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蕭西之水

日本總讓人好奇又讓人費解。去日本旅遊總會有暖心的小細節，但在日本生活卻常常感受到冷漠，總也看不清日本人例行的微笑背後到底想什麼；日本建立完整的英式議會制，但這並不能阻止世襲議員一次次進入國會，甚至近10位首相中有6人出身政治世家；日本與世界交流如此頻繁，國民乃至首相卻始終說着難聽的日式英語；日本幾乎年年有人榮獲諾貝爾獎，但諾獎獲得者卻對日本的教育體系多有批評；日本女性擇偶主張“三平”（平均收入、平凡相貌、平穩性格），但真到了相親一定會問對方年收入。

一進入日本社會與文化海洋，就很容易被曖昧不清甚至互相矛盾的信息所迷惑，每個人都可以截取一部分社會現實為日本的“高素質”“匠人精神”“勤奮好學”甚至“陰謀詭計”立論，但如果想駁斥這些論調，日本社會也有豐富的反面樣本以供選擇。總之，想搞出包打天下的“日本人論”並不現實，甚至還會自相矛盾。

為了深入剖析日本，西方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就有多部着作研究，常駐日本的荷蘭資深記者卡瑞爾·范·沃爾夫倫就是其中一員。他與日本各界人士打了幾十年交道以後，在1985年撰寫《日本權力結構之謎》。他並沒有完全從日本人的自我宣傳或者書本知識出發，而是深入考察日本人行為模式，尋找日本人自己都很難總結或不願總結的行為邏輯。

以“和”為貴：反叛也要講“儀式”

“以眼還眼，加倍奉還！”

看過電視劇《半澤直樹》，一定會被半澤直樹身上的熱血與敬業感動。他面對有權有勢的上司從不畏懼，遭到挫折越戰越勇，一步步擊敗欺壓自己的上司，實現最初的夢想。

然而對於日本社會，《半澤直樹》只是沃爾夫倫所謂“安全閥”。讓飽受欺凌的上班族通過文藝作品發出“壓力鍋般的嘶吼”，總比他們真在現實中真的“以眼還眼”甚至報復社會好得多。每周日晚間黃金檔播出一部勵志熱血的中二電視劇，本質上相當於給日本上班族進行一次去除“污穢”的“儀式”。

書中多次提到“儀式”二字，用來說明為什麼上千來年有許多新思想進入日本，卻始終沒有改變日本。二戰後，日本左翼運動昌盛，爭取工人利益的呼聲強烈，但左翼團體一般只在約定俗成的固定範圍開展小規模遊行，甚至會主動與破壞法律的激進派劃清界限；明治維新期間，日本解除三百年的基督教禁令，但日本主流仍與基督教保持距離，基督教對現代日本的影響，只是讓新婚夫婦願意身穿婚紗進入教堂，說兩句“I DO”；16世紀的戰國時代，日本大面積引入葡萄牙火繩槍裝備軍隊，但這並未啟動軍事革命或工業革命，只是為弓箭找到替代品而已。甚至於追溯到日本剛剛接納佛教的時代，佛教並未替代本土的神道信仰，雙方只需要妥協即可：天照大神是大日如來的化身，信佛信神乃是同一件事。

日本應該是保守主義者最喜愛的國家了，每一種新思想的誕生與傳入都不會妨礙舊思想的存續。多少年過去，等到新思想不再新，會以某種形態成為日本社會的組成部分，大家都嚴守一條看不見的界限，不越雷池一步。即便在本書發布後30多年新崛起的群體，比如沉浸於動漫、遊戲等虛擬世界的“御宅族”也逐漸成為另一項“傳統”，有着屬於自己的儀式與活動範圍。正面來說，日本保留着來自全世界的多元文化，並把這些文化當作本國文化一樣珍視，實現“君子和而不同”；但反面來說，任何嶄新思想都沒辦法從根本上改變日本，“反叛”逐漸淪為儀式，形成一個又一個活化石。

沃爾夫倫提到，日本雖然有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但“幾乎所有這些組織都被這個系統出於自身的考慮加以吸納和管理”，甚至“舉不出對政治秩序進行不斷反抗的先例”。每一個群體或許最初都想打破既有權力系統，但在得到一定程度的容納後，他們也都形成新的利益集團，能夠在一定範圍內生存。新成員不但不會攻擊系統，反而會與系統之間遵守“以和為貴”的原則。

“和”是日本社會最核心的追求，甚至於日本民族都以“和”自稱，乃至有了“和服”、“和食”、“和魂漢才”（具有漢學功底的日本人）這些詞語。但日語的“和”已經從漢字本意一路延伸下去，變成許多詞語的混合體，比如秩序與服從、包容與成熟、一致與妥協。

《日本權力結構之謎》

關於“和”的討論也貫穿《半澤直樹》以及背後的真實故事。第一部故事裡，半澤直樹反叛不公正的銀行體制，強迫仇人上司大和田常務跪地道歉，達成目的卻破壞和諧，於是被銀行放逐出去；第二部，半澤直樹與大和田兩人雖然依然罵罵咧咧，但事實上和解，共同對抗更大敵人。故事的最後，所有不公正的勢力全部消除，半澤直樹破例提拔為東京中央銀行行長，故事走向大和諧的結局；而就在《半澤直樹》第二部熱播後的2020年12月，東京中央銀行的原型——三菱東京日聯銀行破例提拔一位名為半澤淳一的新行長，而“半澤行長”正與《半澤直樹》原着作者池井戶潤同年進入銀行。

或許是巧合，但趕在《半澤直樹》熱播的時點破格提拔“半澤行長”，自然會讓人覺得三菱東京日聯銀行能像劇中的東京中央銀行一樣，消除舊弊，改革維新。《半澤直樹》的熱血不僅是上班族的“安全閥”，也可以被傳統勢力用作無形的廣告。最初的反叛，最終成為追求“和”的一種儀式，這也是兩千年來日本土地上不停發生的事情。

權門政治：政治決策的“去中心化”

筆者寫作《明治日本建構史》時，經常會發現一個惱人的問題，那就是明治維新的任何一個事件，似乎都找不到唯一的決策人物，大部分決策都是在混亂而無序的狀態下完成。的確，明治天皇是名義上的最高君主，大久保利通締造官僚體系，伊藤博文締造憲法，西鄉隆盛與山縣有朋締造軍隊，但沒有一個人可以說：這段時間我可以乾綱獨斷。

乾隆皇帝曾說"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於是許多人對於同文同種的日本也抱有類似期待，覺得日本的各項決策一定會有核心。然而，日本的權力系統既然不會徹底消滅既有利益集團，而且每個集團都擁有一定生存空間和話語權，久而久之就形成“去中心化”的決策傳統。用日本政治學者丸山真男的總結：“不明確地共同承擔責任是更好的做法，這麼做就沒辦法找出哪個人，讓他承擔起作出決定的最終責任”。

個人感覺，“集體不負責制”的決策應該讓駐日30多年的沃爾夫倫吃過很多苦頭。在他卷帙浩繁的論述中，不少篇章都在吐槽日本的行業協會、農協、消費者協會、工會、黑社會以及各類形形色色的組織如何影響日本最高決策的過程，甚至感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這些戰國英豪為什麼沒能扭轉日本的決策傳統。非常遺憾，如果這位荷蘭記者能熟練掌握日語，他就能從日本史書裡找到一把更能理解日本權力結構的鑰匙：“權門體制”。

“權門”是日本中世史術語，形容擁有一定特權的貴族集團，可以類比為兩漢魏晉的士族門閥。不同的是，“權門”並不是指某個地區的豪強，而是指國家層面統領某個垂直領域的貴族集團。總體來說，日本中世分為“公家”（行政）、“武家”（軍事）、“寺家”（宗教）三個垂直領域，職能互為補充、互不干涉，每個垂直領域都通過血緣或師徒紐帶獨立開展生產、組織人員，完成獨立的目標，這也就是所謂“權門體制”。

史學理論中，“權門體制”只涵蓋12世紀平安時代末期至16世紀戰國時代的日本政治體制，但從實際來看，“權門體制”的遺產卻影響至今。畢竟現代社會已經不可能簡單分類為行政、軍事、宗教，科技爆炸讓新興事物愈發專業，垂直領域的專業化必然會越來越強，甚至於形成通過血緣或師徒紐帶代代相傳的“權門”。正面來說，這是亞當斯密強調的分工協作的典範，是歐美自由主義倡導的精英治國的代表；但負面來說，每個“權門”卻可以肆意壟斷垂直領域的控制權與解釋權，隨意擴充管轄權的範圍，將許多新興事物納入“權門”控制。

書中提到諸多有趣的例子，比如外務省與通商產業省爭奪海外貿易管轄權、通商產業省與郵政省爭奪信息網絡管轄權等等。不過，二戰迷一定會想到一個更經典的案例，那就是二戰日本陸海軍的內鬥：陸海軍不僅爭預算、爭人才，各自也擁有獨立的軍事技術體系，並向對方嚴格保密，他們不僅深耕自己的領域，還經常伸手到對方“領地”，因而有了“陸軍造航母，海軍開坦克”的奇景。

“權門”遍布日本每一個重要的垂直領域，那麼日本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就是成為一個調停角色。“權門體制”盛行的日本中世，天皇是一個授予官位、調停矛盾的角色；而到了現代，日本事實上的最高權力者——首相也只能充當類似角色。

書中多次提到，日本首相的實權比起西方國家領導人要弱了許多。為了加強首相力量，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大刀闊斧改革官僚體系，革新弊政，試圖把日本首相權力擴充到美國總統的水平。30年後的如今，一部分官僚主義痼疾確實遭到剔除，日本官僚隨隨便便“空降”企業拿高工資的情況有所緩解，高級官僚的人事權起碼在名義上也由首相定奪。但與此同時，政治家、醫學、高級手藝人與演藝人員等高收入的垂直領域依舊由“權門”把持，乃至於日本普通人日漸適應“青蛙的兒子還是青蛙”（日本諺語，類似“龍生龍鳳生鳳”）的現象，願意承認：這可能是日本“民族性”的象徵。

“日本精神”：權力與文化的表里關係

本書最可貴之處，就是作者沃爾夫倫雖然熱愛日本文化、生活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日本，但他並不像1979年傅高義《日本第一》那樣盛讚日本的獨特性，也不像1982年查莫斯·約翰遜《通產省與日本奇蹟》那樣總結出“日本模式”，而是審視日本如何用日本獨特的文化構建權力，貫穿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生命。

日本文化到底什麼樣？稍有了解一定能給日本貼上一些文化標籤：正面如忠誠、精緻、和諧，負面如冷漠、野蠻、暴虐。這些文化標籤可以看作日本人過去行為的總結，但同樣也形成一整套“日本精神”，限制日本人面向未來的行為模式。一旦日本社會認同這些文化標籤，那文化就不再是文化本身，而會成為法律之外的意識形態：“日本精神”主張勤奮，那麼下班後就必須加班；“日本精神”主張忠誠，那麼跳槽就仿佛大逆不道，甚至跳槽後依然會被人說閒話；“日本精神”主張和諧，那麼為上班族出氣的《半澤直樹》最終也要回歸正統。

日本常利用半官方的文化產品塑造“日本精神”，最着名的案例莫過於“武士道”。1899年旅美日本作家新渡戶稻造用英語創作《武士道》一書，第一次向西方世界系統性介紹日本武士精神，也為日本武士確立起忠誠、勇武、果斷、一死求榮譽的形象。這本書的影響力很大，翻譯回日文版以後立刻成為半官方的意識形態教科書，讓許多日本青年有志於繼承光榮的“武士道”，並最終走上戰場、成為炮灰。

但問題在於，歷史上的日本武士與《武士道》的描述相差甚遠，大多數武士既不忠誠、也不勇勐，更不果斷，甚至會為了蠅頭小利、繁文縟節而大打出手，尤其是15世紀至17世紀的日本戰國時代，背信棄義、攻殺主君的“下克上”行動反而是主流。正如當時着名武將藤堂高虎所言：“武士若不換七次主君，便稱不上武士”，畢竟只有換過很多次主君才能磨鍊自己的武士之道，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主君，獲取更高的榮譽。

而且，《武士道》一書最初面向西方世界，因而大量引用歐洲騎士的案例，意在表達日本武士道與歐洲騎士精神有所類似，闡述“日本是另一個歐洲”的觀念。如此一來，日本就能洗脫“東方國家”的色彩，以“東方歐洲”的形態得到國際社會的接受，事實上美國總統老羅斯福也是這本書的重要推薦者。某種意義上，《武士道》一書既是日本教化後人的教科書，也是“脫亞入歐”政治目標的重要工具，而歷史上的武士究竟是什麼樣子，反而不再重要了。用文化創作定義“日本精神”，再塑造政治環境，進而說服全世界接納，這種套路讓日本政治與文化互為表里，難捨難分。

本書出版後30多年，日本確實發生許多變化：經濟增速不再迅勐，年輕人不再追求奢華與享受，社會意識趨於“小確幸”和“斷舍離”，強調“不做第一也可以，我們本來就是最特別的唯一”。正因如此，新時代的“日本精神”也不能再以東京的摩天大樓和大工業化為象徵，而要以京都的典雅精緻、白川鄉的自然古樸為象徵，這就需要平實而淡雅的古典文學作品來表達。

就在2019年，日本政府從本國第一部詩歌集《萬葉集》“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一句選出“令和”二字作為年號，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從本國典籍而非中國典籍中選出的年號，時任首相安倍晉三特別提到：“悠久的歷史與芬芳的文化，四季交替的美麗自然，日本這種國家形象應牢牢傳承到下一個時代”。而且，安倍晉三也像他的前輩一樣，把這種來自文學作品的“日本精神”上升到社會意識的層次：“（年號）貫穿我國近1400年的歷史，不僅融入到日本人的心情，也支撐日本國民在精神上形成一體。我衷心希望新的年號能廣泛為國民所接受，深深紮根於日本人的生活中”。

（來源：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