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也

——关于易中天老师“為什麼說中華文明史三千七百年”的商榷

罗广英

易中天老师在讲故事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又再接再厉地提出了中华文明史只有三千七百年的新理论，再一次博得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对中国文化问题关心之人的眼球。在这样一个唯利是图思想理念横行猖獗的历史时期至少还能够把一部分人的思考引向关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上来，显然易老师是做了一件很值得赞扬的事情。不仅如此，易老师并没有把大家的关注停留在一个静止的状态上，而是激活了至少是希望激活人们沉睡的思维这就更有意义了。

对于中国文化的解释和评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横向比较确实近两百年来的课题。因为西方文化的影响来的太快，太猛，太强，我们确实有些措手不及，也总是接应不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思考甚至出现大规模的反复折腾就都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鸦片战争之后，腐朽落后的清政府被打懵了之后，国人上下开始进行文化的思考和反省，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中国人开始较为系统地引进和研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从此，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就是在不断的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进行着，到现在为止时间过去了将近两百年，中国的世俗文化已经基本上被全面西化了，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在西方文化中寻找解决自己社会问题的做法，文化的问题早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了。在这个时候对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文明历史做一下冷静的思考是极有意义极为重要的事情。

文化问题从来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一个民族和整个世界需要考虑自己的命运和前途的时候，总是会做出对自己文化追根溯源的回顾，用自己已有的传统与当下现实进行对接和比较，从中找出能够实现持续影响稳定发展和积极进化的主要因素，避开那些浮华和会使人们经理灾难的消极因素，就成了身在浮躁环境中有良心有思想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易老师在取得传播中国文化的成功之后，转向了对于文化的深入思考，这无疑是向积极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但是易老师在过于依赖逻辑推理的情况下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源起时间和中国文化道德信仰这样的基本问题过早地、作出系统地结论未免显得有些仓促。

因为本人不是研究历史也不是学文科出身，下面只能从中国自然文化的角度和自己研究成果对易老师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易老师进行探讨。

“在野蠻時代，有文化無文明。野蠻時代的社會組織是‘原始群’。原始群是人類的‘文化點’，天女散花般地在世界各地自生自滅，不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原始群被稱為‘夏娃的時代’。那時，人類發明了第一條三角褲，可以把自己跟動物區別開來。如果這種文化能夠存活並得到發展，就會壯大為‘文化面’。這就是‘氏族’。

在氏族社會，人們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結成一定規模的群體，披荊斬棘，篳路藍縷，在險惡的環境中求生存。氏族社會是‘女媧和伏羲的時代’，女媧代表母系氏族，伏羲代表父系氏族。這樣的文化面，由于自身的裂變和擴散，以及相互的影響和交融，又會連成‘文化片’。這就是‘部落’。

部落是‘炎黃的時代’。每個部落，都由若干氏族組成，所以是文化片。不同的文化片，由于遷徙、聯合、兼並、戰爭，則會形成‘文化圈’。這就是‘部落聯盟’。

部落聯盟，是不同部落的血緣共同體或利益共同體，在歷史上是‘堯舜的時代’。堯聯盟和舜聯盟，都是大聯盟。大聯盟下面有小聯盟，這就是所謂‘四岳’。小聯盟下面是部落，這就是‘十二牧’。部落又由氏族組成，這就是‘百姓’。大聯盟實行‘雙首長制’。在堯聯盟時代，堯和舜是大聯盟的CEO（一個企業集團、財閥或行政單位中的最高行政負責人）和COO（公司團體里負責監督管理每日活動的高階官員）。到舜聯盟時代，則換成舜和禹。

這時，人類的族群已經很大。新族群財富更多，關系更復雜，事務也更繁忙。為了安全、自由和身份認同，群居的人類開始把聚落變成城市，把部落變成國家，並發明了文字和公權力。

野蠻時代結束後是文明時代的開始。這個過程簡單地說，就叫點、面、片、圈、國。分水嶺，是國家的誕生。以此為界，人類歷史被裁為兩截。之前叫‘史前史’，之後叫‘文明史’。”（文章摘自︰《北京日報》2013年06月17日第19版，作者︰易中天（ 廈門大學教授），原標題︰我為什麼說中華文明史三千七百年）

从易老师的这段论述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眼下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个和严重的通病，那就是主观形式逻辑思维的过度运用。在文化自然生成的历史事实面前学者们过度依赖形式逻辑推理的思维总是会导致犯下一连串低级错误的误人误己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就易老师坚持的两个主要观点做一下分析就会明白：

1、否定文化自然生成过程的连续性，用形式逻辑思维任意界定历史源起的时间点，并用某一时间点的历史状态来界定历史的诠释，进而有形式逻辑思维取代坚持自然生成过程和自然生成逻辑的思维。

庄子云：“为是而有畛”，这是强调要想实事求是就要过程完整，过程完整和完整过程是真实的基础支持。老子云：“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也”，就是指出新生事物是影响所有后续发展的根本和源起，是不可战胜的自然真实，在分析事物本质的时候要始终。老子对于“朴”的概念还有“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见素抱扑，少私寡欲”，“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的论述，说明在追根溯源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的自然生成关系和自然规律。老庄的这些论述都在告诉我们，在追根问底的时候一定要找到那些对于人类进化最早最有用的发展元素，切忌任意地中断过程的完整，切忌过度发挥主观形式逻辑思维的推理作用过早地做结论。

而我们的正在研究中华历史，研究中华文明史的易老师却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出了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易老师会做出无视老庄的基本论述的思考，只是用一个历史年纪就可以将文化和文明做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划分得出“在野蠻時代，有文化無文明”和“点、线、面、片、圈、国”的文化和文明的划分，并最终得出“分水嶺，是國家的誕生。以此為界，人類歷史被裁為兩截。之前叫‘史前史’，之後叫‘文明史’”的结论用二里头的考古证据显示出的文化规模形质来确定“中華文明史三千七百年”。这无疑冲击和分割了中华文化发展和中华文明演进过程的完整，甚至切割了文明对于文化的依赖，暂且不说考古的事实证据已经证明，在二里头之前仅仅二里头的南方就已经有了河姆渡遗址（8000年前），良渚文化遗址（5300年前），凌家滩遗址（5600年前），同纬度的大汶口文化遗址（6000年前）和北方红山文化遗址（5000年前）等具有了相当规模的中华先祖的聚居和相当高水平玉石和陶器文明的存在，只是从易老师所提到的“点、线、面、圈”之间数学关系的同一拓扑性质连续性本身无法切割以及“点、线、面、圈”与“国”之间的性质属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这一点来看，易老师的“人类历史被裁为两截”的说法就欠妥当。就文化的内容与文明的形态而言涉及的内容就更加不能用“人类历史被裁为两截”的理念来加以认知和评断，就人类的文化内容而言，有许多二里头之前的文化内容，比如凌家滩玉版所承载的“天人合一”的中医理论内容至今仍属于人类领先的科学文化思考，不仅谈不上“野蛮”还“将决定将来科学的发展”。

2、我们这样写，易老师是一定不会相信的，因为按照形式逻辑推论，野蛮时代根本就不可能有文明，更不可能存在能够“将决定将来科学发展”的文明。但是，从自然生成逻辑来认识历史已经存在的“中医是前科学”的事实我们不得不信服古人的智慧并不比今人差，在认识自然的能量本质方面甚至还要比今人更胜一筹。于是我们又进入到了易老师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中国的信仰问题。

我们同意易老师中国没有宗教信仰的论断，因为除了中国的道教是本土产生的宗教之外，所有的宗教都是外来的，而中国的道教本身并不是文化进化的产物，东汉末期道教的产生比老子《道德经》的成书的春秋时期大约要晚600年的时间。其中文明形质和社会制度的变迁已经是翻天覆地的了。中国道教的生成与其说是文化延伸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专制社会制度和政治斗争的结果，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宗教信仰根本不是一种文化的必然，而只是专制制度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总之，中国的宗教缺乏文化的必然性而具有社会政治的依附性，与西方宗教的文化性质是有很大区别的。作为三国问题的专家，易老师一定非常清楚张道陵五斗米教的免费医疗和曹操封张天师的历史，并能从其中分辨出什么是经营活动和什么是政治活动，而难以找到真正宗教痕迹。所以，易老师会得出中国没有宗教信仰的论断。

中国没有宗教信仰并不等于没有文化的信任，相对与宗教信仰的外在，文化的信任属于人类思想的内在。中国文化存在深厚内在的文化信任——道德，这种文化信任深深植根于民族灵魂之中的对于道德的尊崇和坚守导致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实行着对于整个民族完整和健康的“无为而治”，从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最基础内容。

老子《道德经》云：“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万物生之于有，有生于无”，“为无为则无不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道，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我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这是老子构建的中国依托认识自然规律一个完整的道德信任体系的简单归纳描述，是中国文字前数千年形成的文化成果。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完整的文化体系中建立了非宗教和非主观形式逻辑的自然生成的文化信任。在中国的文化信任从来就是主客观互动“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是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通，道乃久，殁身不殆”的真实理性。这就是易老师所崇尚的“大聯盟實行‘雙首長制’”和曹操极为欣赏和向往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社会文明的文化信任和文化基础。这个文化基础甚至在文字形成之前就已经自成体系而实施着对于中华文明深入完善的坚实的文化支撑，至今这个文化基础因为其能量第一性的自然科学性质被钱学森先生定义为“将决定将来科学发展”的前科学体系。被称为“人类良心”的俄罗斯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在看了《道德经》之后评价道：“老子学说的本质就是基督教学说的实质所在。”基督教是宗教信仰，但《道德经》从来也没有被视为宗教，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秦始皇形式逻辑思维为基础的专制统治不能容忍自然生成的天道文明凌驾于他的权威之上，所以这个文化基础在秦始皇时期被秦始皇深恶痛绝，以致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政策造成整个社会的严重内伤，进而导致了秦朝的顷刻瓦解。经过专制制度的秦汉的反复摧残之后，中国的天道文化基础实际上已经转入地下，而儒释道的宗教信仰实际上是填补中国文化信任空缺的一种扭曲的文明现象，在秦始皇以后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虽然被易老师定为“文明史”的阶段，但是文化的纠结，梁启超批判的“只知朝廷而不知国家”儒家文明在实际上扭曲着中华民族的信任，让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现在我们要解决的不是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要恢复中华文化从玉石文化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文化信任问题，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被褐而怀玉”的“反朴归真”的问题。

信任被扭曲，宗教信仰被强奸，文明形态浮华虚伪，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处于“江湖之远”，中医被屡遭否定，西方文化轮流坐庄已经把中华文化分割成无数的“期”、“段”、“学”和“主义”，现在又受到易中天老师和汤一介国学大师等著名学者的不断地作“源起”和“分水岭”的界定，更使得曾经连续自然生成的中华文化（cultural）被所谓的专制统治的人为选择过的中华文明（civilization）再一次受到当今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百般折磨。

是金子总会发光，“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也”，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道家思想在全世界关注的形势下已经还其自然科学的真实并实现了与现代科学对接，已经避开了中国本土上各种权贵利益的形式逻辑思维的干扰，完成了至少从玉石时代开始的5000年以上的无链条恢复。

因为这篇文章是在《中医启示录》和《破解东方神秘主义·‹道德经›真注》出版之后写的所以在写作时只是做一些结论性的论述而不作具体论证的展开。要想得到相关的进一步的具体论证读者可以阅读笔者所写的《中医启示录》和《破解东方神秘主义·‹道德经›真注》书籍和《在自然能量的聚焦点实现全人类思想文化的终极和谐》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