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类不同思想历史时期

3.8 轴心时代 物质与人文的结晶

思想并非空穴来风，空中阁楼，天才与哲人凭空之作。而是社会物质生产与社会人文互相激荡的产品。在巫术、宗教与哲学的???接续中，有一段时代闪现出非凡的智慧光芒，这就是所谓的“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此时期约为公元前 800 至 200 年，是人类精神基础几乎在全球独立地同时奠定之时期。古印度的佛教与婆罗门教哲思，古中国的儒家与道家，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希腊的早期哲学，犹太的先知运动，均在不同文明区域独立生发，形成跨文化的思想觉醒。

为什么这些伟大的哲人，以及他们的思想不在此前或之后，或分别出现，而是在同一时期出现，他们彼此之间并无相互关联，以当时的交通与物质流通技术，他们彼此无疑是毫无关联的，不可能有任何思想上的联系或相互影响。他们唯一的关联就是他们基本站在同一社会物质生产基础水平之上，这是最重要与唯一的关联。

这一时期各大文明区域社会生产力水平基本一致。社会生产状况，农业基础稳固，铁器工具的普及极大提高了土地开垦与耕作效率，水利灌溉和改良耕作制度增强了农业产出。手工业与分工发展，青铜向铁器的过渡，出现冶炼、纺织、制陶、制盐业，形成专门化的手工业群体。跨区域贸易与物质流通逐渐成型的，商业与交通繁荣。这些社会物质生产与流通的出现与发展都有利于人口的发展与大规模聚居，带来大小城邦的出现，也带来大规模的战争与混乱。社会群体的增大带来秩序与法律的变革，也提出了社会的管理，道德，伦理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在催生与呼喊新的思想。

物质生产的进步为了人文思想的繁荣提供了基础。这一时代恰似“思想的轴心”，在各文明广袤的时空间震荡出共振。中国战国“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兴起，强调伦理、政治、社会秩序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的繁荣与当时“礼崩乐坏”、以及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是生产力提高与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印度吠陀宗教向哲学化发展，产生奥义书思想，强调“梵我合一”、灵魂解脱。佛教兴起，反思祭祀传统，提出人人平等、慈悲、戒欲等理念。而希腊从神话思维走向理性思维，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探讨政治、伦理、科学和存在本体。自然科学与逻辑学萌芽，推动理性精神。一神教诞生，强调一神信仰与道德律法，推动后来的基督教思想。这些思潮发生地虽相隔遥远，却都在在反思或批判，追踪索源，回望历史或思考未来，这是人类思想第一次在共同轨迹上同频共振。

雅斯贝尔斯形容，这是人类首次“意识到自己是现在这样的存在”。这一时代孕育了全球主要宗教哲学传统的群起建构，为后世文明提供理论支柱。如果把人类思想史比作河流，这一时期便是人类思想史第一次最激越的一段浪潮，翻滚出最绚丽的浪花。它不是孤立的思想觉醒，而是文明同频大合唱，是理性、道德与自觉共舞的起点。

为什么这些思想在同一时期集中出现？一方面，城邦形成与贸易网络扩张，促成文明内外交互；另一方面，政治动荡与社会不满，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宗教、伦理与统治合法性，寻求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也即是最大利益的社会基础，哲学在晦暗间摸行并最终在引领思想的航向。社会复杂化，旧结构无法适应新变化，必然催生思想突破，一种内在逻辑与共识的张力在各文明中孕育出来。在此之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靠的是感官的体验与摸索，经验的积累。尽管各文明区域由于区域环境各不相同，社会物质生产各有侧重，然而生产的进步靠的都是感知经验累积，手段的一致与方法的雷同，进步与结果也必然在轩轾之间，这既是各大文明区域进入轴心时代的共同物质基础，也是同时到达的根本原因。在此之后，有的文明将思想凝练出慎密严谨的思想方法，成为解析社会的工具，逐渐成为社会人文思想与物质生产进步的主要关键手段与驱动力，由于思想方法与目的的不同，各区域文明也必然走上不同的社会方向与道路。轴心时代思想的兴起也预示着，思想将跨越感知与经验积累这一人类早期的生存手段，最终成为人类文明新的轴心。

在那时代的暮光中，文明河道奔涌，一道道思想的轴线闪耀其间，生命与精神第一次交握成世代之光。它们如同晨曦中的回声，让文明第一次“看见了自己，也看见了未来”。
在那时代的洪炉中，人类思维被炼化——儒家的礼、自觉的佛，道德律令的先知理想，以及不朽智慧的希腊哲学皆暗暗回响，直至今日依然从其熔岩中汲取力量。
在那思想共振的轴心之年，文明河道分流，却在智慧的涌动中交汇——人类今日今时所思、所信、所追问，都可溯源于那道时代涌动的涛声。
在那思维归拢之际，世界听到理性的轻吟，它们如同晨曦中的回声，文明在窥探地平线远端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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