序与服从、包容与成熟、一致与妥协。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

关于“和”的讨论也贯穿《半泽直树》以及背后的真实故事。第一部故事里，半泽直树反叛不公正的银行体制，强迫仇人上司大和田常务跪地道歉，达成目的却破坏和谐，于是被银行放逐出去；第二部，半泽直树与大和田两人虽然依然骂骂咧咧，但事实上和解，共同对抗更大敌人。故事的最后，所有不公正的势力全部消除，半泽直树破例提拔为东京中央银行行长，故事走向大和谐的结局；而就在《半泽直树》第二部热播后的2020年12月，东京中央银行的原型——三菱东京日联银行破例提拔一位名为半泽淳一的新行长，而“半泽行长”正与《半泽直树》原着作者池井户润同年进入银行。

或许是巧合，但赶在《半泽直树》热播的时点破格提拔“半泽行长”，自然会让人觉得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能像剧中的东京中央银行一样，消除旧弊，改革维新。《半泽直树》的热血不仅是上班族的“安全阀”，也可以被传统势力用作无形的广告。最初的反叛，最终成为追求“和”的一种仪式，这也是两千年来日本土地上不停发生的事情。

权门政治：政治决策的“去中心化”

笔者写作《明治日本建构史》时，经常会发现一个恼人的问题，那就是明治维新的任何一个事件，似乎都找不到唯一的决策人物，大部分决策都是在混乱而无序的状态下完成。的确，明治天皇是名义上的最高君主，大久保利通缔造官僚体系，伊藤博文缔造宪法，西乡隆盛与山县有朋缔造军队，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段时间我可以乾纲独断。

乾隆皇帝曾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于是许多人对于同文同种的日本也抱有类似期待，觉得日本的各项决策一定会有核心。然而，日本的权力系统既然不会彻底消灭既有利益集团，而且每个集团都拥有一定生存空间和话语权，久而久之就形成“去中心化”的决策传统。用日本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的总结：“不明确地共同承担责任是更好的做法，这么做就没办法找出哪个人，让他承担起作出决定的最终责任”。

个人感觉，“集体不负责制”的决策应该让驻日30多年的沃尔夫伦吃过很多苦头。在他卷帙浩繁的论述中，不少篇章都在吐槽日本的行业协会、农协、消费者协会、工会、黑社会以及各类形形色色的组织如何影响日本最高决策的过程，甚至感叹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这些战国英豪为什么没能扭转日本的决策传统。非常遗憾，如果这位荷兰记者能熟练掌握日语，他就能从日本史书里找到一把更能理解日本权力结构的钥匙：“权门体制”。

“权门”是日本中世史术语，形容拥有一定特权的贵族集团，可以类比为两汉魏晋的士族门阀。不同的是，“权门”并不是指某个地区的豪强，而是指国家层面统领某个垂直领域的贵族集团。总体来说，日本中世分为“公家”（行政）、“武家”（军事）、“寺家”（宗教）三个垂直领域，职能互为补充、互不干涉，每个垂直领域都通过血缘或师徒纽带独立开展生产、组织人员，完成独立的目标，这也就是所谓“权门体制”。

史学理论中，“权门体制”只涵盖12世纪平安时代末期至16世纪战国时代的日本政治体制，但从实际来看，“权门体制”的遗产却影响至今。毕竟现代社会已经不可能简单分类为行政、军事、宗教，科技爆炸让新兴事物愈发专业，垂直领域的专业化必然会越来越强，甚至于形成通过血缘或师徒纽带代代相传的“权门”。正面来说，这是亚当斯密强调的分工协作的典范，是欧美自由主义倡导的精英治国的代表；但负面来说，每个“权门”却可以肆意垄断垂直领域的控制权与解释权，随意扩充管辖权的范围，将许多新兴事物纳入“权门”控制。

书中提到诸多有趣的例子，比如外务省与通商产业省争夺海外贸易管辖权、通商产业省与邮政省争夺信息网络管辖权等等。不过，二战迷一定会想到一个更经典的案例，那就是二战日本陆海军的内斗：陆海军不仅争预算、争人才，各自也拥有独立的军事技术体系，并向对方严格保密，他们不仅深耕自己的领域，还经常伸手到对方“领地”，因而有了“陆军造航母，海军开坦克”的奇景。

“权门”遍布日本每一个重要的垂直领域，那么日本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就是成为一个调停角色。“权门体制”盛行的日本中世，天皇是一个授予官位、调停矛盾的角色；而到了现代，日本事实上的最高权力者——首相也只能充当类似角色。

书中多次提到，日本首相的实权比起西方国家领导人要弱了许多。为了加强首相力量，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大刀阔斧改革官僚体系，革新弊政，试图把日本首相权力扩充到美国总统的水平。30年后的如今，一部分官僚主义痼疾确实遭到剔除，日本官僚随随便便“空降”企业拿高工资的情况有所缓解，高级官僚的人事权起码在名义上也由首相定夺。但与此同时，政治家、医学、高级手艺人与演艺人员等高收入的垂直领域依旧由“权门”把持，乃至于日本普通人日渐适应“青蛙的儿子还是青蛙”（日本谚语，类似“龙生龙凤生凤”）的现象，愿意承认：这可能是日本“民族性”的象征。

“日本精神”：权力与文化的表里关系

本书最可贵之处，就是作者沃尔夫伦虽然热爱日本文化、生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但他并不像1979年傅高义《日本第一》那样盛赞日本的独特性，也不像1982年查莫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那样总结出“日本模式”，而是审视日本如何用日本独特的文化构建权力，贯穿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生命。

日本文化到底什么样？稍有了解一定能给日本贴上一些文化标签：正面如忠诚、精致、和谐，负面如冷漠、野蛮、暴虐。这些文化标签可以看作日本人过去行为的总结，但同样也形成一整套“日本精神”，限制日本人面向未来的行为模式。一旦日本社会认同这些文化标签，那文化就不再是文化本身，而会成为法律之外的意识形态：“日本精神”主张勤奋，那么下班后就必须加班；“日本精神”主张忠诚，那么跳槽就仿佛大逆不道，甚至跳槽后依然会被人说闲话；“日本精神”主张和谐，那么为上班族出气的《半泽直树》最终也要回归正统。

日本常利用半官方的文化产品塑造“日本精神”，最着名的案例莫过于“武士道”。1899年旅美日本作家新渡户稻造用英语创作《武士道》一书，第一次向西方世界系统性介绍日本武士精神，也为日本武士确立起忠诚、勇武、果断、一死求荣誉的形象。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翻译回日文版以后立刻成为半官方的意识形态教科书，让许多日本青年有志于继承光荣的“武士道”，并最终走上战场、成为炮灰。

但问题在于，历史上的日本武士与《武士道》的描述相差甚远，大多数武士既不忠诚、也不勇勐，更不果断，甚至会为了蝇头小利、繁文缛节而大打出手，尤其是15世纪至17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背信弃义、攻杀主君的“下克上”行动反而是主流。正如当时着名武将藤堂高虎所言：“武士若不换七次主君，便称不上武士”，毕竟只有换过很多次主君才能磨炼自己的武士之道，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主君，获取更高的荣誉。

而且，《武士道》一书最初面向西方世界，因而大量引用欧洲骑士的案例，意在表达日本武士道与欧洲骑士精神有所类似，阐述“日本是另一个欧洲”的观念。如此一来，日本就能洗脱“东方国家”的色彩，以“东方欧洲”的形态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事实上美国总统老罗斯福也是这本书的重要推荐者。某种意义上，《武士道》一书既是日本教化后人的教科书，也是“脱亚入欧”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而历史上的武士究竟是什么样子，反而不再重要了。用文化创作定义“日本精神”，再塑造政治环境，进而说服全世界接纳，这种套路让日本政治与文化互为表里，难舍难分。

本书出版后30多年，日本确实发生许多变化：经济增速不再迅勐，年轻人不再追求奢华与享受，社会意识趋于“小确幸”和“断舍离”，强调“不做第一也可以，我们本来就是最特别的唯一”。正因如此，新时代的“日本精神”也不能再以东京的摩天大楼和大工业化为象征，而要以京都的典雅精致、白川乡的自然古朴为象征，这就需要平实而淡雅的古典文学作品来表达。

就在2019年，日本政府从本国第一部诗歌集《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句选出“令和”二字作为年号，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从本国典籍而非中国典籍中选出的年号，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特别提到：“悠久的历史与芬芳的文化，四季交替的美丽自然，日本这种国家形象应牢牢传承到下一个时代”。而且，安倍晋三也像他的前辈一样，把这种来自文学作品的“日本精神”上升到社会意识的层次：“（年号）贯穿我国近1400年的历史，不仅融入到日本人的心情，也支撑日本国民在精神上形成一体。我衷心希望新的年号能广泛为国民所接受，深深扎根于日本人的生活中”。

（来源：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